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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壮别何处

曲英杰


燕下都遗址

  公元前228年。古易水上。燕太子丹等为荆轲饯行。壮别之际,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世上有此一首《易水歌》流传,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也被世代传颂,而如易水长流。
  
  易水长流
  
  这是史书上沉重的一页。时秦已灭赵,威逼燕国。荆轲此举,实关系到燕之存亡。为谋划此事,太子丹费尽了心力。此前,有处士田光自刎于友人荆轲面前,以激志明心;秦之逃将樊於期也自愿献出了秦王悬赏“金千斤、邑万家”的头颅。对于易水之别,《战国策·燕策三》有如此经典性的记述:“(荆轲)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荆轲去了,没有复还。
  为追寻荆轲旧迹,在世纪之初我来到河北易县。城东南不远即著名的燕下都遗址。放眼望去,仍见大段大段的城墙残存,在城角村南的一段城墙残高近7米,可使人多少领略一点昔日的雄姿。城东北部所残存的十余座土台排列有序,位于中心的武阳台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140米,南北长110米,应该就是典籍中所称的“金台”了,其北原有“金台陂”,今已干涸。其城墙与台基皆用黄土夯筑而成,是黄土文明的结晶,体现了一种凝聚力,也显示了古老和永恒。战国之世,燕都蓟城(今北京),而另建此城为下都。其北临北易水,又称濡水;南临中易水,兼称武水,古以水北为阳,故称武阳城。19世纪末,这里有“齐侯四器”出土。20世纪初,又发现“铜龙”,遂引起人们的注意。
  70余年来,经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已使燕下都武阳城的轮廓得以完整地揭示出来。其东城营建在前,西城扩筑在后,整座城东西长约8000米、南北宽约4000—6000米,为迄今所发现的战国第一大城。与沉埋于丝绸古道上的楼兰、尼雅等城址相比,无论是就建筑规模而言,还是就历时久远而言,燕下都都远超于前者。它虽已沦落为墟,但并未远离尘世,依旧与后继者“长相随”,阅历人事的成败,向世人昭示传统之力。古有“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朝”之说,燕下都堪称“大隐”。
  燕下都遗址有许多兵器出土,已发掘的大、小墓葬中也多见有兵器为随葬品。城址南部解村附近有为世所瞩目的14座人头骨丛葬坑,据发掘者测算其所掩埋的人头骨在3万颗以上。葬坑内的头骨有的带有三棱式铁铤铜镞,有的被砍去下颌骨,有的被砍去枕骨。这一切都显示了其所处时代战事频繁和战争的残酷性,或有助于理解太子丹及荆轲等所作所为。当年,太子丹即以此为据点进行谋刺秦王的活动。在武阳城西,古有荆轲馆,为荆轲所居之“上舍”。今易县西荆轲山上立有“古义士荆轲里”石碑;又有圣塔院寺塔,始建于辽,明代重建,八角十三层,因碑文中有“寺与塔为山而设,为荆轲而设也”,故俗称荆轲塔,清代寺中供有田光、荆轲、高渐离三义士牌位。在荆轲馆西北,古有樊於期馆,为其授首于荆轲处;在荆轲馆西南,古有渐离城,为荆轲之友高渐离居所。对于这些遗迹,历代志书多有记载,虽互有异同,已不能完全指实,然大体上是可信的。
  另有“送荆陉”在南易水(古又称雹水)之南,相传为太子丹等送别荆轲之处,则使我感到有些困惑。上引《战国策》所记“送之至易水上”后接“既祖,取道”。其“祖”,注家多解为行祭即祭道路之神,实太牵强。又查《墨子·明鬼下》有言“燕之有祖”,而清代大学者王引之、孙诒让等均释为“祖泽”,当指湖泽而言,似符合其本义。然在古书中不见此一带曾存有较大水面的记载;观察其地势,亦无蓄水为池的天然条件。祖泽显然不在这里。为找到荆轲壮别之地,先要寻觅祖泽。
  
  寻觅祖泽
  
  我将目光投向白洋淀及其周边的安新、容城、雄县等地。古书中有关荆轲壮别于这一带的记载亦多见。
  在容城与雄县交界地带今残存有数座古城址。对照有关文献记载可知,其雄县古贤村遗址当即晋时易城县之所在;容城晾马台遗址为汉末公孙瓒所筑易京城,后世称“小易城”;而容城南阳村“燕国城”遗址则为周代燕都临易城,古易水流经其城南,故称临易,后世称“大易故城”。燕人为召公之后裔,周初召公受封于北土,建都于今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当古称水)镇北,而称国(秦汉以后改作燕国)。至燕桓侯(公元前697—691年在位)时徙都临易。其所在“燕国城遗址”现存一台地,北坡高出周围地面2—3米,当地人称“城坡”。此台地应即燕都临易城内宫城遗址。在此一带出土有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如郾王职戈、郾侯载戈等)、陶器、骨角器及货币等,其中一件属春秋时期的铜壶于近左铺首处阴刻“西宫”二字,于近右铺首处刻一“”字,并在壶口与壶沿上刻“右冶尹”三字,可进一步为此即燕都临易城之所在提供佐证。其“右冶尹”为掌冶铸事之官。
  《墨子·明鬼下》载:“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将驰祖。……日中,燕简公方将驰于祖,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此事亦见于《法苑珠林·君臣篇》,而径作“简公祀于祖泽。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大祀也。”依古礼制,诸侯国君需祭祀与国事相关诸神及其封疆内名山大川等。齐之“社稷”即齐都城内祭祀土神、谷神之所;宋之“桑林”即宋都城外祭神求雨之所;楚之“云梦”即云梦泽,为楚国境内大泽;燕之祖泽与其相类。国君行祭礼,臣民男女可聚合在一起随观,为古之遗风。其境内大川,一般是在国都郊外面向其所在方位远望而祭,称望祭。燕简公(公元前504—492年在位,或公元前504—460年在位)时国都临易,其亲临祖泽而行祭,当是由于离祖泽较近之故。由此推知,祖泽应指今白洋淀一带的水面,而“祖”即由临易城通向祖泽之路。燕臣庄子仪死而有知、击杀燕简公于“祖”之事,或是出于幻觉,然被记于燕之《春秋》,又被《墨子》等书所引,竟成为今日寻觅祖泽所在的线索,颇令人感受到文字符号传递今古信息之功能奥妙无穷。
  战国时期,赵国兴起,燕都北迁于蓟(今北京),临易城改称易,曾一度为赵所取,后又回归。此一地带为燕与赵之分界,古有“燕南赵北”之说。若以上对“祖泽”的探索无误,则应确信荆轲壮别之地即在此一带。作为历史的见证,这里有古秋风台。
  
  古秋风台
  
  在安新县文化局院内,我见到残碑一通,为清道光十六年(1836)安州天宁寺主持源按原尺寸重刻,上记当年燕丹等于此送别荆轲之事。此碑原立于安新县安州镇西北3公里古秋风台上,战乱中一度失落,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发现,现正准备重立于原址。查康熙十九年刊《安州志》卷七《古迹》载:“秋风台,在城北易水旁,即燕丹送荆轲之处。”再往前追溯,则有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燕太子丹送别荆轲之地“在幽州归义县界”。归义县即沿于原燕都临易,而治所稍北移。此前有北魏学者阚在述及故临易城风物时谈到荆轲别地“疑于此也”,而为郦道元《水经注》所征引,并言“余按遗传旧迹多在武阳,似不饯此也。”其就当时所见所闻来考辨此事,或偏于信,或偏于疑,均未予以轻率的否定,足见有关证据之过硬。而之所以有所疑,则很可能由于此一带地貌变迁太大,致使古今名物无可比附。
  根据地质学研究,今白洋淀至文安洼一带洼地形成与第四纪地质构造凹陷有关。其为众流所归,携沙甚多,又受气候冷暖及海浸进退的影响,水面时而扩张,时而收缩。距今约1万年前,原已干涸的白洋淀地区水面首先在地势最洼处再度兴起。至距今7500——2500年左右,是白洋淀扩张的全盛时期,东北起自永清,向西南经霸县、雄县北部,西去容城再折而南下,经保定、清苑、望都与定县北部,再东去安国、博野,直趋肃宁、河间地区,东部与古文安洼水域相连。距今2500年以来,湖水变浅乃致解体、收缩,有部分地区干涸。春秋战国之际,正值其水面收缩期。不过,“祖泽”仍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另有《尔雅·释地》等所记“燕有昭余祁”,其“昭余”二字当为“祖”之缓读,或“祖”为“昭余”二字之急读;而“祁”通于“睾”,古书中又有以“泽”作“睾”者。可知二者所指相同。古时北、中、南三易水先后交汇于今容城西北,又东南流至容城、雄县一带注于“祖泽”。至战国晚年,荆轲别此,很可能还大致保持着这样的景观。而后,就渐渐面目全非了。汉代学者无一能指明“祖泽”或“昭余祁”当在今白洋淀地区。晋时文学家左思作《魏都赋》,有“掘鲤之淀”句,据注家所释当指今白洋淀(特指),已是“祖泽”解体后之孑遗了。
  以古文献、考古资料与地质学研究成果相结合而推定古祖泽之所在,从而使荆轲壮别于此得以明确。当年,燕太子丹等为荆轲送行,当是自燕下都启程,乘舟顺易水而下,至此入祖泽,“既祖,取道”。其“既”,原意指人饮食完毕,引申为止、尽、经过等义。“既祖”即经过祖泽。至于其弃舟登岸处是否即“古秋风台”之所在地已无从推考。不过,这一点似并不很重要。立碑之意,在于可使人临观而感,它至少是与之相近。临于此,同样可以加深体会当年荆轲壮别的心境。由于历史的行动具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最后的结局往往难以预料,因而人们更看重行动之前的抉择。每个人都面临着这种抉择,并应该对自己的抉择负责。如太史公所论:荆轲们之所以“名垂后世”,是因为“其立意较然(明确),不欺其志”。(《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去了,惟余易水秋风。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风萧萧兮易水寒。
  (责任编辑洛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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