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红军长征的原因

景玉川

 

读了《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张鸣的文章《我看红军长征的原因》,很受启发。中央红军之所以长征,张文从政治模式与经济危机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除此之外,我想补充两点:

第一,从“富田事变”开始的肃反运动,大大地损伤了苏区的元气,损伤了革命根据地的军心、民心。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和对二十军处置后,全国各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高潮。短短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AB团”,2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

中央苏区所处决的7万多“AB团”,大多是苏区军队与地方优秀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是精英人物。如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李文林、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军长肖大鹏等。有的县一连九任县委书记,因被诬为“AB团”而遭处决。陈正人在“富田事变”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他妻子彭儒的弟弟同样不能幸免。胡耀邦、邱会作等则由于当时年纪小,因为偶然的原因分别临时被顾作霖、周恩来保护下来。抗战中率领两个保安团,孤军坚守庐山、名重一时的杨遇春,曾是红军独立师师长,因家里亲人连遭诬陷,财产被剥夺,才投向国民党军……苏区残酷的肃反,搞得人人自危,使根据地充满恐怖气氛,至今在赣南、吉安、赣北修水一带仍然可以见到当年留下的“打倒AB团”“消灭社会民主党”的大标语。这样的红色恐怖自然会动摇军心,削弱部队战斗力。所以《AB团与富田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作者戴向青、罗惠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央苏区调查时,苏区的群众对他们感叹说:(当年)共产党是自相残杀,被自己打败的。这使人想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如果不是及时刹车,后果很难预料。

至于张文所谈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原因,张国焘所言未必确切。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长征缘于仗打败了,不走不行。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仗打赢了,其实可以不走。苏区财政困难,是由于过左的政策造成的。川陕苏区物产丰富,地形易守难攻,回旋余地大,比陕北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好多了。如果能注意调整政策,财政问题是不难解决的。2011年我去川陕苏区巴中、通江一带,当地党史专家言:红四方面军根本不应该离开苏区,其长征是一错误决策。

第二,如果说苏区内部大规模肃反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内部因素之一的话,那么,国民党围剿方法的调整则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外部原因之一。

由于几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不得不改变策略。除了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外,他还接受幕僚的建议,推行“交通清共”、“筑路剿共”,此举取得了很大成效。1981年出版的《江西公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记载了这一历史,该书特设《在“围剿”战争中突起发展的江西公路》一章,以较多的篇幅详叙此事。

1931年,熊式辉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亲历“剿共”战役,深感“剿共工作失利,往往因为交通隔塞之故”,“为便利军事上的动作计,对于公路的修筑是刻不容缓的”。因此,熊上任伊始,就大力推行“交通剿共”的政策,将“强制筑路”列为江西施政的六大方针之一。

1932年一年间,全省修筑公路1022公里,“军运显见其利”,蒋介石大加赞赏。不久,即在汉口召开苏、浙、皖、赣、湘、豫、鄂七省公路会议,展开更大规模的兴修“围剿”公路活动。

国民党当局的“围剿”公路,在短短三年中(19323月至1934年底)基本完成,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因而增添了获胜的筹码,给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带来极大的压力与不利,加速了“反围剿”的失败和红一方面军长征。

1934年红军长征北上后,由于红军游击队仍在坚持斗争,所以“围剿”公路仍在进行,但已进入收尾联网阶段。至1937年,江西全省83个县(当时行政区划数)有75个县通了公路,以南昌为中心的全省公路网基本形成,四邻六省的省际公路也已接通。

我家乡星子县通往九江与德安的两条公路(九星公路和星德公路),就是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时修筑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所在地海会寺与白鹿洞书院,离星子城不过10公里。

我只是个党史爱好者,由于孤陋寡闻,好像无论官修党史与专家的私人著述,在论及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红军长征时,都未谈到江西“剿共公路”一说。如果真的如此,希望在有关书中,能补充这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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