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使我们如何面对苦难

高全喜

                           ——读画家张鉴墙系列油画《上访信》有感

 

  近来,北京宋庄画家村的青年画家张鉴墙创作的系列油画《上访信》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没有想到,在中国现代派新潮艺术的重镇,竟然产生出这样一种接续传统现实主义精神的架上作品。张鉴墙的《上访信》使这样一个问题重新浮现出来:艺术使我们如何面对苦难?

  说起来中西方的现实主义艺术传统,从来都是把面对生活、投入生活、提升生活视为自己的创作理念,并由此产生出一系列伟大的经典作品。但是,随着现代派艺术的突飞猛进,尤其是在中国现代语境下与后现代艺术的合流,使得上述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艺术问题,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进而退出来中国当代主流艺术的领域。当今的画家们纷纷以追捧现代和后现代思潮为时尚,以刻意挖掘和咀嚼自我的个性欲望为能事,甚至为此不惜扭曲社会与自我的真实面相。在这样一个缺乏宏大叙事的嬉皮玩世的现代艺术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苦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和遗弃。所以,张鉴墙的这个系列组画《上访信》甫一问世,便以其敏锐的触角、冷静的沉思和质朴的画面,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我觉着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它表明中国的新一代现代艺术家们开始有能力突破自我,走向社会和民众,面对真实的人间生活。

  古往今来的艺术经验告诉我们,最能震撼人的艺术并不是那种看似华美风光的艺术,也不是那种自我独尊的艺术,更不是那种远离生活和现实世界的所谓“无我之境”,真正震撼人的是那种能够穿透人类生活苦难的艺术。欣赏张鉴墙的《上访信》,我感到他们这一批年轻的现代派画家,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前辈,即成长于“85”和“89”美术新潮的现代派画家,超越了那种以决裂的姿态对抗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主义画家和波普主义画家。张鉴墙他们能够冷静地面对传统,理性地审视自我,以平等的视角切入到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场景之中,与他们描绘的客体物象共同分享着这个生活世界的艰难、无助,甚至苦难,并且通过现代艺术的技艺,把它们表现出来。我曾经把这种基于新的文化批判立场的艺术形态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现代艺术与传统现实主义的结合,或者说是一种现实的现代主义。

  谁都知道,信访问题在中国不单纯是一个社会信息的民意反馈,而是一部中国社会政治与民情的浓缩历史,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方方面面,其中隐含着说不尽的政治机制的扭曲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张鉴墙基于朴素的生活经历,以其艺术家的独特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信访这个从未被中国画家们收入“法眼”的卑微物象,实际上承载着百年中国的历史宿命。据张鉴墙自己的述说,当他从同住在宋庄画家村的社会学家于建嵘那里借来近百份上访信时,他感到自己的那双手是颤抖的,他知道其中的每一封信都埋藏着一个悲惨的故事,甚至悬挂着一条冤屈的生命。其实对于这些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它们随时随地地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亲朋好友身上,甚至我们自己就曾经是一个受访者。所以,在感同身受地阅读了于建嵘提供的上访信之后,张鉴墙并没有刻意去表现上访信中的各种各样令人荡气回肠、惨不忍睹的故事,以及其中的情节与人物,而是采取了自己创作实践中的一贯的减法原则,用最简单、朴实、近乎白描的手法,把四十余封表面样态大体一致的信封展示出来,这样就构成了他近来的这个名为《上访信》的系列油画。

  初看下来,张鉴墙这组油画的艺术成色不是太高,不过是一些近乎重复的上访信的复制,色彩简陋,质地粗糙,结构平淡,感情松懈,单纯从艺术形式和绘画技巧来说,很多画家都具备这样的看家功夫。四十余幅系列组画中的大部分物象,有很大的雷同,是人们常见的几种寄信用的信封,如白色的、牛皮黄的,在文具店和邮局随手可以买到的信封,其外还有几幅挂号的航空快递的专用信封。

  但如果稍加仔细地审看张鉴墙的这组作品,你会发现,这些近乎雷同的上访信封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和差异的,其中最令我震惊的是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地址、收件人姓名和发件人地址。按说上访信的邮递单位和收件人应该是国家各级政府的相关信访单位和工作人员,这些信件没有一封是寄给他们的,而是寄给了几个按照常规不应该接收这些上访信的单位和个人。他们是:“北京西城区府右大街中南海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胡锦涛收”、“北京市西城区府右大街中南海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温家宝收”、“北京市西交民巷23号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室吴邦国收”、“北京市复兴路乙11号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收”、“北京市复兴路11号中央电视台敬一丹收”、“北京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与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于建嵘收”……再看发件者的地址,几乎覆盖了中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尤其是一些欠发达的老少边穷地区,他们是:“辽宁营口市射线仪器厂”、“贵州省镇守自治县城关镇北关村农民高大兴缄”、“山西省大同县聚乐乡塔儿村”、“北京南站上访村冤民临时代言人”……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这些不该投递的信件,有事找中央,找总书记,找总理,这是中国上访者的真实呼声,而且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各大报刊杂志都曾经多次隆重报道了总理直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所以,上访信的几乎所有收件地址和收件人无非是上述的中国党政部门的最高领导机构和领导人以及电视新闻单位,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其实是中国的特殊政治本性,对此即便是广大下层的中国人民也都知道这个理。

  令我深思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上述这个理的深层政治逻辑,这些则是广大的上访者远没有意识到的。我们看张鉴墙这组作品中的那些真实的通过公共邮政体系寄出的上访信,它们填写的通信地址很多是不规范的,有的缺准确的街道名牌号码,有的缺具体的接收单位,有的缺明确的收件人(只是写负责人收),而且邮政编码几乎全都是错误的,或者干脆空缺没写,大多写的是抽象、笼统的投递单位,诸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中央电视台等等,唯一很清楚的是收件人,即几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这些上访信按照现行的高度科技化的中国邮政运营体系,它们是根本无法投递到收件人手中的,而且即便是几件按照现行的邮政体系的规范要求是合格的信件,它们也不可能如愿地投递到收件人手中。因为,中国的政治运行体制并非公共化的体制,通过上访信的邮政体系也无法走通中国的政治之路的,我们的政治编码不是公开的邮政编码,而是自上而下的秘密编码,虽然偶然也有隆重的报道说是我们的总理替农民工讨了个说法,我们的省长为某个案子的无辜者申了冤屈,但那不是农民工、含冤者自下而上上访的结果,而是另外一套政治逻辑的结果。

  当然,张鉴墙是一个画家,他未必懂得中国的政治,也未必像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那样了解上访信的政治与社会的深刻蕴含,但是他有艺术家的敏感和现代艺术赋予他的节制。他清楚地知道手中的上访信不是一件可以肆意发挥的东西,他也没有理论家、思想家那样的能力去剖析其中的密码,他说他所能所做的,不过是把上访信这个理论家们视为中国政治的黑洞的物象以一种系列组画的形式,原封不动地展现出来。在此,他不去发挥,不加图解,也不包含满腔的同情或义愤填膺的批判,只是如实地、冷静地、审慎地,但力求准确地把从于建嵘教授那里借来的各种各样的上访信勾勒赋形。对于那些诸如收件地址、收件人等等的隐含意义,以及每封上访信背后的故事,只能留给观众去体会、感受和挖掘。

  本文不是旨在阐释张鉴墙作品的社会政治学意义,而是艺术评论,我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系列油画作品,张鉴墙创作的《上访信》在艺术上具有哪些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意义。我们看到,张鉴墙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但他并不信奉所谓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以及时代精神等那些传统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是用写实主义的技巧构建他的艺术主题。他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不具有任何典型性的真实而苦难的生活图景。在此,艺术家的立场是冷静的、有距离的和中立的,没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寓意传情,文以载道,更没有主观精神的自以为是的积极投入和立场正确的鞭策批判。就这个创作倾向来说,张鉴墙毋宁属于现代派的画家,他对传统现实主义对于现实的体认是持质疑态度的。但是,张鉴墙的这组画又不属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的谱系,因为它没有丝毫的对于现实生活的挖苦、扭曲和虚无主义的宣泄,在冷静的白描中渗透着真诚,在理性的节制里潜伏着情感,在单调的图式下隐含着张力。

  我认为张鉴墙所代表的这一批新的现代派画家,他们是对于传统现实主义和当下现代派艺术的双重的超越,属于新的现实主义,或者说现实的现代主义。他们知道艺术的限度和边界,也知道自我的缺憾与不足,因此,对于社会生活,尤其是曾经经历过的苦难生活,他们意识到是没有资格以艺术家的眼光来加以俯视的,更没有能力去加以正确的阐释和批判的;审慎地保持一定的距离,用平等的姿态展现出来,就实属不易了。人民的生活苦难已经足够沉重,艺术家不能再以所谓艺术的说辞而对苦难的生活给予另外一种“艺术”的伤害。张鉴墙的这个艺术原则,在我看来,是对于他过去的减法原则的提升。《上访信》系列油画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则,而具有了历史的活化石的意义。面对苦难,他的艺术所教给我们的不是理论家们的一些分析性的逻辑和结论,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所传递给我们的鼓动性的激情,或现代派艺术、后现代艺术所宣泄的个人主义的偏见,而是艺术节制下的广阔的视觉和思想的空间,让每个人都能寻找到各自的自我。在中国的大地上,苦难是实实在在的,艺术不是克服苦难的法宝,它们只是苦难的记忆。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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