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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遭遇


  《炎黄春秋》编辑部:

  拙文《两张大字报和四份判决书》,终于发表在《炎黄春秋》2015年的第5期了。我无法形容感谢的心情。

  我1945年8月出生在一个世代教书和行医的家庭,生不逢时,土地改革时,我家被打成了地主成分。我的祖父、父亲、二叔父、满叔父、大姐夫、祖父的亲家共6人被枪杀或瘐杀。还有曾祖父的一个姐姐和姐夫也非命而死。土改、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同时进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三面锣鼓一起敲。"8位亲人死于"三面锣鼓"时期,30年后(1980—1982),7位被追认为革命老干部,可见毛泽东时代冤假错案之多。此外,还有很多亲人(共24名)也获得政府发予的"离休老干部证书",但他们都经历了九死一生。

  我的家乡——高州县根子乡,人口稠密,土改时,单我村就被打死和逼死了9人,该9人全是最善良而又最能干的劳苦农民。全乡当时约4万人,被打死约50人。以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的10%来计算,应有4000人,男性则有2000人。但从1951年冬天至1976年毛泽东死去,25年间,2000名地主富农(连同子孙,下同)没有一个人能娶到老婆。到1979年为止,28年了,4000名地主富农,经过30年的繁衍生息,只剩340人。我的邻县电白县观珠乡塘背村,单1952年至1954年,49名地主(该村没有富农),就饿死了32人,失人率占65.3%。

  1966年至1972年,我家乡的五类分子(主要是地主富农,下同)日间要挂牌,夜间要锁门。地主富农的住房非常少,男女老少被锁在一个斗室里,终夜不能动弹。

  1968年3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坚决不准右派翻案》。这里的右派,不是单指1957年正式戴帽的55万右派分子,而是泛指"公安六条"里面所指的22种人。我和林煜谟不知情,1968年3月25日写了要求翻案的大字报,刚好撞在枪口上,结果被判了重刑。毛泽东历来就不准广大臣民鸣冤翻案的,即使不发表这篇文章,翻案者也难逃厄运。紧接着,湛江地区(当时的湛江管辖现在的湛江、茂名、阳江三地区)在海康县召开了有各县和各公社第一把手参加的"坚决反击右倾翻案妖风"会议。于是紧接着,电白、阳春、阳江、海康、廉江等地对地主富农大开杀戒。我所在的高州县杀得比较少,只谷丁、马贵两公社杀绝了地主富农,次为长坡,没有杀绝。根子公社杀人更加落后,只杀死和逼死约28人。我如果不是被捕入狱,肯定难逃死难。

  1979年9月22日,我获释出狱时,监狱一个女狱官只给我26元路费,就打发我回家。我从粤北回到粤西,只剩4角钱。家中只有14平方公尺的简陋农舍,早已积尘盈尺,鼠洞到处可见。我是天下第一穷汉,因为任何一个国人,倾其所有,都不止4角钱的身家。但乡人都知我的冤情和性情,没有人歧视我,第四天,我便娶到时年21岁的女子黄云湘为妻。由于太穷,岳父又反对女儿嫁给一个集地主子、劳改犯和穷光蛋于一身的人,我只好带着妻子外出流浪。到了广西北海市的街边,蹲在街边为人书写对联为生。我写的字本来不错,2003年参加北海市书法比赛还曾获奖。但2013年3月1日,突患中风,右肢震颤,写字的功能一泻千丈,再也不能写对联了,这是最大的损失。

  连续几年来,《炎黄春秋》发表过多人的多篇文章,说公社化全国饿死人的情况,有说饿死了3700多万,有说只营养性缺乏只死去250万。论者甚至说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夸大了事实。管怀伦先生则在《炎黄春秋》说广东省无灾荒,言下之意是广东省没有人因饿而死。邵正祥先生说饿死了9600万人,很多人说他言过其实。我村在1958年10月1日成立了公共食堂,1961年4月1日解散食堂,3年零6个月里死掉了17.44%的人,而没有一个人出生。我写了一部纪实性章回小说,取名《痛史馆》,全书约74万字,书中简述了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的痛史。在《痛史馆》一书中,我对17.44%饿死者深表同情,把他们的姓名、死龄、成分、性别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很多人都笼统地说饿死了三四千万人,实际可能远远不止此数。

  我把这本书寄给编辑部,作为史料留存吧。

  陈 焯   

  2015年5月6日鞠躬■

  (责任编辑 冯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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