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科提案恢复国歌歌词

陆志成


  近年来,不断看到和读到一些关于国歌往事的访谈与文章。但其中述及在“十年浩劫”中从禁唱国歌歌词,到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恢复原国歌歌词这一段历史曲折,大都语焉不详。而我倒认为这段史实不可或缺。今将我之所见所闻写出来,作为补遗,并借以寄托对陈登科先生逝世六周年的怀念。
  国歌歌词《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田汉先生1935年2月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词,由聂耳配曲后广为流传,其金石般的文字,号角式的旋律,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抗击日寇的战场上,前仆后继,奋勇前进。到了1949年9月,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由周恩来、徐悲鸿等人最早提议,并经由毛泽东参与讨论和研究定为国歌。虽然当时有人认为歌词中的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合时宜”了,提出要修改的意见,但绝大多数人不同意。与会的毛泽东也认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全中国也快解放了,但还受帝国主义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的压迫,要争取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留原歌词好。故,他后来在一份有关国歌的文件上批示:拟用,居安思危。
  但自“文革”始,由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所致,又加上田汉被打成“叛徒”,原词不被使用,国歌就成了有曲而无词、只能奏而不能唱的奇怪之歌。至今,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年搞过的一次新歌词征集活动的情形,我还亲眼见过一本1978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征歌词选编》。里面选入歌词59首。由于选入了我们阜阳一位同志的一首,在当地产生过一些影响,故而对此事印象很深。
  后来,1982年底原歌词被恢复,会场上又响起“起来……”的雄壮歌声。接着又听说在全国人大提出这个方案的第一人,是著名作家陈登科。恰巧那时我正在从事“陈登科生平与创作年谱”的编著工作,住在合肥,同陈老接触的时间颇多,便就这件事专题请教了他。下面便是我当时记录的陈老谈话的主要内容:
  早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时,我就持有异议。首先是一个对国歌原歌词的情感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那时,一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中华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国山河被践踏、人民被蹂躏的现实,就抑制不住那种誓为祖国人民献出热血、献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们对田汉同志的这首歌词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对新歌词,我们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内容也是硬凑的,空空洞洞,索然无味。但由于当时田汉同志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到了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时,田汉的历史冤案已经得到平反。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这个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就此事我曾同肖马、韩瀚二位作过深入的讨论,得到他们的支持,为议案拟出三条理由: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曾亲自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你看,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三,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当然,也有阻力或非议。其中最突出的,莫甚于“过时论”。为此,我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自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工人唱着它开进巴黎,一直唱到今天也没改。而我们的国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今天,它仍在教育、激发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它永远不会过时(果不其然,后来在恢复国歌原歌词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国歌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笔者注)。
  不过,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当年大会秘书处只讲交付常委会研究,便没了下文。后来在五届三次、四次会议上,我也一次再次坚持地提,直到五届五次会议才得到通过。终于使这首失落17年之久的歌词,重新回到人民心中。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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