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

韶 华


 
韶华在嫩江搞土地改革

 

 

1944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经69年了。我是专业作家,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时候我把它当神明供奉,有时它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抽打。有时候我怀疑它,有时候我又责备自己……不管怎么样,它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一时也没有离开。

 

(一)把《讲话》当作圭臬

 

1944年,我在冀鲁豫边区打游击。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只是觉得我的生活经历很有趣,照实记录而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发表一年后,还没有在敌后解放区出版,我看了一个朋友的手抄本。看了“讲话”之后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写作还有这么多学问。讲得太对了,太好了。特别是作家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数十年中,“讲话”一直是我创作的圭臬。土地改革时,我下乡当工作队员,抗美援朝中,我过了鸭绿江到前线体验生活。我还认为:到生活中去不能当“客人”,必须当“主人”,当“战士”。所以上世纪50年代,在经济建设中,我到大伙房水库体验生活时,担任过支部书记、宣传部长、党委副书记。“四清”运动时,我到抚顺钢厂当工会主席。每段生活都有作品产生。直到现在我对“讲话”中所讲的创作和生活的关系,还深信不疑。

 

()我曾经努力配合政治任务

 

1963年我在抚顺钢厂搞“四清”运动。有一天省委文艺处来电话要我到省委去一趟,说有个政治任务要完成。原来我在文艺处当过处长,轻车熟路。我急速到了省委,一位姓石的副部长接见了我。我们是从老解放区一起来东北的同路人。我问:“什么政治任务?”石副部长先给我看了个文件。我没有细看发文单位,文件是“红头”,重要!内容大意是作家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石说,希望你写一部反映非洲黑人革命斗争的小说,并笑着说:“谁都知道你是一个快手,不会有困难吧?”

我们那一代人,服从党的需要是思想的灵魂,文艺从属政治、创作服从政治,是文艺的任务,我想了想说:“困难有,我没有非洲生活体验呀。”

石说:“没有直接生活,可以用间接生活嘛。”说着给了我一摞“材料”。我虽然坚信作品来源生活的毛泽东思想,但政治任务是必须完成的。

我回到家里细细看了有关材料:大部分是有关一场非洲政变的。1961年刚刚独立的刚果(利)民主共和国遭到殖民国家军队的入侵,首任总理、民族英雄卢蒙巴死于政变。21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了政变,首都十万人举行了抗议大会,抗议美帝国主义勾结老殖民者比利时颠覆刚果(利)的合法政府,杀害了民族英雄卢蒙巴,建立傀儡政权,企图重新奴役和压迫刚果(利)的人民……

接着看是一批《文艺简报》:说是全国文艺界按照文艺服务政治的原则,要掀起一场支援非洲革命的风暴。毛泽东发表了声明,支持“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另一部分材料是《文艺动态》:外交部布置各地剧团要以实际行动批倒批臭联合国等资料……

《文艺动态》有:海政文工团话剧团集体创作了话剧《赤道战鼓》,各地方剧种广泛上演和改编的,有越剧、豫剧、沪剧、京剧,秦腔、河北梆子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导组则改编成舞剧《刚果河在怒吼》,北京人艺则是由英若诚等人另编了话剧《刚果风雷》,八一电影制片厂把《赤道战鼓》拍成了电影……

我根据这些文件材料回家便闭门造车编将起来。

我废寝忘食地奋斗了半年,一稿,二稿,三稿,根据各方意见,增删多次,不必细说。

政治这个东西变化无穷:敌变友,友变敌,是变非,非变是,英雄变坏蛋,坏蛋变英雄……后来,中刚建交,发动政变者蒙博托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他对毛泽东主席说,过去使我们分裂的事情一笔勾销。毛泽东则回答,历史还是历史,现在两国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

“文艺从属政治”“服务政治”,我的心血变成了废纸一堆。

 

(三)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居然株连到我

 

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辽宁作协株连了三个人。一个是女作家草明。她在上世纪30年代参加了“左联”,早就认识胡风,自然是第一个重点人物。因她交代不出和胡风有什么“反革命关系”,隔离反省了半年。第二个重点人物也是30年代参加“左联”的作家马加。因为《人民日报》刊登的“胡风反革命日记”中有一句“马加来,谈机械论的危害”,便要马加交代。其实马加还是头一次见胡风,礼貌性地拜访,怎么会有什么反革命活动呀。马加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便隔离反省了一个月。

第三个就是我韶华了。那时我这个辽宁作协的专业作家,是小八路出身的老干部,和胡风“八竿子打不着”,和他没有任何交往,怎么也株连上了呢?

原因是:胡风有一个学生叫徐放,报纸上公布徐是“胡风分子”;徐放在伪满时因为“反满抗日”坐过日本人的牢,和他一起以同样罪名坐牢的作家叫鲁骐;报纸上公布鲁骐已经定为“胡风分子”。1946-1947年,我在齐齐哈尔报社和鲁骐一起当过编辑,只有半年时间。现在已经过了八年。此时鲁骐还在黑龙江当专业作家。而我在沈阳主编《东北文艺》,只是发表过鲁骐的来稿。有人让我在大会上揭发交代和“胡风分子”鲁骐的关系,我说,我和他八年没有见面了,没有可说的。有人揭发问:“不对,在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你在北京和他见过面,还一起逛过商场,有没有这回事?怎么不交代?”我一想,说:“有,我忘了。”有人便追问:“鲁骐和你搞什么反革命活动了?”我说:“绝对没有!”有人说我“不老实”也要隔离反省。

我那时在大伙房水库任职(党委副书记),我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水库,只是来开座谈会,可以不归作协管。同时水库正在紧张拦洪。我抬腿回了水库。辽宁作协又没有我的任何材料,也不再找我。这样我就避免了一次厄运。

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我的第一次鞭打。

 

(四)大连“小说黑会”前后

 

1962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市召开了小说创作座谈会。实际上全名应该是“关于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赵树理、周立波、李准等著名小说家参加了会议。党中央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在会议上讲了话。茅盾是文化部部长,也在会议上也讲了话,征求大家对当前文学创作的意见。

既然是讨论“农村题材”,作家们当然得谈论当前的农村形势。“大跃进”以来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全国被刮得天昏地暗。当时全国什么行业都“全民大办”。在“全民大办文艺”时,常见报道某村、某厂、某校一个夜晚,写了几十个剧本,几千首诗,并向上级部门敲锣打鼓地“报捷”。我还有一次滑稽经历,一次坐电车,乘务员发给我一张纸,要我写诗,我说:“车上摇摇晃晃的,不好写字。”乘务员喊:“司机,开慢点!”可见当时各方面的“大跃进”,是何等的深入。结果是,什么都“全民大办”,全民什么也没有办成。从物质上说,粮食“大办”得饿肚子;从精神上说,作品办了不少“三化”(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作品。从1958年到1960年,折腾了三年,1961年开始清醒。制订了关于农业、工业等一系列条例(文艺上制定了“文艺八条”,重新强调“双百方针”),以纠正各条战线上的极“左”路线的错误。“大连小说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当时作家们的普遍想法是:农村题材难写。歌颂英雄人物,写光明吧,经过“三年困难”,农村非正常死亡了许多人,歌颂光明有困难;而写阴暗面呢?经过反右派斗争,作家们心有余悸:写阴暗面会被认为是“丑化社会主义”,谁都不敢冒风险。

就在这年八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即作家西戎的“赖大嫂”,写的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形象。在这次会议上,因为1961年制订了指导文艺创作的“文艺八条”,又“拾起”了“反右派”之后丢掉的“双百方针”。因此,作家们发言时的顾虑还不太多。诗人方冰讲到当前的文艺创作时,有一句名言叫“吹猪拔毛”。他说:“现在我们创造英雄人物,不能写缺点,像杀猪似的,吹得很肥,把毛一刮,很光堂。可是是死的,不真实!”

讲到造成“三年困难”发生的原因时,我也有一个发言。我说:“过去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或科学实验中,即使有点小成绩,也上报纸大加宣传,搞‘报捷’;而发生了灾害事件,是不报的。现在为了说明‘三年困难’是天灾造成的,即使一个公社下场冰雹,也要登报纸,以证明困难是天灾造成的困难。其实,哪一年没有自然灾害呀。我觉得‘三年困难’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人祸’造成的。”赵树理的发言则讲了这几年农村一些挨饿的故事。

邵荃麟在总结发言中,讲到创造人物形象时说:英雄人物可以写,反面人物可以写,中间人物也可以写,各种人物形象都可以创造。这是文学创作的常识。

这些发言,当时任中国作协秘书的唐达成记录得很详细,很准确。“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连小说会议记录,就从中国作协档案中,翻腾出来,当作反面批判材料发到全国。《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批判“大连黑会”。于是参加“大连黑会”的成员,全被打倒,一个也跑不了。中宣部管文艺的周扬,在会议上讲了话,自然是一大“罪状”,被打倒进了秦城监狱;主持这次会议的邵荃麟,“文化大革命”中在劫难逃。后来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盖源于在这次会议上他关于“中间人物”的讲话。

诗人方冰发言中的“吹猪拔毛”论,在批判他时说是“罪恶滔天”,我的三年困难“人祸主要论”,也成了“攻击三面红旗”罪状。这是文革中我的头一条“罪行”,立即被打倒了。从而我所有过去“好评如潮”的作品一个夜晚都变成了毒草。特别是我发表的许多寓言,也全部成了“三家村夜话”式的“黑话”。

现在看,参加大连座谈会的作家们过于天真了。也就在大连小说会议开会的同时,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其实,从1963年就开始批判“中间人物论”了。这一年,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做了两次批示。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全国的文艺团体,要变成“匈牙利斐多菲俱乐部那样的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吓煞人也。

当时我看了两个批示,感到心惊胆战。下一次运动,我可能是在劫难逃了。

 

(五)批判“海瑞罢官”我偶然逃过一劫

 

“文化大革命”正戏开演之前,有一个序幕,就是姚文元批判京剧《海瑞罢官》。

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又“反右倾”“拔白旗”。此后全国已经是万马齐喑,没有人敢于提什么意见了。可能毛泽东也感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1959年春天的上海会议上,提出了“学海瑞”问题。

他说:海瑞虽然骂过嘉靖皇帝,但他对皇帝是忠实的。嘉靖死时,海瑞哭得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我们要学习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且要“五不怕”:不怕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等等。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话,毛泽东讲过多次。那时毛泽东已经是一言九鼎了。

既然毛主席号召“学海瑞”,于是全国文艺界响应领袖号召,一时兴起了学海瑞、写海瑞、演海瑞、研究海瑞的风潮。北京有《海瑞罢官》,上海有《海瑞上疏》,辽宁有《海瑞背纤》……“海瑞戏”纷纷出笼。北京的《海瑞罢官》是马连良演的主角。毛泽东还请马连良吃饭,席间对马倍加表扬。在中国文艺界,没有毛主席的号召,谁也掀不起这股风潮。

可是到了196511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个地方报纸,不经过中央批准,发表这样的文章,他们吃豹子胆了!?全国各级地方党委,新闻媒体,都觉得此事不凡。姚文发表后,新华社没有发通稿,《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小报纸均不转载。同时通过各种途径打听“上面”的动向。

我看了姚文后,也觉得此事违反常理。打电话问《辽宁日报》副总编邢真(他是我的河南省老乡,好友):“怎么回事?你们报纸怎么不转载?”

邢真的答复是:中央没有文件,我们不转载。

过了好多日子,全国各省报陆续转载。《辽宁日报》是在40天之后才转载的。但转载时加了“编者按”,说是“作为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发表不同意见。

这中间,《辽宁日报》文艺版编辑,多次找我约稿,希望我表态。我写了一篇短文,批评姚文元无限上纲,随便扣政治帽子,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会带来无穷后患。是邢真爱护我,文章压着一直没有发表。暂时免除了我一场灾难。

在这个“序幕”中,凡是卷入“海瑞风潮”反对姚文元意见的,都没有好下场:《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含冤自杀;演过海瑞的马连良自杀;在《海瑞背纤》演海瑞的沈阳演员徐菊华,悬梁自尽……就连《辽宁日报》写前述那个“编者按”的编辑,也受到了批判斗争。

 

(六)文革中,我被毛泽东文艺思想彻底打倒了

 

文化大革命是从“5·16通知”正式开始的,这时毛泽东把陈伯达派到《人民日报》当了总编辑,开台锣鼓是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接着是“必须清算大连小说反党黑会”……

按实际情况说,土地改革我发表许多作品,算是“农”;抗美援朝,我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燃烧的土地》,算是“兵”;社会主义建设我出版了长篇小说《浪涛滚滚》,算是“工”。这样看,我尽写工农兵了,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呀。可是我摆脱不了的几项罪状是:一,我参加了“大连小说反党黑会”,会上我发言讲“三年困难人祸是主要的”,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二,我在辽宁作协任党委副书记,是当权派(按当时的“政策”界限,农村公社书记以上的,工厂车间主任以上的,机关处长以上的是当权者,是当权派,当权派就等于走资派,不然全国怎么能打倒2000多万人呢?)第三,我发表了近百篇寓言,都是反党“黑话”。我必须深刻认识“罪行”,才能“解放”我。而且检讨必须“沉痛”。

全国打倒那么多人,怎么处理呀?这时毛泽东“开恩”了,要解放干部。到了1969年,“九大”开过,毛泽东觉得要“稳定”,我的“解放”列入了日程。

我记得辽宁文艺界开解放我的大会那天,个别好心的造反派给我做工作,说你的检讨,一定得表现沉痛。这样“解放你我们才好说话”。

人毕竟是要生存的。为了生存只要不伤害别人,我违心了。现在说来有些好笑:那天,我在酝酿“沉痛情绪”,我想我大半生都执行毛泽东思想,现在却要承认反毛泽东思想,越想越委屈。我是大哭着走进会场的……我按照造反派审定的检讨稿,哭着念了一遍……

我被解放了,他们称我为“同志”了,我很荣幸……

从此“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名曰“走五七道路”,我被流放到康平县当了农民。我和全家到乡下住进草房那一天,我对爱人说:“别人忘记我,我就安全了。以后我们有了孙子,也不能让他搞文艺!”

 

(七)文革中我是怎么被“抓”搞创作的

 

我虽然下决心有了孙子也不让他搞文艺创作,可是形势比人强。我下乡的第二年,领导又找上门来让我搞创作了。

有一天,《辽宁日报》发表了豆腐块大小的一条新闻,说是康平县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这当然是上面对县革委会一个“政绩”的表扬。为了宣传这个政绩,我这个原“走资派”荣幸地被召到县革委会,任务是创作一出歌剧,歌颂康平县实现了机械化。

按照当时的创作原则:工农兵是领导阶级,不仅领导各行各业,也能领导文艺创作。我那时是被改造对象,不敢推辞。根据当时普遍推广的创作经验是“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领导连剧名都想好了,叫《铁牛赞歌》,歌颂全县实现机械化。他们给我找了一个老农,为我“出生活”,我管吃管住。我让老农给我讲讲他们实现机械化的生活。这老农没有文化,耳朵还有些聋。对于我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什么机械化?我没有见过……”

我立即明白他给我出不了“生活”,只好编将起来。主题歌是四句:

毛泽东思想像明灯,

照得(那个)大地一片红。

丰收了不忘继续革命,

机械化走向新征程。

故事梗概是:一个村支部书记,是党的领导的象征,丰收了还要继续革命——为实现机械化努力奋斗;而村主任则有保守思想,两人发生了矛盾,为了“添油加醋”他们的儿女在谈恋爱,两个老头越吵越激烈,两个年轻人越恋越热乎……

过了几天我拿着草稿,读给县革委会领导征求意见。

革委会主任很重视,特别召开了革委会常委和工农兵代表人物参加会议,对初稿提出意见。

革委会主任批评说:我认真读了稿子,加个恋爱故事不严肃,实现机械化是一场继续革命和保守主义的严肃斗争,故事要修改……

县工会主席说:“党支部书记,要写他是工人出身,以表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县妇联主任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不仅要在劳动中表现积极性,实现机械化也应该是半边主力军……”

此外还有许多县领导发言,不一一叙述。我原来是“走资派”,现在接受再教育,对红色政权的领导和工农兵代表们,谁的意见都得听,一一做了记录。

我拿着草稿,回到家里,按照他们的意见,“综合平衡”。过了一个多月,拿出个新稿,面面俱到。县里通过了。按规定,拿到铁岭地区革委会审查。地区革委会没有开会,一位副主任看了,对我说:现在农民积了肥,只上在自留地里,公家的地里却不上肥……在农业问题上,主要矛盾是实现“满粪化”,你把主题改改……

我又把歌剧的主题改成“满粪化”。主题歌词也改了:

毛泽东思想像明灯,

照得(那个)大地一片红。

丰收了不忘继续革命,

满粪化走向新征程。

我回来向县革委会汇报,下级服从上级,要我按地区革委会领导意见修改。

第三稿改完后,再拿出到省革委会审查,省革委会领导的指示是:现在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没有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要在狠抓阶级斗争中实现机械化。你应该增加一个阶级敌人搞破坏……

我从省里回来,再向县革委会汇报,还是下级服从上级,要我按省革委会领导意见修改。

这个歌剧折腾了大半年,我知道故事成了一堆垃圾。谁的指示我都得听,歌剧的命运只能以失败告终,但我不敢提出意见。

那一年对我的好处是没有挨斗,坏处是给我“出生活”的老农,在我家吃了半个月的饭,没有给粮票,我得节约粮食了。

 

(作者为中国作协书记处前书记)

 

(责任编辑 黄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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