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

○ 金大陆

 

  红鸥,是上海市市东中学高二女生侯美度,在文革初期,为迎合革命造反大势而改取的名字:

  "我给自己起名叫红鸥——红色代表理想,代表光明,代表革命,海鸥是自由的象征。我生长在黄浦江畔,小时候就喜欢看黄浦江上自由飞翔的海鸥。

  "飞吧!红鸥,自由自在地飞,不怕惊涛骇浪,不畏雷鸣电闪,飞向理想,飞向光明,飞向革命!"(《红鸥自传》第22页,下文仅标页码)

  红鸥——这只自喻为红色的闪电般飞翔在惊涛骇浪之中的"革命造反"之鸟,确实是为文革运动而"生"的人。恰如红鸥自述:

  "我以前总是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生20年,早生20年就可以参加革命了。现在好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参加了革命,我就什么遗憾也没有了,这场革命真伟大!与当年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一样惊心动魄,一样你死我活。

  "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从小我们就烂熟于心,谁不仰慕英雄?谁不做英雄梦?"(第19页)

  红鸥满腔热血与豪情,满脑"英雄梦"。中国的"革命"与"继续革命",借托着长久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很快就点燃了稚嫩而肤浅的灵魂,致使红鸥在学校里模仿北京红卫兵(市东中学是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活动的一个"点"。市西中学也是),起草了《红色恐怖》宣言书(并印成传单散发),成立了"红色恐怖战斗队";继而,"杀向社会",在一片"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歌唱中,火烧了杨浦区图书馆的藏书;继而,只身北上,又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外地红卫兵的会议上(张春桥在场),"腾地跳出来,几乎是小跑地跑到主席台,递给大会主持人一张纸条",要求"代表上海红卫兵"发言……正是"红鸥"这种划响天空的飞翔和鸣叫,使之很快融入了高校红卫兵的队列,并以一所中学"红色恐怖战斗队"的名义,与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上海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园筹建了市一级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红鸥在市东中学并没有群众基础,她连通过班级选举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正式名额都轮不上。但红鸥却能在那个波涛滚滚的乱局中,乘着社会政治运动的大势,呼地蹿上了"革命造反"的云端。这大概可以是红卫兵运动史进入"深部和细部"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即"人物与组织与运动"的构成)。

1967年1月,红卫兵在工总司门前。前排右二为红鸥


  上海"炮司"在上海文革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短暂而显赫的,其重要的特点和功能是率先发动了"工学运动"。所以,红鸥就在一个特殊的时段内,跟随复旦大学的周谷声、胡守钧,交通大学的许云飞,上海纺织工学院的林翌,上海师范学院的江必雄等一批大学生红卫兵,跻身于上海文革运动的重大事变中——殊不知,红鸥参加了上海"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并以红卫兵的身份赴国棉十七厂、三十一厂外调了王洪文、黄金海的政治情况(昨日的必需是今日的荒诞);红鸥两度随送面包的车辆,到达安亭事件的现场,并追击到苏州、南京,动员"工总司""二兵团""一兵团"返沪;红鸥出席了陈丕显在市委东湖路招待所主持的各造反组织会议,见证了《急告全市人民书》的讨论过程;红鸥参与了"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并代表"炮司"宣布退出上海人民公社筹备会("炮司"曾是毛泽东称赞的《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讨论者之一;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之一),直至在"反逆流"中被剥夺了"红卫兵资格"……。确实,在一片激荡中,红鸥就如同一只火鸟,腾空呼号,叱咤风云。红鸥不仅成就了她自喻名称的寓意,甚至成为大众传播的话题,成为"革命造反"的"偶像级"的精神象征。就是在那个时候,笔者作为一个文革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因没有资格成为参与者),曾在复旦一会场上,经同学(一复旦教工子弟)的指点仰视过"红鸥"和"海鹰",她俩一头短发,斜背挎包,像精灵一样在台上蹦来跳去。那幅图景至今可复演在眼前。但眼前的红鸥——虽然本书的署名仍然叫"红鸥"——却再也没有"火鸟"和"精灵"般的风采了。为了本书的修改,笔者拜托文革研究工作者李逊帮助红鸥订正一些史实,为一些非亲历的段落做出注释。李逊回复同意,却说:红鸥很固执,很难沟通。我也有同感,甚至感到这大概就是红鸥当年"革命造反"的个性基因和精神的延续。

  如果说以上是红鸥所经历的"革命造反"的高潮,那么,当红鸥从高潮中跌落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1967年4月至9月,红鸥为"用鲜血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红卫兵",以赴死的决定赶往武斗激烈(红鸥自述是"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重庆、乐山和开封。红鸥在给周谷声的告别信中写道:

  "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使命在身,我能躺下不干吗?使命在身,我能自暴自弃吗?

  "……亲爱的战友,你看哪,全人类解放的日子近了,近了,愿那一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全球。那一面最红最红的旗帜是我的鲜血染成。

  "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第150页)

  1967年下半年,红鸥从外地返沪后,立即投入"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联会"(简称"中串会"。总部设在光明中学,共2万多成员)的活动。"中串会"乃被称为原"红上司""红反会"等部分市一级的"老造反"红卫兵,因不满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建时,遭遇来自张春桥、徐景贤的冷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月革命"的高潮中,曾纵横驰骋,冲锋陷阵的一群——却在新一轮"代表权"的确立中(实为"权力再分配"),被来自基层的"老造反",却在"大联合"和"军训"等政治需要中脱颖而出的市六女中、控江中学的代表所替代(此类"替代"的例证,还包括"一派分化""另派重起"等,在1967年中国各省区的造反派队伍中比比皆是。旗号上有"主义"和"原则",形态上有"过程"和"状况",核心还是"权力"和"权利")。于是,红鸥与他人合写了《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刊登在影印版的《红卫战报》上;参与了"中串会"组织的千人大游行,从长宁区俱乐部出发,经静安寺沿南京路至外滩,一路高举红卫兵大旗,呼喊着"主席健在,我们必胜""批判新的资反路线""中学红代会是大凑合"等口号……直至1968年上半年因形势紧迫,避退外地后,又"落网"进入了徐景贤主持的""中串会"问题学习班"。

  1968年下半年,中国文革运动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决定了已在校"革命造反"了3年的红卫兵必须退出"现场"。那么,哪里是"出口"呢?按照毛泽东关于"革命青年"的认定标准,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时,上海1966届和1967届高初中生的分配,大约有45%的名额在工矿企业,即便去务农,也多在外地(如黑龙江)和市郊的农场("拿工资"),真正去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劳动"挣工分"的"插队落户"者却是少数(约10%。1968届后则为多数)。然而,以红鸥为骨干的一路"老造反",则独树一帜地向市革委会提出到河南兰考去"插队落户"(为此,红鸥曾两度到兰考考察,并取得兰考县革委会的接受证明,直接"交给上海康平路办公室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

  红鸥说:

  "今天毛主席号召我们上山下乡,我这个毛主席最忠贞的红卫兵能不去吗?如果不去,我要后悔一辈子的。"

  到达兰考时,红鸥一行下了火车,就抬着花圈,捧着小松树,在焦裕禄墓前庄严宣誓:

  "焦裕禄同志,我们上海的红卫兵踏着您的脚印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继承您未竟的事业,在兰考广阔天地里锤炼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把双杨树的道路走到底!"(据同去兰考的原"中串会"成员说,上海没有去河南兰考插队的名额。他们所以申请去兰考,追随焦裕禄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动机是:他们曾查看了中国地图,认为大批京沪两地的知青到黑龙江去"垦屯戍边",将来"中苏之战"时,东北并非是苏军的突破区域,反而是经蒙古至内蒙古至中原一马平川,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可长驱直入。所以,他们准备在兰考筑起抵抗的防线)

  呜呼!不必怀疑红鸥(和红鸥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不必怀疑红鸥(和红鸥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信服和追求……,如果说红鸥在"革命造反"高潮时的鸣叫曾划响天空,那么纵观红鸥在跌落时的苦斗,则充分证明了这位自喻为"天生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就是天生的为文化大革命而"生"的人,天生的为"革命造反"而"生"的人。红鸥用自己的热烈和执着,同时也用自己的轻狂和简单,写就了自己奇崛的青春史。

  接着,发生的故事就是1970年初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中国文革运动就是这么"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整体运动"中套着"局部运动"),红鸥因牵涉到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等"炮打张春桥"的案件被专案组特派的四人小组,从兰考押回上海,关进了复旦大学10号楼。历经近两年的隔离审查和逼供信,于1971年12月底,带着从"敌性内处"减轻为"犯严重错误"的政治结论,由复旦"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工宣队员"送回了兰考……

  诚然,红鸥以其个性、信念、意志,以及家庭和教育的背景,世运和机遇的汇通,形塑成了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典型人物",在当时可以是先锋,甚或可以是偶像,自然与许多历史事件的现场和过程发生着关联,抑或就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那么,从"文革人物"研究的角度来说,红鸥之类的"典型"如何定位呢?

  引用惯常的说法,文革是一场"全民运动"(甚至造成"夫妻离婚""父子反目"),这固然是总体性的形态和结论。但若做出严格的辨析和区隔,或者说给予实质性的认定,文革运动在群众中的发动、参与、争辩、对抗、斗争……,尤其至1967年下半年以后,只是少量的"积极分子",或"骨干分子",或"极端分子"在运动,多数人则是观望着的,逍遥着的(以至形成了一个与文革运动的"政治场"相区隔的"社会场")。

  再引用惯常的说法,文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其主导的方向和力量,无疑来自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即来自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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