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大公报》怎样披露河南大灾

张高峰 (遗稿)

 

 1942河南大饥荒

 

 

编者按:根据作家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公映,使人们对70年前那场饿死几百万人,殃及3000万人的灾难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那么,在当年,这场灾难是怎样被披露的呢?正如刘震云在小说中写到的,是年轻的《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率先报道,公诸全国,并且引发了《大公报》停刊、他自己被捕,以及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后续报道等一系列事件。

本文是张高峰生前回忆的一部分,使用了第一手原始资料,由其子张刃整理而成,本刊特予刊发,以飨读者。

 

《豫灾实录》

 

1942年冬,我奉派中原做战地报道,从重庆经陕西到河南,路过西安时,发现大批河南灾民蜂拥入陕,一个个鸠形鹄面,流落街头,衣食无着。到了洛阳,更见一幅灾民图,但闻一片呼救声。

战时的河南,只剩下洛阳到西安一段铁路通车。因此,河南各地灾民扶老携幼纷纷奔向洛阳,准备乘火车逃往陕西活命,洛阳车站里外挤满了灾民。一路走到豫西,到处都有饿倒的灾民和弃婴。这很令我震惊,决定抓住这个线索,深入采访,作为自己到中原后的首要报道活动。

从洛阳开始,我先后到豫西、豫东和黄泛区的临汝、宝丰、叶县、鲁山、许昌、西华、淮阳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年从春到秋,河南全省旱灾、蝗灾、涝灾、风灾、雹灾、霜灾等接踵而至,加之1938年花园口决口造成的水灾遗患,河南已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了狗吃人、人吃人的惨剧,真成了“人间地狱”。而政府当局却不顾灾民死活,依旧征粮、征兵、征税,并且封锁灾情,逼得河南百姓走投无路,不少灾民把妻子女儿卖到“人肉市场”,换取一点维持生命的粮食……记者的良心和职责,使我下决心把河南灾情如实报道出去,为3000万河南百姓请命。

1943117日,我向重庆寄出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21日,《大公报》改题为《豫灾实录》,在要闻版全文刊出: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著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早死晚不死,早死早脱生(再生的意思)”,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语来。

河南今年(指阴历)大旱,已用不著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记者在此报道一些灾情事实。先说灾区: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有人说,据河南省政府的调查有八十余县。如果真的话,我敢大胆的说,是省政府没有负起详细调查的责任。纵然沦陷的县份不算,也有一百县。况且豫北早有吃树皮甚至变卖女子的惨剧。这已经由私人通信传出,省府何能未闻?专署为何不报?不过灾情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河洛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到天灾。今春(指阴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黑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泛各县黄河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记者去岁十二月由陕西入河南,见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上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时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车到洛阳车站,“难民登记”布告写着麻烦的登记手续,对那些不识字的农民等于无有。没有人用口头讲述,他们始终露天睡在车站上,领不到那里盖了赈济委员会图章的白布条,则永远上不了西行的火车。况且,“难民登记站”始终没有人告诉过难民搭哪次车,他们都是偷偷地钻进月台,不论是什么车爬上去再讲,不幸遇到路警,挨上几木棍或巴掌,他们就苦笑着脸退出来,因之他们父子姑媳经常被截成两伙,又遭到骨肉离散之苦。

记者在洛阳车站曾遇到一位年轻人哭泣着说:“先生,我娘与老婆都上了车,我在后面推这独轮小车,巡警不准我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他们要饭哪!老爷,你给我说说情吧!叫我上车。”我当然同情他,于是我领着他到“难民登记站”去向负责人交涉,想给他盖上一个赈委会的图章。谁知我的背后却跟来了同样情形的三十几人,甚至有人拿出十元钞票来贿赂我,请我领着他们登车。人太多了,我阻止了他们,更谢绝了他们那种诚心的贿赂。便一人到“难民登记站”去询问详情。那里围满了几百人,两张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骂一面盖图章,警察的一根柳条不停地敲打灾民。我挤不进那重重人群,我无法回答那三十位灾胞,便从另一条路惭愧地溜走了。

洛阳街头的景色与往年不同,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老爷,五天没有吃东西啦!”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的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记者离开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丰是灾情比较重的地方,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里掘青草挖野菜拾干柴,这幅凄惨的逃荒图,这饥饿的路程,使我真无胆量再向豫中深入了。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到叶县我停下来,住在城内的一个寺庙,这里我能更详细的观察灾情与民间痛苦。听说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两氏曾到过叶县,那还是十月间的事。至于救济,老百姓说只是前些日子由某某集团军官兵缩食剩下来一点粮、每人可以分上一升麦。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著吃。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

这家伙剌嗓子,什么时候官家放粮呢?”“月内就放”,我只可用谎话来安慰他。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

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今天小四饿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哪,这些正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却陆续的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部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一斤麦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一百十二斤要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元,玉米七百元,小米十二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彻底救济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前方的治安。

不是早就看到报纸上说,政府对河南今年从减征购吗?由五百万石减至三百八十万石,可是我们的几个勤务却整天要请假回家,说什么县政府向他家要人,因为缴不上粮的缘故。据说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吃,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肥地一亩可卖五六百元,不值一斗麦的价钱,坏地根本无人要。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地方救灾情形怎样?省府去年八月间曾派人赴各县勘察灾情,作为请赈或救济之根据。九月初民政厅召集五六七八九各区县长,举行征购兵役粮食运输会议,规定了各县地方救灾办法十二条,条条是道,各机构公务员每人每日节余面粉二两,全月折缴小麦五市斤,或纳代金五元,但迄今灾民未得到半两。九月中旬,民政厅又公布禁止酿酒,以节省食粮,可惜了这庄严的命令,没有收到半点效果。各县救灾会只能募到自己的开销。省府见灾情日重,将原定为以工代赈之三百万元,全盘拿出,分配给各县,有的分到四万元,有的分到一万五千元,这真是车薪杯水,而且在我住的叶县寺庄,灾民还没有分到一分钱。

由现在到明年五月间,所谓“麦口”的时候,还有五个多月,这么长的饥饿时间,怎样叫灾胞挨过?且亦非河南自己力量所能解决。捐钱来救灾,不如直截了当运粮来,给灾民一点米汤水喝。

顷闻政府拟拨平粮贷款一万万元,救济豫灾,这的确是可喜的消息。有人说河南现在已见透雨,遍地绿苗,似乎说明年(指旧历)麦子丰收无问题。这种骗人自骗的说法,我们要揭破。其实明年麦收问题最大,纵然目前不落透雨,遍地麦苗也会绿色,现在尚难得看出来收成。问题是谁来春耕,逃荒的逃走了,耕牛杀绝了,耕具当柴烧了。更聪明一点的人,应该往这些问题上想想。如何救济目前的灾民,当然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逃走的灾民回来春耕,如何防止宰杀耕牛,也应该同时注意。明春的河南国防问题也不容许忽略!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饿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著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元月十七日于豫西叶县)

文末注明的“叶县”,是当时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就是说,我揭露河南灾情,并没有想到会触怒政府和驻军,更不知道自己“闯祸”了。

对于通讯标题的改动,我不太满意,觉得太客观了——“实录”就是照实记录,显得比较平淡。原题观点明确,读者一看便知道河南人民没有饭吃了,而这正是我写报道的目的。总编辑王芸生则说,改题是为了通过新闻检查,“题目不可过于刺激”。

不过,让我感动的是,《大公报》敢于把一个24岁年轻记者如此尖锐地披露灾情、批评政府的报道一字不改地刊登出来,不仅冒了相当的风险,更表明它作为一张有社会责任感和广泛影响力的大报的用人之道和独特风格。

22日,《大公报》又刊出王芸生所撰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评论说:

昨天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乾树皮的忍不住剌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百姓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停刊与逮捕

 

《大公报》的报道与社评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河南省籍的参议员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为灾民呼救,人民咒骂“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马瘦,后方猪肥”,表达了对重庆花天酒地、河南民不聊生怪现状的不满。

不料,这一切都触怒了当局,22日当晚,军委会即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造成了轰动后方的一段新闻公案。王芸生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不足写尽任务之万一,竟如此触怒蒋介石,摘去‘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压迫舆论。蒋的秘书陈布雷则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严令河南征缴不得缓免。蒋的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停刊事件也给《大公报》带来了“意外收获”。当时《大公报》日销6万份,而战时后方只有手工制造、供应紧张的土报纸,停刊三日“节省”了18万对开张;报社员工还得到三天休息。那年2345日适逢农历腊月廿九、除夕和正月初一,平时难得进城的报社职工正好利用来采买年货。而重庆市民听说《大公报》被处罚,都想看看报道与社评,于是到处去找报纸。又怕下次有重大新闻看不到,就赶去报馆营业部订阅,结果销路大增,复刊后《大公报》发行量增至10万份。以致重庆同业见到《大公报》的人,都说“恭喜发财!”这个结果恐怕是当局没有想到的。

1943年前后,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地处中原的河南不仅是对敌前线,而且遭受着人称“水、旱、蝗、汤”四灾之害。前者是天灾,而“汤”灾却是人祸,指的就是汤恩伯。

重庆《大公报》停刊,河南当局抓人。19433月的一天,我在河南突然被漯河警备司令部逮捕,当夜被提审,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共党嫌疑”,据说我的“同党”已在叶县被捕,我还是他们的“领导”,并且从我的住处搜出了《资本论》等“违禁”文字。我拒不承认。而后,又被解送叶县。途中,押解特务连夜把我绑起吊打,企图逼出我的口供去邀功,我坚不吐口。在豫西警备司令部,其参谋长、军法官又先后提审了我,最后押至叶县,由第一战区副司令、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亲自过堂。

汤恩伯明确提出了我写豫灾报道和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发稿的问题,我据实回答,但不承认自己有共产党员身份,因为我确实不是共产党。汤碍于查无实据,无法给我定罪,遂要求我留在河南继续采访,实际上是“以观后效”。我说:“我在河南已很难工作。如果总司令放我,保证三天之内离开河南地界。以中国之大,哪里都可以给国家做事。”汤恩伯闻言,竟勃然拍案道:“你要是离开河南,你就是共产党!”此后,便把我先后羁押于漯河警备司令部、驻方城七十八军军部,最后又遣送至皖西北临泉县的鲁苏豫皖边区总部,实际上被监管起来。虽然没有限制人身自由,但不准离开汤部辖区。直到19444月,中原会战爆发,汤恩伯所部大败,我才于混乱中脱离监管,回到重庆。

【《大公报》停刊事件引起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关注。随即于19432月亲赴河南调查、采访,证实了张高峰的报道无误。白修德的报道于同年3月在美国刊出,欧美舆论哗然。与此同时,他向美国驻华使馆、史迪威将军和国民党政府都作了通报,甚至亲自向蒋介石面陈。事情闹大了,当局不敢得罪美国人,便拿中国人“开刀”。有资料载,白修德在洛阳发稿时经手的邮局发报员即以“泄露机密”的罪名被杀了。如此说来,张高峰被捕,与河南大灾被美国记者“捅”到全世界去恐怕不无关联,他没有被问死罪,还算是“幸运”的了。——张刃附注并整理】

 

(责任编辑 杜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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