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致吴庆彤信

郭小川

  《郭小川全集》在2000年出版以后,我们又发现了一封父亲写给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的信的草稿,信尾未写日期,我们推断应写于1975年10月的北京,信是否发出或对方是否收到均不知。现在这里刊出的是依据父亲的手写钢笔原件:该信提供者郭晓惠(注:郭小川之女,政治学博士,郭小川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外语学院退休副教授)

庆彤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我现在做出您要我做出的回答。那天已经当面表示过,如果组织上对我的工作岗位已经做出决定,我一定服从(我如有不同意见,也只提出保留而已)。现在,我还要说一下(那天说得不够分量),登奎同志对我的工作问题的指示,王震同志的批语以及您及时找我谈话,我认为都是党对一个党员干部的亲切关怀,我深为感激。下面,是我的回答:

  一、在几个月之内,我不希望离开北京。其原因,主要不是个人生活问题(镶牙、检查身体等等),而是因为党内有问题,党的文艺工作有问题。我自己呢,第一,是一个有将近三十八年党龄的党员;第二,是一个在我国少有的、以后也不可多得的、有作为的革命作家(我知道,这样说,很不谦虚,但是,因为我的女儿在给纪、王副总理的信中,对我做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居然说我"没有一点警惕性,没有一点头脑",这在我女儿,部分地出于天真,部分地由于伟大列宁所深恶痛绝的"庸人"的影响,是无须计较的,问题是:这样的错误判断,可能造成一定的不正确的印象,这逼得我不得不用明确的语言说明实际情况)。因此,我不能规避责任,放弃斗争。据我判断,党内的问题和党的文艺工作的问题(我所说"党内的问题"是党的文艺工作以外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尽管从种种迹象看来,党内问题是很大的;因为我无法确知详情,我不准备说什么话。文艺工作方面的问题就不同了。我自己有过二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我可以看到文化部门用假名发表于报刊上的大量文章,这些文章目前还没有找全,但我已经看到并研究了一些,发现了其中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严重的修正。这种修正,是铁案如山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早就感到,由于文化部门的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发生了一些完全不正常的、窒息革命精神和糟蹋革命文化的现象,因此,1973年我写了几篇诗文,主要目的就是向这种现象挑战,斗一斗,争一争,而且当时我就准备付出代价。后来,文化部门的错误越来越严重,我明确地估计到,早晚有一天,毛主席和党中央会加以纠正,又因为我被剥夺了发言权,使我不能不并且觉得也可以暂时地停止这种斗争。现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有了发言权只不过□天(供者注:原信此处就是这样空一字)(从9月6日起),但已做了一些准备,我决心在"安定团结"所允许的范围内,采用各种适当的方式,继续进行必要的斗争。我相信,这种斗争不会是毫无作用的。至少,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纳纲领批判》中所说的那样:"我已经拯救了我的灵魂"。为了这些事情,大概需要四五月的时间。

  二、对今后的工作,我的主要意见是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并在工农兵群众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便更好地为党工作。但是,由于那天向您当面汇报的、那些生活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工作上的考虑,我希望把我的组织关系留在北京,随便在哪一个单位都行(只有两个例外,我同意你所提示的"不必到文化部,也不必到人民日报");我首先到林县住一年(同时也让我的女儿继续在大队党支部和生产队工作一年,她的身体大概还可勉强),然后,不断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抽出一定的时间,从事创作。我也考虑了这样做的实际可能性。我想,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样的单位,对我是很适合的。我经常生活在基层,既可完成调查研究工作的任务,又可从事创作,完全可以做到两不误。我之所以不希望离开北京,决不是留恋城市,而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所需要,需要学习社会,需要了解一切人、一切阶级,需要接触整个时代的脉搏,需要知道全局,否则,也是写不出高水平的作品来的。

  以上,是否妥当?望指示。至于如何向登奎同志转陈,由您决定。

  顺致

  革命敬礼

  郭小川■ 

  (郭晓惠提供)

  (责任编辑 冯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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