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好文艺的皇帝多败国

官伟勋


  历史上,凡笃好文艺并有卓越成就的皇帝(包括一些没正式当上皇帝但几乎当上皇帝的),不仅政绩都不佳,而且大都弄得国破身亡“不得血食”。
  汉灵帝刘宏,“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召纳许多“能为文赋”擅长“尺牍及工书鸟篆者”,并待制鸿都门下,“无行趋势之徒”(一些品行不端趋炎附势的家伙),“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这位汉灵帝,因为好文,所以也特会玩,“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他自己则“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躬自操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在他统治时期,宦官专政,党锢之祸复起。因国库空虚,为了弄钱,公开标价卖官。不够,又把天下田亩增税十钱,兴师动众,大修宫室,终于激发了黄巾起义。东汉之亡已无可避免。
  东晋末,刘毅与刘裕争帝位。“刘裕素不好学”,刘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宁远将军胡藩曾问刘裕:“公谓刘卫军(即刘毅)终能为公下乎?”刘毅最终肯在你之下?裕默然。问胡:你怎么看?胡藩说:“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毅以此服公。至于涉猎传记,一谈一,自许以为雄豪,以是缙绅白面之士辐凑归之(车马盈门)。恐终不为公下。”刘毅身边聚集了那么多“白面之士”,一个个都以能谈史咏诗自豪,但却缺乏办实事的能力,缺乏军事指挥才能,结果刘毅被刘裕彻底打垮,刘毅深夜投奔牛牧佛寺,要求避难。该寺因当年曾窝藏刘毅的政敌桓蔚,老和尚被刘毅所杀,所以和尚们怕再受牵连,不敢收留刘毅。刘毅叹道:“为法自弊,一至于此!”上吊死了。
  最典型的应数梁元帝萧绎。此人好读书好到入迷的程度。自己读累了,让侍读替他读,他听,昼夜不断。歪在榻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书。侍从见他已入睡,念的不认真,念错一句,他会立即惊醒:“不对吧!”他写东西不打草稿,援笔立就,自称:“我深于文士,愧于武夫!”大军压境,城破在即,他还召集大臣上课,给他们讲《老子》。眼看城破了,伤兵哀号,尸体遍地,他还要求大臣每人即景赋诗一首。敌人攻进来了,他不忙于组织抵抗,而忙于烧书,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他不怪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反而怪书本!
  隋炀帝杨广,史称“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善长文学,不想让任何人超过他。他“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当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朕与士大夫高造,亦当为天子矣。’”意思是,人们都以为他是靠继承父皇之位,而当上皇帝的。其实我就是跟天下文士比试,也会是天子的。他善于作文章,还会写诗,酷爱著述。大业十一年正月,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史书上说:“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20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蒲博(古代一种博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31部,万七千余卷。”他爱著书,还特爱书,搜集很多善本,“于观文殿前为书室14间,窗房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绵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杨广要去书室时,宫人执香炉,走在前面,踏着机关,二飞仙就下来把帐幔收上去。“户扉及厨扉皆自启”,杨广出来时,“则垂闭如故”。瞧,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我们这位历来倍遭唾骂的杨姓皇帝已经在搞自动化了。
  宋徽宗赵佶,擅长书、画、乐、舞,能文章,传有真书及草书《千字文》等。“绘画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工花鸟,相传用生漆点鸟睛,尤为生动。他广收深山的奇石,江湖中的异物,抢占天下名贵花石树木,称“花石纲”。为运这些奇石珍竹果木,毁桥梁,凿城郭,不知糟蹋了多少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铸九鼎,用掉22万斤铜。铸成后,饰以黄金,建九座大殿安放,称九成宫,他亲自著《九鼎记》以记载这一“盛事”。
  公元1335年,元顺帝看到宋徽宗的画,一再表示赞赏。翰林学士库库在旁说道:“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元顺帝问何事?库库说:“独不能为君耳。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他非所省也。”
  库库的批评,看似苛刻,实际上很中肯。隋炀帝与宋徽宗的悲惨结局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南唐二主李、李煜,史称“多才艺,好读书”。李,“善容止,器守高远,性宽仁,有文学。”李煜“能诗文、音乐、书画,尤以词名”。他那些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流水落花人去也,天上人间”!千百年来倾倒了多少文人雅士!可惜他“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所谓牵机之恨,是指他被宋俘虏后,被迫服用了牵机药,死前在床上,肚子疼得脑袋连连碰膝盖。
  爱好文艺著名的还有唐玄宗,他酷爱音乐舞蹈,会作曲,培养出无数文艺尖子。“梨园子弟”中的“梨园”二字,就是来自他的作为。其他爱好文艺出名的还有刘裕的儿子庐陵王义真,“警悟爱文艺,而性轻易”,与谢灵运为密友,被司空徐羡之杀了。还有北朝秦王兴的太子泓,“性宽和,喜文学,善谈咏,而性懦弱”,被晋抓到建康,跟他老婆一块“被斩于市”。
  明人,《谷山笔麈》的作者于慎行,有如下分析:“人主之好文章书画,虽与政理无裨,然较之声色狗马,雅俗不同。且从事文墨,亦可陶冶性灵,简省嗜欲,未必非养身进德之助。”这分析有道理。接下去他又说:“自古兴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经训,劝学崇儒,如汉武唐宗是也。败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艺,善画工书,如陈叔宝,李煜是也。然使陈、唐二主留心国政,忧勤万机,即耽精文艺,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万事不理,而一于流连光景,弄笔染翰,与雕虫之士争短于尺寸,斯其所以败耳。”中肯,但难以做到。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国家之事太多太复杂,罄尽全力尚且未必做得好,况且生活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需要学习研究的新问题很多很多,如再“耽精文艺”,对诗词对书法或绘画精益求精,是很难两全的。要吟出一句好诗,谈何容易?“为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贾岛为了“僧敲月下门”,是敲好?还是推好?骑在驴上,自言自语比比画画,费了多大的劲?老那么琢磨,能不误正经事吗?
  当然,业余时间有些此类爱好,不刻意求精,不主次不分,倒也确实不失为陶冶性情劳逸结合的好方法。
  其实,好学的帝王也并不少,“周公朝读百篇书,夕见七十士”;宋太宗“开卷有益,不为劳也”;康熙“手不释卷”,“至于咯血”;曹操、李世民也都是好读书的人,怎么没亡国呢?李世民有段故事很说明问题。
  唐贞观十二年,著作郎邓石隆打了个报告,建议把李世民发表过的言论搜集起来出个集子。李世民说了下面一段话:
  “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是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不同意给他出专集。
  看来,以上种种,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把德政放在第一位?还是与天下文士争短长,把个人耽精文艺放在第一位?简单点说就是:是为政而好文?还是为文而好文?
  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里有段台词:
  “读书人总是这样舍近求远,当他一心研究怎样可以达到他的志愿的时候,却把眼前应该做的事忘了!”
  颜习斋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恕谷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
  这些话,都是针对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读书人都把精力放在钻故纸堆上、不顾国家衰亡人民涂炭而说的。如不把它绝对化,不误以为他们在提倡读书无用,而了解其精神实质,这些见解都是很宝贵的。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可能在个别方面有大成就。热衷文艺的专攻文艺好了;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就专心致志于治天下好了。务求兼得者,怕不利于国也不利于己。不过,说服文艺大家不去谋权,大约容易些。就是他不服,这种人大致也弄不成。碰两下钉子他也就服了。但若说服后者怕就难了。
  隋炀帝在那个时代就能编著那样的《百科全书》,还能搞自动化,实在难能可贵,人们在推翻他的王朝否定他在政治上的某些方面时,连他开大运河,和在著述上的成就也给否了,甚至给毁了,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
  对历史,该接受的教训一定要接受,该肯定的,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应该予以肯定!
(责任编辑 致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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