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旧政人员的自传

孙握之

 

1955712日孙握之摄于沈阳中央造币厂任上。


 

 

 

整理者按:先君握之公(19141976),字祥瑜,虽一生未上过正式学堂,然凭书香世宦家学渊源和天赋勤奋,于1939年二月廿五岁时考入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任会计师;并谙熟岐黄、韵律、金石篆刻、书法绘画、古籍版本等。《自传》正文系蓝色字体写在长36cm、宽27cm的棉纸朱丝栏20格通行稿笺上,应是原件复写存底;计8页,页首订有长28.5cm、宽18.5cm的棉纸竖行朱丝栏10格稿笺,竖写从右至左《自传要点》五项;每项后列小项若干,计14项;小项后又列若干小项,累计38项,几同审问人犯。显然是抄录“自传”要求。所写皆为繁体字,此改为简体,并规范了标点符号;书写格式为打印方便,亦改为从左至右横写;需要注释处用括号内仿宋体。——孙恪庶

 

自传要点

(仅供参考)

 

一、家庭情况:

1. 你家有些什么人?他(她)都是做什么的?

2. 你家有多少动产与不动产?目前靠何种收入生活?

二、个人历史:

1. 你生于什么时候?

2. 你何年何月考入什么学校?是否毕业?应按自己年龄详细述明。

3. 你解放前做过什么事?当时是如何进去工作的?何人可以证明?

4. 你解放后如何参加工作的?现任何职?

5. 你参加过些什么党派、团体等组织?在何处参加?怎样参加的?当时动机为何?有何活动?现在关系如何?曾否向组织上交待?有何证件?何时交出?

三、社会关系:

1. 你有些什么亲近的朋友、同学、亲戚?他(她)们现在何处?做什么?现在往来如何?你们是如何认识的?他(她)对你思想上影响如何?

2. 你认识的人中,他(她)他们的政治面目如何?有无证据?

四、解放前后的思想转变:

1. 过去你对共产党、国民党认识如何?你在何时何地发表过些什么文章?

2. 通过哪些具体工作、生活、学习,使你思想上认识上有了转变?

3. 你读过些什么书?最喜欢哪些著作?对你有何影响?

4. 你个人有些什么要求?对目前工作你有无意见?今后你打算如何?

五、结论:

1. 个人的结论。

2. 组织意见和结论。

 

自 传

 

我叫孙握之,现在家庭组织,连我共五口:有六十二岁的母亲,在家帮助带领两个小孩,一个四岁,一个两岁;爱人在一区六小教书。我家现有住房大小共三间,1951年买的;有水田十五亩。现在家庭生活来源,依靠我和爱人的全部工资维持生活。

我生于1914年农历三月廿九日,现年三十八岁,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绍兴。我的父亲,系满清时代举人,业教读,1942年逝世,年七十四岁;我的母亲洪氏,系续弦,生我及妹二人。所以我的父亲,大我四十余岁,不免溺爱。我八九岁时身体即多病,所以我的父亲,就怜惜我,不要我去进学校,自己教读《弟子规》、“四书”等书。到了十三岁的时候,患吐血症,因误服热药,成了大吐血症,盗汗谵语,濒于危殆;后服凉药,渐有转机。在此求学的最可珍贵的时候,而因病废学。固不仅父母的爱惜,面色苍白,每年都要发,并且剧烈,辍学实出于不得已。疾病相磨,十年有余。所以我在1936年二十三岁的时候,为了家庭的情况和自己的前途计,选择练习中医,以为我的职业。这就是我八岁到二十三岁的历史经过。

1936年我到张先识老医生处学医,只是听讲医书;后来改为汲古医学书塾,招考学生十余人,我亦投考被录取。所讲的《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书,类皆古代医籍,所以命名为汲古。到了1938年,学生只剩数人,我感到学医三年,偏重学识而不重经验;另一方面,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维持下去,所以才有了且顾目前,另谋生计的念头。张先识住支矾石街,现在大约八十多岁了,他就可以证明。

1939年二月,经毛光裕介绍,到伪(按:斯时凡国民政府所有机关、部门、单位、学校、职衔称谓之前,皆冠以“伪”字,如“伪川大”、“伪军人”等,不一而论。下同)中央造币厂成都分厂当工人,派在会计室做缮写工作;同年九月,由工人改为临时雇员;1940年三月,改为雇员,做了五年,于1945年三月,升为课员;同年六月,因病离职。做课员仅三月之久。现在饶副厂长克谐,当时系机修股技左,他就知道。

1945年八月,经孙祖武介绍,进西原公司,做记账员;同年十一月,因抗战胜利,公司关门,得了一个月的遣散费,离开公司了。1946年四月,经曾禾生介绍,到四川大学工学院附设水工试验室做雇员,系顶补缺额,用别人的图章领薪。嗣以办理会计,兼管事务,仅我一人,疲劳已极,担任不下;再以未装机件等,乱堆地下,夜窃甚多,责任不小;并且主管人张有龄性情乖张,屡遭詈骂。于1946年七月,经杨端甫的介绍,到伪四川省公路局做雇员而离开了水工试验室。在公路局也是顶他人的遗缺,用他人的图章领薪,因为适逢裁员,不能报请正式递补;同年十一月实行裁员,终被资遣,得了三个月的遣散费。至1947年二月,经西原公司同事刘仙源的介绍,第二次进了公司,仍做记账工作。至1947年十月,因邹秉鲁的介绍,进入伪中央造币厂四川厂会计科做办事员,而离开了西原公司;同年十二月欣逢解放而被留用,以迄于今,继续在本机关做会计工作,一年又九个月。

我在习医三年和在机关做缮写及记账工作八年中,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会门等组织,更无任何活动;至于危害人民的事,直接没有,间接也没有。我的亲戚不多,舅家无人。大姊彭氏,有田四十多亩,是一个地主,住双流,不常见。二姊曾氏,住成都,有子四人:大子参加革命工作,在成都,解放后相见甚少;三子现任南京市党委,解放后未曾通信。四姊夫毛友诚原在邮局工作,现已年老家居,他有两个儿子:毛邦达、毛邦荣,都在四川大学教书。我在水工试验室工作的时候,他们二人在工学院读书,与我常见。妹夫杨端甫,原在伪公路局做过办事员,解放前被遣散,现在做一个小本经营。我的岳父,有田六亩,做过伪四川省卫生处科员,时间不久,改做纸烟小商,现住成都常见。至于朋友、同学方面,在汲古医塾的同学,仅有十余人,素无往还。机关公司的同事,当时就少追随,离开机关公司之后,信函往来,亦绝无仅有。

我的爱人王素芳,系一区六小留用教员。她十四岁在温江县中读初中一期的时候,童军校官叫他们童子军,集体加入三青团;记下一个名字,从未担任过职务,也没有任何活动;1951年□月,由一区六小,集体向公安局登记。她在反动政府的时候,教小学数年之久,系经他的姑父钟汝为介绍的。钟汝为现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之一(成都临委会),他就可以证明。

现在我就说到解放前的思想如何。我在十三岁到二十三岁这段时间,是一个最苦恼的时间,因为疾病,耽误了一生前途。在此十年中,家庭生活的来源,一方面剥削农民,年收米四石有余;另一方面就靠父亲教书改文,来维持生活。父亲年老,就学者日少。当时我的思想:(1)决心学医,找一个正当职业,谋一条出路;(2)我身多病,学医兼能慎疾;(3)感觉到我无学历,又无经历,更无人事关系,行医可以自食其力。

我在机关公司做会计工作八年,给我思想上有些影响,不像未做事以前,思想单纯些。(1)想到祖宗及父亲,假使多留些产业给我,也就可以解决我家简单的衣、食、住,我何至于以孱弱的身体,出来挣钱而受伪币贬值,生活压迫的痛苦;(2)我在机关工作,当一个小职员——雇员,六年有余,深深了解了莫有背景,决不可能往上爬;自己没有学历,更不可能爬上去,因此非常消极和悲观;又受家庭生活的打击及长期过着数字生活,就把我造成呆板沉默的人,也就是无用的人了;(3)经过社会上的磨练,认为无人可靠,本身又无能力,连自己都靠不住,思想上就抱着居卑居贫的感想,聊以永日的态度;所以对于政治问题,从来没有去过问他,没有产生任何动机去参加任何组织,也没有外界的引诱去参加,至于发表文章,有关政治社会者,经检查一下,决无其事。

我在二十三岁以前,就病了十年。在家由父母教读,所读的“四书”、“五经”、《左传》、诗文。每年病都要发,所以或学或辍,未能深入而改学医。父亲所教的,大约可分为四类:(1)要孝顺父母,以敦伦纪;(2)要正心诚意,不生妄念;(3)要谨言慎行,免遭怨尤;(4)要慎交寡游,免流非类。所受的教育如此,给我思想上,养成孤僻成性,不易扭转。

1945年八月,进了西原公司,始知经理三人:一孙静山,二林文韬,三赵律深。孙静山系伪浙蓉中学(按:为孙德操创办,后改为树德中学,1949年之后改名为成都市第九中学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恢复原校名树德中学)校长、伪国大代表孙震(按:字德操,抗战时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十一军军长,率军出川抗战;在台儿庄大捷外围战略滕县保卫战中,为国捐躯的一代抗日名将王铭章将军即其麾下)的儿子,当时给我思想上有些影响。因为孙静山的祖人,也是从浙江绍兴迁入川的,可以算是同族;虽然从不认识,我今在公司工作,将来或者有一点照顾。他们经理等追求娱乐,奢靡豪华,我思想上虽然认识他们是不对的,但没有从本质上辨清他们囤积居奇,剥削人民换来的这些腐化生活,反之确有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没有经济出路,不可能和他们靠拢;又以孤僻消极的思想支持,也没有寻求途径,与他们相亲相近。同年十一月,公司停办,仅多得一个月的遣散费而离开公司后,屡次向孙静山说,给我谋一事,终于不顾。这是我第一次在西原公司工作四个月的情况。步元凯可以证明。

我第二次进西原,系在1947年二月。那时公司的人数,只有五人:林、赵两经理已离开公司,总经理仍是孙静山,经理为步元凯。孙不过负个名誉,经常不到公司。实是步元凯主持业务,吸收存款,转放高利;或囤积商品,高价出售,(获利)仅够职工伙食及工资;我每月所得,不过银元八九元之谱。到1949年十月,进了伪中央造币厂四川厂而离开了(西原)公司。这是我第二次进(西原)公司,做了记账工作二年又八个月。时间虽久,思想上没有什么变化。

1949年十月。我因邹秉鲁的介绍,进伪四川厂工作。进厂以前,我打听韦宪章来厂,厂的待遇很高,我就写信给韦,说明我在成都分厂做过五年的雇员。隔几天,我来厂到门房上听信,得不到个着落就去了;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不知凡几,终于无效。后来黎昭荣来厂,我又写信给他,他和我素不相识,一同置若罔闻。不因邹秉鲁来厂,我是不能进厂的。邹秉鲁在成都分厂当会计,我在会计室当雇员,介绍我的原因,就是在此。当时我的思想,感觉到没有人事关系,决定找不到事做。因此回忆到邹由成都分厂离蓉后的时光,约有七八年,我未曾给他写信,自己平常不注意人事方面,一至于此。

解放之后,我看见约法八章,量才留用伪机关人员。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认为我的工作,不知几时失掉。经过数月,看见本机关的员工,或留用,或转业,才知道共产党对于人民,绝对不令其失业;也就知道政府所说的话,是要贯彻执行,而不是徒托空谈的。我对共产党,才初步有了认识。

解放不久,蓉市物价陡涨,人民币剧烈贬值。虽经军事代表说“解放每一座城市都有这种现象,不久就可恢复,只有一次,不会再发生。”当时我的思想上,认为是一种诳言,以为反动政府,有孔、宋的财富,()把物价遏止不住,节节上涨;中国的财富,又被反动派带走,共产党更无法来平抑物价。但时间不久,物价即趋正常。因此回忆到反动统治时期,物价越平越涨,共产党来不久,即做到这件有关民生的事情,我感觉“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这句话,才有了信念。(看到)现在劳动人民,在解放不到两年的今天,逐步转入的美景,也就更进一步认识到这是共产党为人民革命,给予人民的胜利果实。

在减租退押初期,我很想不通。认为不是我买的田,而是祖宗留给我的,也是旧社会制度造成的;并且我对佃农,从来没有加过押;田仅15亩,剥削行为也不算大。这一连串不正确的思想,后来经过学习“划分阶级成分”、“减租退押”等文件,结合报载地主的如何残酷剥削,反映了农民所受的那样痛苦,才知道减租退押政策,是为了广大农民的正义要求,使农民真正得到翻身的果实,所以要消灭地主阶级,就要从他经济上基本打垮。有了文件的启发,认识到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是由地主直接付与他的。很显然的,就是农民劳动产生价值,而为坐享其成的地主夺取:此即便是罪恶。因此更认识我的祖父剥削,父亲剥削,我又继续剥削,这样一来,就是罪上加罪。所有以前不正确的思想,不但是逃避罪恶的思想,而且是地主剥削的思想。经过这样的思想转变,我就下了决心,向农民认错,遵守政府法令,完成退押任务,并且愿在工作中,力行求改进,不消极怠工,不粗枝大叶,以来补偿。

在解放前,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没有的。就是对国民党,只知道他们的所谓“政策法令”,都是不利于人民的。例如货币贬值,生活高涨,米荒钞荒,剥尽财富。至于贪污腐化,狼狈为奸,蛀国害民的事,不胜屈指。这是反动政府给人民表现出来的。并非我在解放前,能够在本质上辨清反动派,就是代表在地主、大资产阶级来剥削压榨广大人民;而且我对官僚地主的生活方式,反有羡慕的感想。解放之后,我的思想,经过很多事实渐渐认识了共产党。我在1950年,缴纳公粮的时候,听了征粮工作组的同志对别人说:“国民党要钱,共产党也要钱。国民党拿来进了腰包,共产党拿来为人民办事。”当时我听了这句话,给我思想上一些启发。又联系到拨款修都江堰,导河掘沟,克服蓉市连年水灾,办理救济失业工人工作;使各就其业,稳定币制,交流物质,恢复摧残的工商业,使人民不受日常生活的压迫等措施。所以我在事实上,认识了共产党的本质,是全心全意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和站在反动立场的国民党,相提并论。

我在解放后,工作将近两年,虽然没有犯过多大的错误,()在学识方面,甚感不够;经验方面,亦甚缺如。今后我的愿望,努力业务学习,增强工作效能,努力政治学习,加强思想改造,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服务。

结论——我在旧社会里,是个好人,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在新社会里,也是个好人,也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这样一来,就是把新、旧社会,等夷而观,也就辨别不到一个真理,更不能分清敌友。所以必须分析一下。

我在旧社会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籍,对我的影响,就是安分守己,不走邪路。这是对的。但是梏桎性灵,消灭了进取的心,孤陋寡闻,独善其身这些害处,同时受了影响。我在旧社会里,是个好人,是这样的条件造成的。

我在旧社会工作的时间,自己体验到学识不够,经济缺乏,与资产阶级,不可能挨拢;卑鄙逢迎,又不屑为。于是畏难思返,不去靠拢资产阶级。这是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爬不上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做出危害人民的事。

我在新社会里,是个好人,这是经过一年多的文件学习,和组织上的启发,使我认识到服务是为人民的。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二个文件,更认识到,要成个好人,必须自己拿出毅力去做,要理论与实际结合,才不会倒向伪善;自己成为好人,还要帮助别人,去做好人。这是党的教育,从我思想上去改造,所以我在思想上,经常地自我检讨,使我在工作中,没有时冷时热而受了影响。

我在新社会里,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这又怎样说呢?学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清匪反霸、抗美援朝等文件,认识到为什么要去反对他,正因为他们是危害人民,压迫人民的。又听到农民控诉地主罪恶,烈属控诉美帝暴行;更联系到学习镇压反革命文件,使我建立了阶级的仇恨,对危害人民的人,深恶而痛绝。又认识到共产党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到了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都不会有剥削压迫的行为发生。这是从思想上的启发教育,使我明确地认识到危害人民的事,无论大小,是不可以去做的。

综合上述各节,大半是为自己打算,从自己出发,或者联系自己去分析问题,完全披露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思想。

末行系黑色钢笔字1951929104日小组通过。

 

整理者按:斯时始于1950年初,围绕巩固新生革命政权而掀起的各种政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地开展: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布置,同年825日成都市第二届各代会讨论开展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运动,于19515月基本结束;由1950630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12月中旬成都开始试点,6月全面铺开的“土地改革运动”正是高潮中的尾声;由19501010日《人民日报》公布“双十指示”,同年115日成都市军管会布告宣布几个反革命组织,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而由中共中央1951121日颁布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110日成都市四届二次各代会通过“开展三反的决议”而掀起的“三反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已经酝酿成熟,亟待全面开展之际……

故先君的“自传”,实则是身为旧政留用人员,人人必须过关的、交待历史问题与思想坦白的“交心”;而差七天就七月后,写在与正文同样稿笺上装订其后,无题目的文字,则无疑是“三反运动”中的自我交待与揭发材料了。——孙恪庶

 

我自1949101日(按:斯时凡旧政人员工作年限皆以此日计)进厂以来,我没有贪污黄金一分,银元一枚,伪纸币一张;并且没有受过任何人的贿赂。也没有人送过我(的)物品,也没有人请我吃过饭。这因为我是一个小职员,(入厂)时间而且不久。在旧社会里,都是做的伏案的事,过的数字生活,靠工资维持生计,所以谨守慎为,不敢乱来一点。但是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在旧社会里,不但没有认为资产阶级贪污腐化的危害人民国家的行为是不对的,反而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个思想,就是贪污的根源。这就说明当时我的不贪污,不是从思想上认识到贪污是危害人民国家的利益,而是自己体验到学识不够,经济缺乏,与资产阶级,不可能靠拢;卑鄙迎逢,又不屑为,于是畏难知返,不去靠拢资产阶级。这是受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在工作中,没有遇到有利的条件,良好的机会,去做出贪污的事实。

在三反运动中,最初我对贪污分子,即认为贪污分子,应当对他们追查。后来经过小组学习和大会报告,了解贪污分子盗窃大量资产,而且自己拒不坦白,才深恶而痛绝之。这因为当时他们的集体贪污,我完全不知道,所以对于检举揭发,着手困难。另外就是1949年的金银收付账,当时未透过总账;又因为现在会计科普通财务工作,惟我及郜同志推动,时间无多,所以在大会上没有具体的材料,来检举揭发。因此就产生一种不好的思想,就是说领导上和工友同志,能够掌握具体材料,我能发现什么问题呢?假使想到一点,也不能解决整个问题。所以我在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表现不负责任的态度。

后来经过小组学习,工友同志们的耐心帮助,认识到贪污分子,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一天贪污的数目,一个人一生都挣不回来。并且看见小组上帮助另一个同志,工友们说:今天具体材料,掌握在工人手中,贪污多少说多少,多报数字不行,少一分一厘更不可能。工友同志帮助我说:你没有贪污,可以检举贪污,要站在三反中来。我因此在思想上起了变化。我想自己经过深入检查,实在没有贪污事实,正好检举别人;又相信工友同志,能够掌握具体材料,不会使贪污分子漏网,也不会冤枉好人。因此我就在思想上,打破情面和怕冤枉好人的不正确的思想,关于检举揭发的材料,我已经把我所知道和怀疑的写出来,送交检查组。

我现在把检举的事实,逐一写出:(1)关于194912月,解伪保安处黄金,11500市两;(2)温犯松津购料委员会的账,内有部分黄金及银元;(3)发遣散费提出黄金问题;(4)孙犯普潮借拨巨款赴渝购买器材问题;(5)伪高级职员借支港币,折合为伪本币后,还出剧烈贬值的纸币问题;(6)汇渝处汪枕时二千元是否收到问题。综合上述各节,都是有关贪污,我把他揭发出来,固然是领导的启发和工友同志们的彻底帮助,有了这些客观原因,使我思想得到转变;但是在主观方面,自己认识到贪污分子的罪恶。我们没有贪污的事实,不能获得群众的彻底相信,都是贪污分子带给我们的。我又想到我写的材料,比较工友们所掌握的,是不够具体,但我把想到的写出来,多少也有一些参考,起一点作用。

关于1952123日,领到51年双薪后,王、温两犯下班时,问我来不来聚餐?我说在五千元以下我就来。事先并没有约过我,因此同到总府街喝酒吃饭,有金邦钧在场。吃饭的时间,没有说过什么话。有关贪污的话,更一句都没有提过。吃过饭后,我就回家了。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金邦钧在1951年大约四月五月内,他第一次交0.500市两黄金给我代他保管,当时他说,他家里经常没有人,恐怕掉了。又隔了一段时间,他又交黄金1.000市两给我。后来他作两次取去:先取一条,系0.500市两;后取一条,系1.000市两。这时他就没有黄金放在我处了。取完过后,又隔一段时间,他又拿来三小条给我保管,每条都是0.213市两的,共计0.639市两。我有剩余的黄金一条,计0.506市两。我家中有人生病,思想上又不愿把剩余黄金作一次换用,就先后借用金邦钧0.213市两的小条2条,共重0.426市两,都是在分行换来用的。后来金邦钧又取去0.213市两。我就对他说:你换了现金后,补我八分金子的价款,我的0.506市两,就算你的了。金邦钧换了现金后,补我陆万多元钱。现在金邦钧交给我的黄金只有0.506市两一小条了。(按:此行距中有小字括号旁注:“1953123日,将0.506市两金条交还金邦钧。”)至于他的黄金来源,我当时思想麻痹,没有问过他。这是应当深刻检讨的。在小组会上,金邦钧说出,骗了家中的人,把黄金弄出来,便于搞男女关系。我才晓得他当时对我说,他“家里没有人,恐怕掉了”这句话,是被金邦钧骗了。

在解放后,我的思想,在50年上半年,尚没有把资产阶级的思想洗净,例如想吃好的,穿好的。这个思想,就是产生贪污的根源。经过领导的启发,和文件学习,认识到危害人民的事,是不可以去做的。尤其在三反运动中,认识了贪污分子,就是剥削压迫人民的罪人。因此我在三反运动中,增加我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所以饶犯被送法院时,认为他钻了人民政府宽大的空子,坚决与人民为敌,拒不彻底坦白,应当受到人民制裁的。我自己感到经过三反斗争的教育,今后不但不会有贪污的事实发生,还可以保证把贪污的思想洗尽。

我在解放后两年半中,是不是算为纯洁?这是不然的。我曾经向总务科要过三张做手套的白翻皮屑,买炭渣用公家的炭笼未还来,半节铅笔两支留着自己用,带回家写自传的十行纸尚有二十多张也据为己有。这类情形,虽然是公私不分,但是扩充下去,不从思想上纠正过来,自然会做出贪污的事,而且可能做出大的贪污,走向资产阶级死亡的道路。这次三反运动,使我提高觉悟,防范未来,从思想上救了我。

我在解放后二年工作中,犯了两个毛病:就是把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搞好,与我无关的事,就不去追求上进了;另外就是在工作繁忙的时候,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做事比较迟缓,又怕把事情做坏了,不免有时发生烦躁。这两种毛病,都是对工作有妨害的。今后我的愿望,努力业务学习,增长工作效能,努力政治学习,加强思想改造,日积月累,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服务。公元1952422日 孙握之

 

整理者后记:34年前历时八年赴滇支边归来,整理先君遗书、遗物时,见到此“自传”及交待揭发材料复写底稿时,笔者简直不敢相信这竟是先君的手笔——这太有悖于从懵懂之初就铭刻于心的、先君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形象了!但这确切无疑地就是先君所写,并且是在3839岁,正当风华正茂的壮年之际。

尽管早就知道在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经受了思想改造运动,笔者心底仍难以接受透过文字所隐现的,那个避重就轻,藏拙示弱,从家族背景、产业到社会关系,都竭力淡化;在人格尊严上极尽弱化、丑化自己,摹仿进步革命的言辞,甚至不惜检举揭发别人以自保的、战战兢兢的男人,竟会是自己心目中一直崇敬的父亲!

在写此交待、检举揭发材料后的三月又两天,笔者降临人世。然在笔者刚满两岁时,中央造币厂因为备战,从内地外迁至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老大哥”紧邻的沈阳后不久,先君终究还是被迫“自动辞职”了。在举国大干社会主义,天罗地网般地消灭个体经济的政治氛围下,经过三年求职无门,或试图秉承祖业开馆授课,或悬壶济世无望,妻子落井下石,雪上添霜划清界线离异,靠贱卖名贵家具和人文收藏维持一家老小生计,终至陷入绝境后,先君面临稚子和病卧老母,接受辖区办事处分配,进入一家类似街道生产组作坊的小摊摊当会计;直至与母亲分离十八年后,作为三个知青儿子的父亲,于贫病交加中凄然离世。先君去时,举家没能为其找到一身无补丁的旧衣服送行。斯时正值伟大领袖治丧期间,千里边疆全线戒严,笔者没能拼死闯关尽孝送终,遂成终生不能化解之恸。

值得一提的是:先君生前没有对四个早已成人的儿子只言片语涉及族中先贤家事和个人的经历。】

 

(整理者孙恪庶为成都市锦江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资料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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