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从与利益考量——读《我们忏悔》

○ 陶东风

 

  王克明、宋晓明主编的《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由数十名文革等政治运动亲历者的忏悔回忆录组成,兼备为自己作传的自传性和为时代作证的见证性。书中以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出生的作者最为集中,多为"老三届"中学生,只有个别作者出生于30年代,超过70岁。书名"我们忏悔"已经充分表明本书的特点,就是回忆、反思、忏悔的三位一体,追忆者角色和思考者角色的高度统一,"我"既是回忆主体,同时也是反思主体:今日追忆和叙述之"我"反思、审判昨日行为言说之"我"。回忆、忏悔和反思的是自己的过失甚至罪行。

不能独立思考还是放弃独立思考?

  各种政治运动的参与者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盲目跟风,对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声音,以及主流媒体说的一切,盲目听从和追随。在解释这些现象的时候,多数人常常归之于洗脑的结果。也就是说,红卫兵之所以没有独立反思的能力,是因为除了革命文化以外没有别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不能独立思考的原因是知识性的缺憾,而不是道德的缺憾。盲从源于真诚地相信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但本书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盲从,这就是由于道德或人格缺憾造成的盲从。他们即使具有明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但是因为利益考量,缺乏说出真理的胆量和勇气,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违心地说谎、跟风,批斗自己知道的好人。后一种盲从实际上是犬儒、投机,而不是愚忠、狂热。文革时期有大量的盲从属于此类。大多数回忆录很少谈这种利益和畏惧驱动的盲从,本书提供了例证。

  赵遐秋《跟风整人的忏悔》(第41~50页)是书中唯一一篇回忆自己的反右经历的文字。1957年反右期间,北大中文系学生赵遐秋是班里的团支书,正在准备入党。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的第二天,班级党小组开会批判邵家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由赵主持。赵觉得邵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不管是否过激,动机是好的,因此发言不积极。做总结时也是轻描淡写,并未上纲上线,结果受到党小组长义正词严的警告,说她的总结"语气平平","没有战斗性"(第43页)。第二天,赵又受到牛某更严厉的警告,并把问题提高到"相不相信毛主席""相不相信党"的吓人高度。这给了赵"当头一棒",使她"后怕了起来"。"从此,我想问题的思想变了","我觉得我的政治立场的确有问题。眼前,关键之关键是我要绝对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晚上,躺在床上,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从今以后,毛主席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决不能三心两意。"(第44页)很明显,赵遐秋与其说是被说服了,不如说是被吓倒了,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怀疑:"我必须给自己下一个死规矩,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组织的意见,绝不问"为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做,绝不含糊。"(第44页)经过这样的思维转换,批判邵家基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上纲上线绝不留情,声色俱厉自不待言。"(第44页)

  如果说赵遐秋对权力的恐惧是她放弃独立思考的直接原因,那么,利益就是间接的或根本的原因。赵对"组织"的畏惧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她要求"积极上进"。果然,转变立场和思考方式之后,她的表现终于得到肯定,1958年如愿入党。抚今追昔,赵遐秋感叹:"反右派斗争给我留下了什么呢?从表层看,那就是永远和毛主席、党组织保持一致,对毛主席的话,对党的指示,我严严地关上了那智慧的大门。"(第45页)值得注意的恰恰是:这个"智慧的大门"是被作者自己有意识地关闭的,她不是不能想或无能力想,而是"不敢想"。

  赵遐秋记叙的第二件事是关于彭德怀案的。组织上传达了庐山会议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决议后,赵遐秋本来怀疑其正确性,心中的疑问"像水里的葫芦瓢一样,按下了这个,那个又冒了出来"。"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立刻警觉了起来——这是毛主席亲口下的指令,是党中央的决议,应该相信,必须相信!""有了反右的"教训",我不敢说出内心深处的困惑。"(第46页)说到底,还是"不敢"。




  更有意思的是,庐山会议后赵遐秋下放到京郊平谷胡庄,农村极度贫困的现实使得赵遐秋认识到:自己参与反右倾运动,批判同学高永波和邢志恒是错误的:"胡庄农民的极度贫困,自己的饥饿感受,一下子轰毁了我对三面红旗的信念。"那一刻,她想起了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我不再困惑了,不再犹豫了,我否定了我盲目相信的这一切。我后悔莫及"。(第49页)但就在这个时刻,恐惧再次袭来,"我又害怕了起来,庐山会议上,彭老总不是说了真话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犯吗?那是"前车之鉴",我该怎么办?——我胆怯了。"于是再次说了拥护反右倾的"套话、假话"。(第49页)这个例子说明,即使不掌握独立的思想体系和知识,只要具有基本认识能力,仍然能够基于经验而发现极"左"意识形态的荒谬。但是由于缺乏坚持的勇气,最后她仍然选择了放弃独立思考。

  赵遐秋是诚实的,她坦率地承认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政治前途"不能仅仅理解为仕途的升迁,而且关系到能不能保住生命。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政治立场不仅决定仕途,而且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不但不可能得到升迁,而且还会失去自由,失去生命需要的基本物质资料,直至失去生命。毕竟不说真话毋宁死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个过高的道德要求。虽然历次运动中很多人的盲从不乏真诚,但这种真诚的盲从者肯定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很多人,特别是曾经盲从、跟风的知识分子,夸大自己盲从的真诚无知的一面,而避讳其利益考量的一面,犬儒和投机的一面,大概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君子耻于言利"的心理在作祟。好像无心之失总比有意犯错要光明正大一些。但这样做的后果,夸大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洗脑的力量,低估了其对物质、经济、政治资源的垄断意义,看不到这种垄断才是极权主义统治得以维持的根本保证。"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大饥荒爆发后暴露无遗。但由于权力垄断了生命得以维持的物质资源,便很少有人敢于指出其荒谬性,更不要说纠正它了。

  今天获取反思的思想和知识资源已经比以前远为容易,因为无知而盲目跟风者已经越来越少,绝大多数是投机分子和犬儒之辈。如果权力依然牢牢控制着人们的生存资源,意识形态与人们基本生存的联系依然不能被打破,说真话仍要付出高昂的生存代价,那么,大多数人仍然会选择说假话。

打人的另一面

  文革中,一方面打砸抢被冠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堂皇理由,一方面又随意得如同儿戏,对于那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乃至小学生而言,"继续革命"或许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吸引力在于:革命给了他们释放兽性的最佳借口。

  刘伯勤《我的文革经历》反思自己文革时期打老师的恶行时,分析到了自己少时的顽劣,指出"恶作剧是孩童顽皮的特征"。而文革充分释放了这种"人性之恶"。(第127页)他写到周志俊先生是著名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曾担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初他家被抄后,卧室窗玻璃破了一角,糊上了报纸。刘伯勤曾好几个夜晚和伙伴一起,用缝纫机线轴绑上皮筋做弹弓打破其窗玻璃,并感到"乐不可支"。(第127页)对于少不更事的刘伯勤而言,不知道多少阶级斗争理论,更不可能基于亲身经历对阶级敌人有刻骨仇恨。这种打人的快乐更像是一种恶作剧。是人的低级本能的释放,它给人的不是美感享受,而是施虐的快感。如果一切束缚制约人作恶的规则统统失效,那么,人就会变成野兽。文明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法律和教化抑制和驯化这种本能,而文革恰恰无度地释放了这种本能。红卫兵的年龄特征和生理、心理特征,可以解释为什么是他们打砸抢最积极。

  因此,在分析文革暴力现象的时候,不能仅仅把打砸抢行为理解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做出的自觉选择。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那些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参与打砸抢的积极性:他们的革命觉悟哪里来的?他们看了多少马、列、毛的书?受过多少"阶级斗争"教育?即使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估计很多初中生和小学生也没有完整读过。事实的真相或许是: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或许只是激发打人者本能的一个契机,是满足其动物性快感的借口。正如高宜在《最黑暗的夜晚》中写到的:"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第54页)据其回忆,1966年5月,天天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很是无聊,"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折磨。"(第54页)这个时候传来参加三个月军训的消息,"我们正烦得要命,忍无可忍,参加军训,还能参加实弹射击,这个消息简直是天大的喜事。"(第54页)。孰料由工作组安排的军训匆匆结束,学生们被召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作者这样分析当时的心理:"年轻的人,渴望热闹,渴望打破日常学习和生活的平静","我们要革命,要造反,要冲出教室,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高声的呐喊,激动人心的语言,字字冲击着我们年幼而欢喜热闹的心灵。"(第55页)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这个方面也不应当忽视。■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丁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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