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

高王凌

  在历史学界,近三百年历史常常被分作三段:清史;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兼修的学者很少。像我这样只修一头一尾的,也不多见。比较多的,是从清代进入民国,或由民国转入当代。

  我的“一担挑式”选择,全神贯注于前面一头,而内心关切却在后头。它也成就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当代的“昨天”,不在民国,而在清代。当然,这主要是就经济史而言。

  至于当代农村变革,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营制度,即与“包产到户”有关的土地制度、经营体制等问题;一是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带有很强的技术性。

  

一、同样遇到“人口问题”

  从历史观察,在18世纪的清代,“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个,恐怕就非人口问题莫属了。

  公元18世纪之初,康熙皇帝发现,国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预筹安养之策”。这就展开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集中表现在18世纪头50年中,政府连续给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时期,中国“人丁”只有两千数百万,到乾隆初年初次统计“大小男妇”,就发现已有一亿三四千万“口”。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全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

  中国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口,也没有这么大幅度的人口增长。重要的是,它竟与后二百年连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几亿之众。各位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国从彼时即已开始试行“现代化”,但不难发现,“当日”问题与“今日”已十分接近。

  还有一节不能不说,就是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长。它自然要带来一个巨大的需求和农业产出,并带动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台。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开垦政策

  要发展经济,首先便是开垦土地,当日朝堂上称为“垦政”。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并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多种经营,都是以后的事。历代也都把土地开垦,作为“恢复时期”的主要政策,一向卓有成效。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换句话说,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成就极为可观。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势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

  经过清初“恢复时期”的持续开垦,到雍正年间(17231735),中国造报耕地数字达到9亿亩。估计民国初年14亿亩耕地中,可能有12亿亩,是为乾隆年间(17361796)已经开垦。

  可是当康熙年间(16611722),中国还有大片的荒芜土地有待开垦,康熙皇帝却持相反观点,表示:“内地实无闲处”,“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

  康熙之后,雍正皇帝重新强调土地开垦,史称:“雍正间督各省开垦,颇用以厉民”。引致朝野不满。

  因此乾隆皇帝甫一即位,便一面声称:内地开垦一说,断无其事。各省督抚亦断不得以此为言;一面减税免税,甚至对耕地面积的统计都不复关心。所以到乾隆初年,中国的耕地数字就固定下来。中国传统的经济政策出现了历代没有过的大转向。

  尽管这些都属于经世派的学问,可惜的是,清人对自己这些东西,从没有好好总结过。一直等到很久很久以后……中间还走了一段大弯路。

  为什么要这样说?事情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据史料记载,19501月访问苏联期间,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吃饭难是个普遍的大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发展农业,扩大粮食耕作面积。”(《汪东兴日记》)陈云也认为:“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陈云文选》)在毛泽东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也有若干篇章都谈到土地开垦,如天津王顶堤村,几年来共开垦土地1200余亩(低洼地),约占原有面积的十分之一;江苏新海连市朝阳乡农业社开荒2200亩,占原有面积的三分之二;安徽繁昌浮湖乡农业社“大力开荒增产粮食”,在1954年开荒332亩,超过了该社当时的耕地面积;广东台山田美村农业社,也以“入山开荒”作为生产的主要出路。为此“本书编者按”说:“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认为土地开垦还大有潜力可挖。这种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1974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才承认中国没有什么土地可以开垦。

  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不是改变了呢?怕是未必。农业学大寨,开山造地,各地退经还粮(特别是在广东、福建),恐怕仍然是“扩大粮食耕作面积”,仍然是一种“开荒”。

  

三、老大难的多种经营

  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耕地已经开发殆尽,将如何谋求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清代耕地的增加远不足以解释农业总量的提高,又应从哪些方面去寻求这些方法和原因?这是中国历代没遇到过的重大挑战。

  上世纪50年代,最初的口号是“以粮为纲”,但与它的后半句“全面发展”,就不免成为“悖论”。所以后来胡耀邦称之为“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里面原因很多,我们只能集中探讨它的“技术方面”,而且仍是从清史出发。

  新的探索始于康熙,期望农民不再“狃于种地”,开展畜牧等他种经营(康熙五十五年上谕);继之以雍正,土地增垦、“竭力耕耘”之外,提倡“山泽园圃之利,鸡豚狗彘之畜”,展宽农业经营方向(雍正二年上谕),而完成于乾隆,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就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而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提高其利用水平,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及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其涵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而在于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后来有估计说,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数字还要高出许多。

  总而言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贸易有关。它成为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这虽非政府一手造成,政府政策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有材料表明,佃户改种高产值经济作物,依旧交纳稻谷田租;同量田地上耕作者增加,导致亩产量得以提高,田租反而下降,有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

  返观当代,一般认为,土地改革以后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实大可商榷。根据统计数字,到1952年,中国粮食总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产量却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下降更是明显,如油料、烟草、茶叶、丝茧的产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后很久,这部分生产都未能恢复起来。

  到1956年,集体化以后的第一年,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1956年中,《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56日:“一五”计划前三年烤烟生产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在于指导错误以及价格政策等;9日: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10日: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66日:由于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目前只相当于战前的54%35%;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别是养猪减少;7月: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王观澜报告,浙江副业严重下降,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

  毛泽东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粮食以外的农产品占产值71%,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字。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50%,或者在50%以上。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生猪的出栏头数从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为6157万头,比1954年减少20%左右。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

  而且,极力强调粮食生产,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集体化的前十年(19561966),粮食生产是零增长;后十年(19671977),仅仅是总量增长,人均并无增加。在大饥荒时还能依靠四川、黑龙江,改革前夕则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还可调出粮食。

  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那些先进地区。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评广东和福建“舍本逐末”。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19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

  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我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农村发展研究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决定将这篇文稿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某高层人士曾拿此文向他说:谁写得出来?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并且可以“互相说明”。

  

四、一以贯之的农村工业问题

  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工业问题。

  有人以为,农村工业是“大跃进”以后才有的,这并不对。也有朋友问我,苏南的乡村工业为什么这样发达?在地区研究中,我专门研究过江南。我的结论是,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曾有一个“农村工业区”。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工业。在那里,农家出产主要是工业品——手工纺织产品,基本是以货币结算,出售丝绸、棉布,买米自食及交纳漕粮。不但如此,如果进一步细作区分,可以发现,其最终产品组成中“工业所得”占据大半,“农业所得”不过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为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

  与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对农家工业采取支持态度,好些省份,如河南、四川、陕西等地“劝农”,也都把江苏当做经济发展的楷模。相应的,乾隆时期政府还开放了矿禁。

  《杜润生自述》里说:我到国家农委上任,正是1979年初,发现江苏一枝独秀,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苏南早一步得到发展,也和近代早期的传统基础有关。他又引述我的研究,说:据中国有的学者研究,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工业区,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本世纪很快就转成现代工业,并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但解放后逐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第四号文件下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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