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叙史的学术意识

○ 商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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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是文革结束后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进程中无法绕开的历史人物。自从他1989 年离世,各类纪念文字不绝于各种媒体,但完整呈现其一生功过是非的传记却迟迟不能面世,可谓遗憾。2016 年1 月由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等人耗时25 年写成的三卷本《胡耀邦(1915-1989)》(以下简称《胡》)几经辗转终于得以出版了。捧读该著,心情十分复杂,有些话不得不说出来,以就教于作者和学界。

还原和澄清一些史实

比较来说,《胡》著全书给人的感觉是叙述平实、质朴、冷静,没有像其他领导人传记那样,或充满激情地颂扬或将传主塑造成主导一切历史事件的核心人物。此书甚至不隐讳传主的缺点,如实剖析其个性缺点和工作失误,这一点难能可贵。当然,全书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著者有意无意间还原和澄清了一些史实,虽然很多问题并不是首次提出,但的确有助于推动历史尤其是党史研究。

例如,《胡》著写道:遵义会议上“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议还“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将他“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了军事领导小组”。(第一卷,46 页)

这一段文字,在各类历史叙事中尽管早已司空见惯,但其中可解读的历史信息是很丰富的。因为有这样一种议论和抒情几成定论并充斥于各类历史教科书:“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614、388 页)

问题来了。既然遵义会议确立了张闻天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也称: “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第一卷,上册,388 页),那么根据最高领导负责制的原则,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如果全党和红军取得重大胜利,就应该将功劳记在张闻天的头上;如果遵义会议真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和意义,就应该说“张闻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因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刚刚才由张闻天、周恩来等推荐进入政治局常委且排名靠后,在军事上是作为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助手而存在(毛泽东在1967 年的一次谈话中也说:三人团中,团长是周恩来,自己和王稼祥是团员),既然毛泽东此时并非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在遵义会议到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当然也就不具备代表党的资格。或者正如何方在《党史笔记》中说:“把另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些牵强。”(上册,2 页)

在谈及延安整风运动时,《胡》著写道:“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从1943 年9 月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开展了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批判。”(第一卷,89 页)这则材料显然与过往主流的叙述不一致,通常所说的延安整风运动从1941 年“九月会议”开始,就是针对王明展开了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党八股等“左”倾错误思想的斗争。甚至连历史学家高华也被误导,在他那本传世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中逻辑严密地分析、论证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如何布局打击、整治王明。事实是,毛泽东开始整风时,主要针对的是最高领导人张闻天。这一点张闻天在1943 年的《反省笔记》中写得很清楚:1941 年 6、7 月,毛泽东“约了康生、陈云、弼时去谈,他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阵,说我有狭、高、空、怯、私的毛病,说我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我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说我在会理会议以前政治动摇等等”,“九月政治局会议开始时,我觉得会议的主要打击方向是我。王明当时兴高采烈,想乘机向我进攻”。王明在1944 年3 月 7 日发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密电中也说“最近一年(指1943 年——本文注)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季米特洛夫日记》)。对此,何方在《党史笔记》、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著作中也都有严谨的考证。

在叙述“拨乱反正”时,《胡》著没有像以往主流历史叙事一样避开华国锋在历史转型期的积极作用。例如书中写道:华国锋在“真理大讨论” 中支持谭震林在《红旗》上发表提出新“两个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的文章;华国锋支持胡耀邦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并责成胡耀邦为其准备会议结束的讲话稿,还曾指示这次会议畅所欲言,无论如何都不要“反右派”;华国锋赞同和支持胡耀邦提出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扩大与会人员的建议,并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 “二月逆流”、“六十一人案”、陶铸、杨尚昆等平反,同意撤销1975-1976年连续下发的12 个有关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积极支持胡耀邦、胡乔木对于全会《公报》的起草以及引导全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等。虽然事例书写不够详细,也未突出过程中华国锋的领导作用,但还是部分地还原了历史,这一点已难能可贵。

还有,关于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胡》著写到,胡耀邦后来回忆长征时曾对人说:毛泽东指挥作战很灵活,“但也不是像一些书上说的那样从容不迫,轻松自如,他看上去消瘦憔悴,常常显得不安而焦急,有时候急得骂人”(第一卷,49 页)。事实确如胡耀邦所说的那样,例如会理城久攻不下之时,红军领导层就已经对毛泽东非常不满了。后来,林彪、杨尚昆、刘少奇、王稼祥等多次公开怀疑和指责毛泽东。可见,对伟人的历史想象性叙事与真实历史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再有,1990 年代以后,“左右”之争进入白热化状态,甚至很多学者因为不满当下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严重而撰文追忆和畅想“十七年”、文革时期社会如何平等。事实究竟如何?《胡》著揭示说:胡耀邦在浏阳做调查时,“已经听到群众反映有农村干部多吃多占……生产队和大队账目混乱,干部乘机贪污挪用”,有的还“养成老爷习气,欺负老百姓”(第一卷,339 页)。一个贫农老太太为了借两元钱给儿子看病,跪倒在沿溪公社联盟大队队长张启流面前,结果遭到拒绝。老太太说:“旧社会的保长,也不过如此。”(第一卷,341 页)可见,某些亲历人和学者们话语构建的理想社会不但不存在,而且情形更糟糕,只是这段历史大量地被遮蔽罢了。

以上表明,《胡》著不但将很多重大党史问题再次抛出,而且可以说在某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再次予以澄清,无疑将有助于推动和修订僵化的党史叙事,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亮点。

陈因的叙史方式依然存在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澄清于著者来说,有时候并非源于他们自觉的清醒的学术意识。

例如,在叙述1940 年代整风运动时,《胡》著显然回避了毛泽东针对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明等人的整治和围剿,而仅仅是将整风运动模糊地叙述为:“批判了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第一卷,89 页)。这是一种混沌叙事,其中掩盖了毛泽东为树立个人权威而将其他革命同志置于被驯服境地的事实,非常不足取。

再如,作者意识到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张闻天的领导地位,在第二卷涉及《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中还写道:“1936 年张闻天同志是当时党中央总书记。”(510 页)但在叙述 1937 年4 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大会成立时,作者却写道:“毛泽东、周恩来、洛甫、朱德、博古等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了开幕式”。(第一卷,69 页)在政治话语叙事中,对于领导人顺序的排列,相信深谙官场学问的党史学家们,不会不懂得其中蕴含的学问。

可见《胡》著的作者与众多党史学家一样,并无明确的历史解毒意识。正是因为缺少这种历史解毒意识,所以《胡》著中常常出现一些非理性评判。

例如,遭遇湘江一战后,“红军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时共八万六千人,加上农夫及沿途新参军的战士共十余万人,此时只剩了不足四万人……许多农夫也跑掉了”。(第一卷,43 页)抵达陕北后,面对“只剩下一万人了”的惨状,作者仍然信服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及其自我安慰:“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和考验的。我们的力量不是弱了,而是强了”,“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第一卷,59 页)留下来的是经过考验的、是精华,那死去的绝大多数革命同志算什么?是草芥和糟粕吗?从8 万多骤减到1 万人上下,这长征究竟该如何解读,恐怕不应这么轻易地、盲目乐观地得出结论吧。

在论及胡耀邦援引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时,著者评议道:“胡耀邦从满足人民的需要出发,运用马克思学说分析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实际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显示出他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第三卷,904 页)《胡》著中还有很多处颂扬胡耀邦如何借助马克思主义学说应对改革开放的中国问题,溢美之情显而易见。但是,如果本着学术和理性原则,这种以传主的是非为是非的赞誉实在有些牵强。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决定消费辩证关系,是基于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物质决定论和集权计划经济等前提之下所做的结论。其前提本身成立与否是个有待进一步论证的问题,何况结论呢?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回答在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作为具有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人在自由社会下的不同需求问题。或者至少面对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等提出的“消费者主权”概念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辩驳。在此等结论不确定的条件下,作为著者,在市场经济已经作为“终结论”的当下,如此不加辨析地追随,是不应该的。

不得不含糊的叙史方式

《胡》著中的遗憾还不仅于此。对于胡耀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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