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仕途乖蹇之谜

李 钧

         
                        严复


  林纾在祭严复文中曾说,严复当年在英国求学时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等同窗数载,归国后,伊藤博文所学成大用,而严复则至死不过是一个“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的空衔闲职。这常使后人为其抱“怀才不遇”之不平。但追究严复生平,他并非没有机会“一试其长”。之所以仕途坎坷多艰,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打开严复仕途乖蹇之谜,不仅对研究晚清社会政治思想具有价值,对确立现代知识分子价值本位也具有参考价值。
  
一、郭嵩焘的“知遇之恩”

  严复1854年1月8日(清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初十)生于福建侯官阳歧。严氏是中国传统的“官宦之家”。但从其曾祖开始弃儒从医,其父严振先则以仁义精术有声州里间。严复早慧,幼得故乡高士、五叔祖严昌和福建宿儒黄昌彝调教,颇得中国文化根基。然而不幸的是1866年福州流行霍乱,其父严振先是年六月被霍乱夺去了生命,此时严复只有十二岁,孤儿寡母苦苦支撑。
  1866年春天“中兴将军”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他上书清政府创办福州船政局以培养近代海军人才,并保荐林则徐之婿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在得到清政府批复后,这年冬天,沈葆桢即奉旨在福建创建船政并在当地招收英少。因为学员是官费,并且可得些银钱补助家用,因此严复决定前去应试,成绩名列前茅,深得沈葆桢赏识,遂于1867年春入马江船政学堂习海军。
  为培养洋务人才,曾国藩、李鸿章从1871年始实施“派遣留美幼童”计划。沈葆桢受此事启发,于1872年提议清政府向英国派遣海军留学生。清政府同意并拨专款后,1876年底,严复等12名学生赴英国深造。他们于1877年5月11日抵达伦敦后,严复与方伯谦、萨镇冰、林永升、叶祖、何心川等6人先期考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严复在伦敦结识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郭嵩焘。1878年2月2日是中国农历春节,严复六人至中国使馆给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拜年。据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记载:“严宗光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等,可见严复一开始就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六岁,但这没有妨碍他们的交往。后来郭嵩焘与严复“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勿休”,郭嵩焘甚至时邀严复“小酌”或“晚酌”,可以说郭氏对严复的才学大为激赏,二人遂成忘年之交。1878年夏天,严复完成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最终考试,郭嵩焘此时已兼任中国驻法公使,便携严复等同赴巴黎参观世界博览会。二人回国后也时常书信往还。
  郭氏因受保守派攻击,驻英仅一年半即被迫奏请辞职。清政府改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继任驻英法公使。但直至1879年1月25日离开英国,郭嵩焘一直恪尽职责忠于其事,包括认真做好留学生安置事宜。他在广泛征询校方意见的基础上,给所有海军留学生写出评语和推荐意见。他认为刘步蟾、萨镇冰等均成绩优秀,已能胜管带(舰长)之任;而严复学识特优,“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遂照会英国新任外相沙里斯百里,请他安排刘步蟾等五人在一年学习期满后上舰实习,而严复则继续留校研习,“俾于返国后担任教职”。得到英方同意后,郭又照会英国外交部和海军大臣感谢他们对严复的关照。不仅如此,郭嵩焘甚至“致函枢近某公: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当此语。”其中不乏希望清政府破格任用严复的意思,当然也暗含对曾纪泽等人的影射。没想到此举给严复后来的仕途留下了隐患。
  郭嵩焘这种开放型的官僚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派,甚至被保守派视为“异端”,因此就难为传统“主流”派所容。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称:“他(郭嵩焘)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王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运的日记还写道:‘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作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直到1893年郭嵩焘卒,也没有再被起用。
  郭嵩焘因其思想超前而“谤满天下”,他举荐的人也一样受到排挤。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丹崖)对郭氏给予严复的高度评定和举荐皆“不采”;曾纪泽则因为严复议论他“天分低,懦惮事,于使事无稗益”,而对严复极为不满。1879年8月9日,已返湘乡的郭嵩焘得读曾纪泽出使日记,日记中讥讽郭嵩焘之处“凡数端”,其中就有“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郭嵩焘不得不承认,曾氏所言“虽属有意相诋,而犹近事理。”郭嵩焘8月28日的日记也记道:“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矣。”其实郭嵩焘也早就发现了严复的这一性格缺点,曾在日记中说:“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亦念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后来严复的命运似乎被郭嵩焘一语成谶。
  
二、与李鸿章交恶及科考梦想

  1879年8月,因福州船政局急需教习,严复取消预定的一年实习提前回国。同时回国者还有刘步蟾、林泰曾等五人。严复回国后便应船政大臣吴赞诚之聘,回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正是这年冬天,对严复极为赏识的沈葆桢谢世,这对急于建功立业的严复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失去了一位仕途上的“领路人”。
  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落成,由吴仲翔任总办。严复的朋友陈宝琛将严复引荐给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再由张推举给李鸿章。李鸿章“伟其能”,破格聘任28岁的严复为“总教习”,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长”,也算是“重用”吧。严复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年服务北洋水师的经历。
  应当说,严复得遇“实力派”李鸿章,有了一个新“靠山”,可能会有更快的发展。但严复的性格又一次妨碍了他的大好前途:“李鸿章尝示意其执称弟子,而先生勿屑也。”因此,李鸿章也就不把他当作嫡系。此其一。其次,曾纪泽到英国后就对严复表示出了一种恶感,其出使日记在国内广为传读,极有可能将此感受传达给了李鸿章。以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师生关系,曾纪泽的话不可能对李鸿章没有影响。第三,1885年4月,李鸿章与法兰西公使会谈于天津,处理中法战争善后事宜,却被广东税务司德璀琳欺骗,“皇遽定约。言者摘发,疑忌及君,君亦愤而自疏”。以严复的狂傲性格,当他看破现象的时候,很可能会口无遮拦地说出来。因此,他是一个“明察秋毫”的智者,却不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官场上的幸运儿。因为在中国政界有一个不证的规则,即“为尊者讳”,这种“误会”在官场上是致命硬伤,恐怕时间也难以合。中国人又讲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一个下属不能过于聪明。想一想曹操杀杨修,也许我们还可能会觉得李鸿章“开明”呢!
  中国历代官吏升迁与任免中,格外重视“师生”之谊。严复既然不愿做李鸿章的“门生”,那么也就怪不得他老人家“不预机要”;何况李鸿章毕竟是个传统官僚。
  严复也意识到与李鸿章的关系不会再深入发展,因此他觉得“求人不如求己”,与其做李鸿章的“门生”,不如直接做“天子门生”。严复从此开始了科举之途。1885、1888、1889(恩科)、1893年四次参加乡试,但均名落孙山。1898年光绪帝为变法又开“特科”招集人才,严复又一次应试。吴汝纶劝他说:“特科徒奉行故事,不能得真才。得矣,亦不能用。愿执事回翔审慎,自重其才,弗轻一出也。”但是严复急于用世,不听。果然,随着变法失败,特科作废,严复参加特科考试也成了笑柄。严复通过科考功名进仕途的梦想与实践到此为止。也就是说他一直没有逃出“武学生”(武夫)的身份,没有被时人看作是由“士”而致“仕”的“文明人”,因此也就不被重用。直到1909年,詹天佑与袁世凯共谋,赐十九位留洋学生以“进士”出身,55岁的严复列名其中,但此时的严复心灰意懒,对“功名”已没有多大的兴致。
  
三、“舆论动天听”:另一条终南捷径

  李鸿章这个“靠山”靠不住了,科考梦想破灭了,严复此时找到了另一条“终南捷径”:通过办报纸与发表文章“上达天听”。19世纪90年代,变法风声潮起,尤其是甲午之战使思想先驱者认识到,仅仅是器物的变革是无法救中国的,因此维新人士主张政治变革以救中国之“陆沉”。“西学”出身的严复也投入到办报之风中。
  1895年严复一口气在《直报》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1897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写下《论中国教化之退》、《有如三保》、《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等文,开始发愤译介《天演论》并作《拟上皇帝万言书》。此举果然引起了光绪的注意,严复1898年应诏陈言,但应光绪约誊抄上呈的“万言书”却“为大臣所嫉,格不得上。”变法失败后,不仅没有得到“圣主”的重用,反而险些因之陷于牢狱之灾。
  不仅如此,他“舆论动天听”之举却无意中切断了他仕途上的最后一条退路。严复“非孔”“非君”、反对愚民政治、反八股文以及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等激烈的“异端”思想,颇令士大夫侧目。尤其是1895年3月13、14日在《直报》发表的《辟韩》一文,对韩愈《原道》所宣扬的圣人观、君主观、臣民观及其愚民政治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番“非君论”和人民本位论显然与主流意识形态南辕北辙,因此“鄂督张公之洞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命孝感屠君守仁作《〈辟韩〉驳议》”进行反击,后来在朋友郑孝胥的调解下才作罢。严复一年前还盘算着投奔“香帅”,认为张香帅“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现在不仅李鸿章“不之近”,把个“香帅”也得罪啦!
  严复的“舆论动天听”计划里,除了在报章上发表“策论”外,还有一张王牌就是译介西学名著,这一招可以说是舆论界其他人士无法做到的。1897年译好了《天演论》,严复请“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吴汝纶作序。请吴先生作序,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是“桐城派”最后掌门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位“吴挚甫京卿”近在皇帝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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