日本负罪感一议

张树亭

读罢《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何方先生的《我看日本与中日关系》,感慨颇多。

我很认同该文对日本对外侵略是“民族犯罪”的观点。众所周知,早在中国明末,日本统治集团就开始向国民灌输“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必须开拓生存空间”的观念。至清末甲午战争之际,这种观念已成为日本国民的主流意识。1931年占领我国东三省后,中国国土占领之容易与中国矿产资源掠夺之轻易,使“尽快征服全中国”的理念成了全日本国民的决心,并冠以“大东亚共荣”和“大东亚圣战”之美称。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腹地时,日本全体国民侵略扩张的情绪上升至空前狂热的程度:父母送子妻送夫去当兵、财团捐资购买军需、知识阶层奋力鼓噪“圣战伟业”、青年女子包括一些在校读书的学生看到男子能上战场“为国立功”,而深为己是女身不能为“圣战”尽绵薄而惭愧、遗憾,于是主动申请作随军“军妓”。正是在这种全民高涨的热情支持、鼓舞、激励下,战场上的日本兵作战更加“勇敢”“顽强”。于是,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失守、南京沦陷、武汉告急⋯⋯一份份战场“捷报”或如实、或放大反馈回日本,又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民多生产、多贡献,全力支援前线“圣战”的积极性:东京等日本大城市几乎家家户户是生产军需用品的工厂、作坊。1944年美国轰炸东京,主要目的就是摧毁那些大大小小的兵工厂以削弱日军的后方兵器补给,但收效甚微:白天炸完,各家各户夜间又开工。后来,美国才决定使用原子弹。由此可见,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不是一场全国动员、全民参与、万众一心的、不折不扣的“民族犯罪”是什么?既然如此,战后半个多世纪来,日本为何未能如德国那样有着深深的民族负罪感呢?原因固然很多,比如远东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罪行未能像纽伦堡特别军事法庭对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罪行清算得那样彻底,美国出于对抗“共产主义阵营”欲让日本做马前卒的战略考量,而对日本有意袒护等,但犯罪国所处的周边环境不同,也是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犯罪主体的认定。欧美人将“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与支持德国对外侵略的德国人民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德国法西斯的胡作非为,既是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的罪行,也是整个德国民族的犯罪。故二战结束后,德国周边国家对德国是一片“民族犯罪”的指责声(其实,在德国对外侵略战争的中、后期,德国国内有不少反战团体多次组织刺杀希特勒,比如著名的冯·施道芬堡),尽管如此,爱因斯坦还是愤怒地说: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都不可原谅。而日本周边国家——不去说朝鲜、韩国与东南亚等国,只说对日本影响最大、受日本侵害最深的我们中国,却把“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与支持日本对外侵略的日本人民作泾渭分明的切割、剥离:1972年中日着手邦交正常化时,就有“作恶的只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整个日本人民其实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的说法。

二是对战争赔款的认识。欧美人认为:战争赔款,天经地义。因而他们对德国的战争赔款一分不饶,即使后来与德国建交而成为友好国之后。而中国却截然相反:还是在1972年中日着手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基于“整个日本人民其实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逻辑,说“如果我们坚持日本赔偿战争损失,那么这笔负担也会转嫁到日本人民头上”,于是郑重宣布:彻底放弃、一分不要。

几乎是常识:对于罪犯,只有让其知罪,才能让其认罪。只有让罪犯得到其所应得的惩罚,使其在所得惩罚的精神、心灵乃至肉体的各种痛苦中,其才会反省自己的罪行,才会扪心思罪、低头谢罪。俗语“千夫所指,不病也死”,可见舆论对人之心灵的压力之大。正因此,德国整个民族在外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加之在巨额战争赔款的阵痛中,不断加深对侵略战争罪行的认识,从而不断向被害国赔礼道歉,直至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德国民族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而日本,由于主要受害国中国的怜悯慈悲、宽容大度,就没了那个条件:耳边没有强音谴责;(其他亚洲国家未像中国,无疑,中国若发声,最强)身上没有割肉剧痛。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给被害国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规定了赔偿份额,由于中国在所有受害国中受害时间最长、受害范围最广、受害程度最深而被裁定获得的赔偿份额最多,尽管如此,也没有真正反映出中国遭受损失的实际情况。于是他们也就如“没事一样”,脖子越挺越硬、头越昂越高:一任又一任总理、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一次又一次在联合国里跟随美国对中国人权横加指责。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日本民族负罪感的缺失,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观念保留了丰腴的土壤。多年来,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亚洲各国不断施加压力,但还是有那么多的后来者前往拜鬼。不少人奇怪:那些政要怎么对军国主义战犯那么有感情呢?数年前,日本原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访华时,中央电视台做“高端访谈”节目,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对方回答:中国人民应了解、理解日本的政治生态。在日本,谁对靖国神社表示敬意,谁就能得民意、得选票。记得好像还流露出相当比例的日本人认为那些战犯是“为国捐躯的英雄”的意思。从政客的政治实用心态——一切为着“票箱”推断,对方的话至少相当部分是真实的。在日本的这种政治生态下,他们能对战犯产生正确的认识吗?

由此可见,何方先生看得很准:以“村山谈话”为标志,日本统治集团和广大国民的主流意识已经画上了句号。2016年的“安倍谈话”表明,要让日本再往前进已无可能。

由此还可看出:村山、河野两位总理能对侵华战争认识到那般程度,能对中国人民低头道歉——尽管极其有限,却根本无法与德国总理勃兰特相比。要取得中国和世界人民的信任,不仅需要正义、良知,更需要胆识、勇气!■

(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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