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春光》影片风波

朱安平


《内蒙春光》电影海报


《内蒙人民的胜利》电影海报




  摄制于1950年的《内蒙春光》,因对民族政策的反映出现问题,上映不久即遭“停映”,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进行修改,并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更名为《内蒙人民的胜利》后恢复公映,在国内外广受欢迎,曾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奖。它所迈出的第一步虽然不乏坎坷,却成功开启了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之先河。

 

乌兰夫提议拍摄

 

  在中国电影史上,可追溯有影响的少数民族题材故事影片,解放前仅有1942年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反映蒙汉团结、一致抗日的《塞上风云》和1948年唐绍华编剧、何非光导演的反映台湾高山族、汉族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花莲港》。真正关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生产并呈现蓬勃生机的,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截至“文革”前的17年间,此类影片就有40余部,其中首部影片是1950年春由东北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东影”,即后来的“长影”)摄制完成的《内蒙春光》(后改名《内蒙人民的胜利》),无论在主题思想的确立,还是选用少数民族演员以及表现少数民族特性等方面,都对新中国民族电影产生了积极而有益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该片取材于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自治运动,创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史实。1945815日,苏蒙红军配合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兵东北,日本帝国主义者随即倒台。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翻身斗争的浪潮,动摇了内蒙古王公、贵族的封建统治基础。为了统一领导内蒙古人民的解放斗争,于1945年末在张家口召开了盟、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遣大批干部深入各盟、旗做群众工作,积极宣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纲领,组织盟分会、旗支会。影片就是通过对当时比较典型的一个旗工作情形的描写,展示了开辟新区干部怎样团结群众、争取上层、孤立敌人,成功团结蒙汉各族人民打垮了国民党军队进犯的历程。

  片中着重借助贫苦牧民顿得布如何从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辨清敌友,终于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战士的刻画,表现了少数蒙古族群众由于受反动统治阶级挑拨造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的反动本质。 影片还较为深入地揭示了内蒙古社会阶级斗争的现实,这在当时也是很重要的。内蒙古的封建统治者一直否认内蒙古有阶级存在,外界不了解内蒙古社会也认为草原上是自由天地。事实则是内蒙古曾经存在着非常黑暗、残暴的封建统治,王爷对人民有生杀予夺之权,而牧民连结婚的自由都没有;王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劳动人民的生活却不如牛马骆驼。影片以一定的情节、场面,对此作了具体而形象的表现。

  该片系由时任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亲自提议,由内蒙古文工团和东北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而成。因系内蒙古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影片,为确保其创作和拍摄成功,乌兰夫亲自向主创人员交代创作和拍摄意图,亲自主持讨论剧本,直接指派其子、时任内蒙古文工团副团长、后长期主持内蒙古文化工作的布赫担任该片顾问,并要求内蒙古文工团作为重点任务全力投入拍摄工作,在拍摄过程中还亲自给有关盟的领导人打电话,要他们全力支持,切实解决拍摄中的实际问题。“东影”方面也极为重视,选派很早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又曾在延安鲁艺从事戏剧工作、首批从解放区转入电影战线的王震之、干学伟,分别出任编剧、导演,专门配备了一个很强的摄制班子,包括特地抽调一位技术优良的原“满映”留用日方摄影师参加拍摄。由于乌兰夫高度重视,各方面有力配合,创作和拍摄进展十分顺利,于1949年的仲夏开始外景拍摄,初冬下雪回到“东影”再拍内景,至1950年初就全部完成了影片的摄制工作。

 

意外突遭“停映”

 

  《内蒙春光》很快通过审查,在首都长安戏院隆重举行的首映式上,得到各界领导的好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特赠锦旗表示感谢和鼓励。由于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其主题鲜明,冲突尖锐,情节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内蒙古草原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俗特色,当年34月在北京、天津一度上映后,令观众耳目一新,很受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发表文章予以称赞,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作品,无论是主题的积极性上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是我们从过去的基础上跃进了一步。这部影片,使我们看到了内蒙人民的真实生活与斗争,我们希望再拍一部描写内蒙建设影片及描写其他少数民族的影片。”

  专程携片赴京的导演干学伟,原曾担心自己第一次执导拍片观众是否认可,没想到上映后获此反应,心里的石头也落了下来。就在他为获悉发行公司因上座很好讨论继续扩大上映而高兴之时,突然接到中央电影局通知,去北影放映室接受复审。

  当天夜里前来复审的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戏剧电影界前辈,时任中华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阳翰笙。他们与干学伟见面时都很亲切,可看完影片后却严肃了起来。李维汉提出一些具体意见,着重对干学伟说道:“你在影片里虽说要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可在形象处理上却大量暴露他们,以至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兵败将由抢劫而枪杀……”

  干学伟明白是指片中对蒙古族道尔基王爷的描写,不仅表现了其非常残忍,如有踩着奴隶的背上马等场面,而且还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和挑唆,将特务暗藏在喇嘛庙里,与之勾结准备派人刺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干部,后来王府遭到国民党败兵的抢劫,王爷抱着金印逃跑不肯松手,被败兵用冲锋枪打死,当即对此作了解释:“我其实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他勾结反动派,引狼入室自食其果。”

  但李维汉仍认为“这是在‘借刀杀人’,前面暴露得太多了,后面就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并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对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不利,不利于统战工作,并提出这部影片不宜再映出,最后当场做出决定该片“停映”。

  干学伟事后得知,引发复审并暂停公映《内蒙春光》,在于中央统战会议上,西北代表提出此片“把一位蒙古族王爷写得很坏”,“在新区放映与政策不符”。这一意见引起已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乌兰夫的注意。鉴于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还有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尚未解决,涉及民族政策问题的宣传需更加谨慎,应避免让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因此责成有关方面予以过问。后来该片编剧王震之曾专门就此在《人民日报》上作了公开检讨,表示“由于对于内蒙人民革命的基本任务没有弄得明确,因而在影片中对于王爷这一人物的处理也是不恰当的,特别是代表着共产党的苏合同志对待王爷的态度,也是不符合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我只看到了王公对人民的压迫,和少数民族中的败类通敌叛变的事实,却忽视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者的面前,这样的王公虽然与其本民族的人民大众之间有着矛盾,但是因为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也有矛盾,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人民就有把这些上层分子争取过来或使之中立的可能。”“虽然我在写这个剧本时,也深感到关于民族问题处理上要十分谨慎小心,但根据这次对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六章的研究,对照着影片的内容,才深感到自己的认识与《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和人民政府对于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谨慎方针,是有着很大的距离。”

  那天复审《内蒙春光》结束,阳翰笙在送干学伟回住处的车上,曾安慰道:“小兄弟,别难

过……”干学伟虽很感激,回答说:“没关系,再拍一部……”内心却深感痛楚,这毕竟是自己梦寐以求拍成的第一部影片呀!为了完成这部蒙古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影片,干学伟一切从头开始,以强烈的责任心和创作热情,废寝忘食地投入准备工作,特意精心研究了蒙古史;仅蒙古族民歌就收集了几百首,从中抄写一百多首以备影片选用;还深入辽阔大草原五百多里,脚踏实地体验蒙古族生活,看套马、摔跤,参观喇嘛庙、喝奶茶、睡蒙古皮垫子,连牧民的服饰装扮、走路特点、端盘子的姿势等都不放过。后来的选择演员、实际拍摄,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为确保主要角色由本民族演员担任,外形气质既要相符,表演上还能入门,他不知跑了多少路、走访了多少对象。当时拍摄条件十分艰苦,除了经受风吹雨淋、烈日严寒等严峻考验,还要应对人力、物力紧缺严重困难,因电影胶片靠国外进口必须特别珍惜节省,每一个镜头拍摄都必须试拍练习多次,不到成熟程度决不下令拍板开机。他因操劳过度经常失眠,只有靠不停打针治疗维持,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到底,经过剧组全体人员团结苦战,影片才以高速度、高效益完成,不料甫一面世竟遭此意外。

 

总理力主修改

 

  正当干学伟为走上电影导演岗位的处女作夭折而饮食无味、通宵失眠,几天之后他忽然接到电影局通知,说周总理要看这部片子,让他准时出席。这使干学伟感到非常意外和不安,一部电影竟然惊动了总理!更没想到的是这次总理看片,竟使《内蒙春光》的命运又会出现转机。过后他了解到,原来是阳翰笙向总理汇报了有关《内蒙春光》停映的事情,总理指示文化部召集有关人士集体看片进行座谈。

  57日晚,干学伟准时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放映厅。不一会儿,就来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格平,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还有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以及电影、戏剧界的领导、专家阳翰笙、袁牧之、陈波儿、史东山、蔡楚生、洪深、欧阳予倩、田汉、老舍、曹禺、李伯钊等,甚至素未参与电影的一些作家也来了,比如丁玲、赵树理等,到场的有一百多人,而且陆续还有人进来。后来干学伟回忆当时面对这如此盛大阵势,仍不禁感叹:“那时真是紧张得不知道如何接应才好。”

  正在干学伟与赵树理谈话的时候,听到有人说:“总理来了!”他急忙到门口去迎,总理已步履轻捷地进入放映厅,电影局长袁牧之、电影局艺委会副主任陈波儿向总理介绍说:“这就是《内蒙春光》的导演干学伟。”总理立即有力地和他握手,并亲切地说:“我看到过你的剧照,这次来看你导演的片子。”干学伟想起自己在延安鲁艺时曾在话剧《带枪的人》中饰演列宁,1942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转交给塔斯社驻中国分社寄往苏联,总理还清楚地记得那张剧照,这使他惶惶不安的心情稳定了一些。

  总理同郭老等几位交谈了几句,遂请大家就座先看电影再讨论,并让干学伟坐到他身边。在随后看片过程中,总理还曾与干学伟有过几次对话。随着片头字幕出现很多蒙古族演员的名字,总理轻声说:“这么多蒙古族演员,好,你是从哪里找来的?”干学伟回答:“有内蒙古文工团的,也有个别同志是骑兵二师的。”总理说:“对,拍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就要多用少数民族的演员。”在银幕上出现内蒙领导机关办公室时,总理问:“这办公室那么大吗?”干学伟解释:“内蒙接收了敌伪产业,我们制景时做了一些加工。”总理纠正说:“不要这么大,要朴素!”这让干学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艺术加工”帮了倒忙,当初在内蒙体验生活时,就曾在在内蒙党委住过,亲眼看到书记、部长们过的是供给制的生活,和大家一样吃集体的伙食,生活上没有任何铺张。影片放到牧人顿得布去找他的爱人,那个牧羊姑娘唱起牧歌,总理很感兴趣地问:“曲子是当地民歌还是创作的?”干学伟说:“是在民歌基础上加了点工。”总理说:“还是用原来的民歌好!”当看到王爷府宴会一场,干学伟低声告诉总理:“这个中间跳舞的演员是乌兰夫同志的儿媳妇。”总理高兴地说:“噢,他有这么大的儿子啦?!”

  影片放完后,总理请大家发表意见。郭沫若首先既真诚又直率地说:“我原来就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还想用它拿去换一些外汇来呢!现在看来是可以改一改……”不过他提出的却是一个听来简单但令人发笑的改法:让王爷的福晋和国民党特务眉来眼去,结果让王爷发现了,就开始有一些转变,不再跟随国民党了。这令大家哄堂大笑。而洪深和欧阳予倩则认为不能改,在他们看来影片蒙太奇处理构思较严谨,改动起来很难,改不好就乱了。周扬提出为了避免不利的影响,这部片子可以在东边地区放映。田汉表示不认同这一意见,理由是党的民族政策是一样的,不可以在某些地区放映不利就选择在另外的地区放映。当总理问邓拓怎么看,他检讨了《人民日报》对于民族政策理解不足。听到有人主张这部影片再过几年再放映,蔡楚生当即说:“电影在技术、艺术上发展都很快,如在仓库里搁上几年就可惜了,损失太大,还是修改的好……”不少人同意这一意见。

  听完大家各抒己见,已到深夜两点多钟,周总理站起身来,炯炯有神的眼睛环视着会场,亲切而又略显严肃地用洪亮声音开始发言。他指出,这部影片无疑有它成功的地方,但也有错误的地方。成功之处在于其艺术上的深刻动人和技术上的相当完整。因此成功应归于编剧、导演、演员等工作的同志们。它的错误是违反了《共同纲领》中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为当前我们的敌人,国内是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国外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那些王公、喇嘛。对王公、喇嘛,我们主要是争取,只有对实在不能争取的,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勾结、顽抗到底的,才打倒。今天民族问题的焦点,还是在民族隔阂问题上,这要我们积极开展工作来努力消释。影片中的错误应归于领导。片子文化部看过,电影局属于政务院,我也有责任。最后他宣布这部影片决定修改,并请在座的同志们多提建议,给予积极的扶植。

  对于总理的分析和批评,与会人员都感到非常透辟,干学伟更是深受感动和教育,散会后当即向总理表示,一定认真地将影片修改好。

 

主席亲自更名

 

  根据周总理讲话精神,文化部电影局随后又专门召开了“政策与艺术结合”座谈会,对《内蒙春光》的错误进行检讨,研讨如何加深理论和政策的学习,提高对《共同纲领》的掌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1.将王公的罪恶转移到特务身上,将民族内部矛盾转移到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去。如马拖死人,拿刀叫顿得布杀人等场面,由王公的命令改为特务的命令,打工人和骑马的小孩等场面则予以减轻。

  2.增加一个好的王公,或者给王公加一个好的儿子。

  3.表现王公本来是好的,但另外有一个控制他的摄政王与国民党特务勾结。

  4.在王爷府里增加一个奸细,一切与国民党特务勾结欺压人民的事,都是瞒着王爷做的。

  5.加强对王爷当时所处环境的描写,加强王爷和国民党特务之间的矛盾,安排使王爷动摇的伏笔,而王爷终于被我们所争取。

  “东影”迅即安排主创人员认真进行修改、补拍,全片原有54场戏,改后保留28场,加入重新拍摄16场,以及部分修改的10场。在修改后的影片中,蒙族的王爷由原先与国民党勾结,坚决反共反人民,最后没有好下场,改为在国、共两党之间一度犹豫不决,脚踩两只船,后经共产党人苏合与爱国进步的蒙族上层人士的争取、影响,终于站到拥共反蒋阵线一边,最终醒悟成为党争取过来的对象,而一直受蒙族奸细和美蒋特务蒙骗的顿得布,最后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袁牧之、蔡楚生、陈波儿等电影界领导,自始至终对修改工作予以关心与指导,许多地方都与编导人员一起反复推敲。改拍完成的影片经过文化部审查后,陈波儿又让干学伟再送请总理审查。

  干学伟与在片中饰演王爷的白大力一起专门来到中南海,向总理请示对该片修改的意见。总理见到他们很高兴,一起坐下来仔细观看了改拍后的影片,看到片中在争取上层分子方面加强了,其内部也出现了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包括倾向共产党的人物,这样基本上符合了党的民族政策,此前曾提到的关于办公室和有民歌的两场戏也都改拍了,感到很高兴。看完片子后,总理又稍加思索,即表示对影片已没有意见,再请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看一看。

  于是,影片又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看了。主席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在前面增加一场戏,先有国民党派特务进草地,这样比较策略,以后有自治运动的同志才到草地上去。第二、后面抢劫王爷那场戏,国民党兵正要夺王爷印的时候,解放军到了,一下子把国民党败兵抓起来,然后向王爷宣布只要你不投敌,你的生命、财产都有保证,这两句话再斟酌斟酌。不久又传话后面两句话先不动,前面的那场戏还是要加一下,并提出《内蒙春光》的片名不好,让编导自己改一下。干学伟转请主席改一个片名,仅一天后就获告知主席给改为《内蒙人民的胜利》,最后确定以此为正式片名。

  经过精心修改后的《内蒙人民的胜利》,成为一部较能正确、真实地体现民族政策的影片,被列入文化部电影局和中影公司举办的国营电影制片厂“新片展览月”展映影片之一,于19513月在全国20个大城市重新上映,《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评价为“《内蒙人民的胜利》是一部反映我们民族政策伟大胜利的影片。它正确地反映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国内各民族的政策,并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去执行这个政策,才能粉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并取得伟大的胜利。”后又输送到苏联和东欧各国放映,也受到一定好评,认为“这部影片在政治上具有明确目的性并且是具有极大热情的影片,因此它是有助于解决加强中国各民族团结友爱这一伟大任务的。”并在捷克第七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编剧奖。

从《内蒙春光》“停映”到《内蒙人民的胜利》复出,该片迭经行政权力干预、却又有幸得到积极扶持,诚如后来有论者所指出的:“这次对《内蒙春光》的批评,虽然也是毫无例外地出于革命功利的考虑,但比较有说服力,比较实事求是。”其影响颇为深远,它在表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予以特殊对待与呵护的同时,亦鲜明昭示任何民族题材的影片必须符合特定时期的政治方针和民族政策。维护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信仰、风俗、习惯,由此成为每一个少数民族电影创作者自觉恪守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该片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却为此类影片的生产制作起了“导向领航”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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