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刘志丹》第二次被禁情况补充

王晓中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三卷本《刘志丹》的封面


1957年,刘景范、李建彤全家合影。后排左起:李建彤、刘景范。
前排三个子女,左起:刘米拉、刘索拉、刘都都



  《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刊登了李原的文章《小说〈刘志丹〉的三次被禁》。对小说的第二次处理是在19861987年,中顾委有关老同志参与其中。本文仅就当时情况作些补充,希望有助于人们更为客观地了解事情的全貌,进而做出适当的判断和思考。

  小说《刘志丹》可说是“风云小说”。

  《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河南许昌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延安抗大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6年和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结婚。建国后,曾先后任职中央监察部专员和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因为这本小说,她的大半生都陷于无休止的纷争中,吃尽了苦头。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工人出版社策划创作出版一系列革命英烈丛书,把小说《刘志丹》的创作工作托付给李建彤。但因为这一题材涉及30年代西北革命史中的诸多悬案,一开始就在相关圈子里引起争议。小说初稿完成后,同时开始在《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之后引发了一场争议。《刘志丹》成为禁书,李建彤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被开除党籍,成了劳改犯。这是《刘志丹》的第一次被禁。“文革”结束后,被禁16年的《刘志丹》和作者李建彤也重见天日。

  

一、旧事重提,再起波澜

 

  冤案平反后,李建彤怀着更为激愤的心情,埋头奋笔,写完了《刘志丹》。19841985年间,小说一、二、三卷陆续出版,公开发行。

  但由于这部小说毕竟描述的是西北革命历史,触及诸多矛盾和积怨,且立场观点有失偏颇,它的出版发行,又在相关圈子里掀起一阵波澜。

  1983年,中央对西北问题做过最后结论。(西北问题,指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内部矛盾冲突以及1935年西北“肃反”运动的遗留问题。1983年,中共中央责成中央顾问委员会主持解决这一历史悬案。)中央结论的重点是:一,刘志丹、谢子长都是西北革命领袖;二,1935年西北肃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有关负责人是执行“左倾”路线;三,本着“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精神,分清大是大非,不再追究细节和个人责任,把相关争论停止下来;四,所有在肃反中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中央结论以中委(198328号文件通报全党。

  在28号文件颁布后,相关老同志们也都不再议论往事,西北历史问题的争论也基本平息下来。但是,《刘志丹》的出版,旧事重提,在相关圈子里又引起不满。

  《刘志丹》是一部人物传记体小说,旨在以纪实手法记叙西北革命史和刘志丹生平。其中,除了刘志丹外,隐去了真实人物的姓名,以及事件的时间、地点。但其所指,凡是过来人都一目了然,不难找出现实中的原型,“对号入座”。例如,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方自强,实际是影射谢子长,另一人物陈宏,实际是写阎红彦。在新出版的三卷本小说中,二人都被描写成刘志丹的死对头,属于反面形象。小说逐一记叙了西北历史上一些重要事件,在感情和认识上流露出褒贬不一的倾向。

  1985年,谢子长的亲属以及中顾委委员、原红二十五军领导人贺晋年等人先后写信给中央领导人,认为作者及小说内容背离了28号文件的要求,要求中央予以纠正。

  28号文件中曾明确规定:“对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必须从全局出发。遇到与党的决议和文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应经中央和中央授权机关审查后发表,不允许轻率地公开争论。”中央有关部门认为,小说《刘志丹》的发表,的确违反了这条纪律。

  遵照中央指示,由1983年解决“西北问题”的五人小组成员、中办副主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牵头,召集原“西北问题”五人小组和部分有关老同志再次座谈,讨论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习仲勋出席了会议。(五人小组,指1983年中顾委解决西北问题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成员有中顾委副主任、常委李维汉,中顾委常委王首道,中顾委委员冯文彬,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中组部秘书长何载。当时参加解决问题的原陕甘边代表是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原陕北代表是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

  在会上,1983年参加解决西北问题的老同志信守承诺,包括刘景范、贺晋年,都没有再就历史问题展开争论,只是就如何妥善解决小说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希望尽快化解矛盾,平息争论,回到1983年中央结论的轨道上来。

  座谈会结束后,冯文彬汇集会议意见,给胡耀邦写书面报告,提出处理意见。这份报告认为:

  “一,由文化部通知有关单位停止继续发行小说《刘志丹》。如再版,必须由作者根据中央198328号文件的精神进行修改。二,由中组部派人,和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一道找作者谈话,进行批评教育,并做出适当处理。三,以党史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必须与党的两个历史决议(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2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一致。凡涉及尚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必须十分慎重。有关部门要注意把关,防止再出现类似问题。”

  正如李原的文章所述,1986112日,胡耀邦在冯文彬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个报告是中央同志审阅和批准了的文件,有关党员同志必须严格遵守。我们说过多次,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

  胡耀邦的批示阐述了两条原则:对文学创作的风格和艺术,不要干预。但对党的历史,不应虚构,不能歪曲。当时,胡耀邦的这一批示不仅仅针对小说《刘志丹》,而且对于全党的史学研究和文艺界的创作原则,都具有拨乱反正的指导意义,影响很大。

  128日,中央办公厅将胡耀邦批示和冯文彬的报告一道,形成中办(198614号文件,下发全国各级党政军机构和团体,要求各有关方面和党员作家遵照执行。

  遵照中央安排,“五人小组”成员、中组部秘书长何载先后七次和李建彤谈话,说服她执行中央决定,并对她提出批评。

  在初次谈话中,李建彤表示愿意接受批评,可以考虑修改作品。36日,她写信给胡耀邦作检讨。她在信中说:“自己不争气,出了乱子,惹了麻烦,决心改正,也一定能够改正”。表示准备重新修改小说,把不妥当的描写,不恰当的词句,统统改掉。她请求召开座谈会,以助于自己把小说改好。她还在信中向党组织请求处分。

  39日,胡耀邦在她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这样办。”

  可过了不久,李建彤又反悔,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愿意修改小说。521日,她又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标题为《陈情和要求批示》。信中强烈表达了她的不满,再次表示,还要原封不动地出版小说。

  她说,自己写的是传记小说,是刘志丹的一生,不是写党史,更不是党史资料。她反对中委(198328号文件中关于陕北革命是“刘、谢二人共同领导”的结论,罗列了西北历史上的一系列事件,加上自己的分析和评价,要中央领导回答“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她对几位对小说有不同意见的人一一点名指责,并说是有人歪曲了、滥用了中委文件,把文件“当作一条棍子”,“把文件庸俗化了!”她认为,对历史问题,“既然有了结论,就应当允许任何人去写;如果什么都不能写,还有什么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成了虚无主义?弄得西北历史和表现历史的文艺作品成了一张白纸,一片荒地?”

  她说,我写的不是党史,而是小说,但我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在是有人用封建主义、唯心主义来反对,中央怎么能接受?她质问道,我的小说中写的重大政治事件哪件是假的?哪件没有根据?哪件没有做过结论?她一方面再次否认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影射现实,可又说,既然你们认定“方自强”就是谢子长,就说明我写得真实,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

  她还说,从理论上、政策上说,谁也无权规定我写什么、写谁。写什么、写谁,都应该让我自己决定。谁有意见谁在报刊上公开批判我!

  78月间,中组部又委派孟连昆、韩灵二人两次找李建彤谈话,予以劝说和批评,要求她按照原来的承诺及早动手修改小说,然后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但李建彤始终坚持先开座谈会,然后再修改小说。还坚决地说,不开座谈会就不修改小说。

  820日,李建彤给习仲勋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李建彤抱怨习仲勋:“我已经不理解你了。如今,你变了。顶不住‘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者的一再进攻,表现出挨打挨怕了的样子,赶快糊弄。”“你的阵脚一乱,‘左倾’宗派主义者便去喝胜利酒了”。她还说,“14号文件(指中办(198414号文件)和宪法、法律挂不挂得上钩?和文艺政策、双百方针、党的生活准则有无违背之处?”“这部书是不应该禁的,越禁人们越爱看!”

  她坚决表示:“这次写这个题材,准备一次就写个彻底,把所有涉及刘志丹的问题写清楚,不留给后人。我要放手大胆地让感情在纸上奔驰,一定要挖透。我明白,这个题材只有我敢这样写。”她还说:“写这个题材的人要准备担风险。因为有人惯用各种方法左右我党的政策,搅浑党的理论。”

  在《公开信》的后面,她还附上一份《申诉书》。她在《申诉书》中说,要用宪法保护自己的作品。按照“双百方针”,文艺、历史、政治领域里的问题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凭一家之言,一锤定音。由于我们国家有一部分人太封建,才发生了《刘志丹》小说案件。她还进一步提出,有关部门要负责赔偿停止出书造成的经济损失。

  鉴于这种情况,1016日,冯文彬再次邀请五人小组和中组部、中宣部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对策。

  根据大家的意见,1029日,冯文彬再次给胡耀邦写书面报告,提议:“一,由中组部和李建彤单位党组织继续对她进行批评,告诫她这种做法是党纪所不能允许的。二,欢迎她实践对耀邦年初的批示所作的承诺。三,如李仍坚持不改,则把她的问题交所在单位党组织处理。”

  胡耀邦将报告批转各有关单位,包括中顾委。中组部孟连昆、韩灵又找李建彤谈了两次,她依然不服。

  至此,这件事已经牵动书记处、中顾委、中办、中组部、中宣部等多个中央机构,一再引起胡耀邦(1986年底之前)、胡启立、薄一波等领导人的关注,影响面越来越大。李建彤的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和党组织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相持不下,也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19874月,中组部孟连昆再找李建彤谈话。李建彤态度依旧,根本不认错。但她说:“耀邦也下来了,我的事就不提了。”(19871月胡耀邦去职)她虽不再到处申辩争吵,但也没有接受组织上的要求。

  

二、最终再次被禁

 

  19874月、6月,贺晋年一再写信给薄一波,要求彻底解决问题,并对习仲勋19781979年间发表的有关西北革命的回忆文章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65日,薄一波在贺晋年的来信上批示:“李建彤的小说问题应按照中央1983年中央结论的精神解决。必要时,可在报纸上公布。习的文章是在28号文件之前写的,可不再论。”同时批示请冯文彬负责督促落实,解决问题。习仲勋在这件信函上批示:“同意薄老的意见。”

  可冯文彬给胡启立写信,说他已不便与李再谈下去,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建议请中央办公厅负责督促相关工作的落实。

  76日,胡启立在冯文彬的报告上批示:“建议由荣高棠牵头,同中组部、中宣部一起研究落实办法。”薄一波批示,同意胡启立的意见。13日,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指示中办秘书局,将薄一波、习仲勋和胡启立的有关批示照转中顾委荣高棠、中组部部长宋平和中宣部部长王忍之。

  遵照薄一波和胡启立的批示,726日,荣高棠和宋平、王忍之三人在北戴河开碰头会,商讨解决办法。

  经过讨论,三人一致认为,还是应该坚持执行中办(198614号文件决定。仍由中组部派人和李建彤谈话,重申中央的决定,对李进行批评,并约法几章,作为纪律。同时,由中宣部安排,立即停止发行《刘志丹》。在文联、作协传达中办14号文件,重申党的纪律,并对李建彤及小说予以批评。

  同时三人认为,如果向社会上公开材料和事实,势必又要旧事重提,并涉及一些人,难免又会引起新的矛盾和纠纷。再说,此事的前一阶段是耀邦亲自过问处理的,公开争论,难免会引起其他猜测和议论。所以,在报纸上公开的办法还要慎重研究。

  会后,我遵嘱整理出三人会谈纪要,呈报中顾委和中央领导人。

  这份纪要上报中央后,就没有再看到有关后续消息。李建彤后来情况如何,也不得而知,只是听说小说不再出版了。此事始终也没有在报刊上公开。

  小说《刘志丹》在经历了20多年的起起伏伏后,最终还是尘封一隅,还没怎么与读者见面,又被打入冷宫。对它的一再封堵,根子还是西北革命历史遗留的矛盾和积怨。

  从1983年中央解决西北问题的历史悬案,到1987年小说《刘志丹》的风波,又历时将近五年,说明争论并没有结束。相关各方都在对历史作自己的诠释,都想讨回属于自己的公道,都想从过去的梦魇中解脱。但是,如同过去的50年中为之死去的人们一样,在他们心中,真相依然无处说清,公道始终难以还清。深埋心底的伤痛,至死也难以平复。

  这就是那个时代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经历的苦难,悲壮而又怆然。而伤害人心的祸根,是残酷的党内斗争。

  从小说《刘志丹》的曲折命运可以感觉到,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面对现实,凡有不同立场、不同观点,都很难置身度外,独善其身。尤其作为共产党员,其立场、观点和感情,不但要尊重事实,服从真理,更是必须服从大局,服从组织。凡事顾全大局,统一思想,或许就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铸就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战斗力的法宝,而这其中,又意味着多少共产党人的忍辱负重和自我牺牲。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又过了将近20年,所有的当事人都陆续离开人世,“西北问题”也逐渐风平浪静。2005年,一生坎坷、郁郁不平的李建彤去世,终年86岁。

  据悉,又如李原所述,200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刘志丹》一至三卷,公开发行,可不久又再度被禁。

(作者原担任中顾委办公室秘书)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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