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端纳”

裴毅然


端纳(1875——1946)

  第一次与闻端纳是在读到“西安事变”的记述中,只知这位老外居间调停,从南京到西安,与宋美龄同机飞往,忙里忙外,穿针引线,深得各方信任,对最终和平解决事变有一份贡献。
  威廉·亨瑞·端纳(William H.Donald)乃澳大利亚人,1875年出生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小城里斯峪一商人家庭。青年时代在印刷所当排字工,23岁起进入新闻界。1903年以悉尼《每日电讯报》记者身份赴远东采访,不久接受香港《德臣报》聘请出任副主笔,同时还兼任其他一些外国报纸通讯员。19世纪末正值维多利亚时代(1839-1901)后期,西方新闻界梦幻般的“黄金时期”。掌握信息的记者与编辑,左右西方世界公众舆论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篇篇报道通讯犹如百发百中的“魔弹”,完全左右公众舆论,握有操纵时代风云的手柄。新闻记者通过包罗万象的记叙,大胆充当决策权威,实现对“荣誉与权势”的追求。依托这样的时代天幕,28岁的端纳踏上了中国。此时的他,生机勃勃,对民主事业怀抱信心,对积弱落后的中国充满同情与改造的渴望。
  端纳参与中国政界的第一步便是成为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免费顾问,发动广州商民抵制日货,帮助张人骏摆脱日本人的高额讹诈。1904年1月,他根据自己搜集的情报,预言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旋得应验。端纳与袁世凯也有短期接触,多次向袁建议起用接受西方教育的留学生治理国家,但遭拒绝。1908年,他在香港结识胡汉民、宋耀如等革命党人,成为他们的积极支持者。端纳敏锐意识到庞大中国对世界的意义:“你将会知道这个最古老而人们又最不了解的国家,正在写着世界的头条新闻。只要这个巨人烦躁地翻来翻去,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舒服地睡觉。”
  1911年春,端纳以《纽约先驱报》驻中国南方记者的身份抵沪,联系上伍廷芳等革命党人。武昌首义后,端纳作为上海总部顾问,夜以继日地协助伍廷芳(不久出任外长)进行对外联络,参与筹建共和政府。同时,撰写大量现场报道,鼓吹革命。他还督促革命军攻打清廷在江南的最大堡垒——金陵,亲临前线予以报道。孙中山海外归来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成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参与起草中华民国第一个政治纲领——《共和政府宣言》。
  此后,端纳一直活跃于民初中国政坛,历任孙中山、北洋政府和张学良的政治顾问,1934年任南京国民政府顾问。史家有评:端纳不同于大多数西方来华冒险家,他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始终抱有超越个人利益和国界的责任感,其执著度甚至超越宗教信仰。他在中国前后30余年,满怀热忱地帮助孙中山革命;一心一意为北洋政府制定改良政策,最早发现“二十一条”密约,机智地将其公之于众;帮助张学良戒烟,促成东北易帜从而避免内战;帮助中国政府抗战等等。或许他对政治抱有某种西方式野心,渴望一鸣惊人,但是他毕竟把个人建功立业的目标与改革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这种超越国家与民族局限的使命感,可否也能称为“国际主义精神”?
  “西安事变”发生后,端纳作为蒋介石夫妇的顾问,又与张、杨原本相熟,十分适合作为居间调停人。但是,主张向西安用兵的何应钦竭力阻挠端纳前往西安谈判,坚持蒋介石已死,毋须再与西安交涉。1936年12月13日中午,端纳受宋美龄及孔祥熙夫妇委托,秘密飞离南京,先飞洛阳,等待张学良方面的“准入”电讯,12月14日拂晓再飞西安。端纳奔波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数次往返南京与西安之间,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至少有一份参与性贡献。12月22日,他陪宋美龄专机飞西安,下面就是正沿着铁路向西安方向运动的南京军队,宋美龄十分紧张,飞机滑停前,将一支左轮手枪塞给端纳,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 端纳耐心地望着她:“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宋仍坚持:“请答应我吧。” 有资料表明,还是端纳出主意让蒋宋接见周恩来,动用周恩来的影响,说服不同意释蒋的杨虎城等西安将领。
  端纳政治上的成功与其外国记者身份密切相关。20世纪初,中国政治民主化呼声高涨,西方记者既对新型民主政治相当稔熟,又是利害关系相对超然的“局外人”,因此能给中国政坛一茬茬新人以信任感。同时,西方性格也使端纳“始终以一种不转弯抹角的直率来对付东方传统的迂回曲折。”端纳是幸运的,他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找到了一块实验基地,并孵育出一份期盼中的收获。西方评论家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人像端纳为中国工作那样,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里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1940年,端纳因与蒋介石不和,辞职离华,驾艇环游太平洋,实现其儿时梦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蒋、宋急电端纳回华助战。端纳允诺,但战火使他的归华旅程极为困难。他在菲律宾登陆时,当地已为日军占领,所有欧洲人都被关押于集中营,尽管端纳隐姓埋名,还是被人认出。当时,日军正以重金通缉这个“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然而,集中营里的难友无一人出卖他。1945年2月,应蒋介石的特殊要求,美国远东地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组织了一次“洛斯巴尼斯”行动,空降兵占领了端纳所在集中营,端纳被美军直升机送往珍珠港海军基地医院疗养。可是,端纳此时因多年颠沛流离已病入膏肓,常在病榻上大口咯血。生命的最后时段,端纳十分思念中国。垂危时,宋美龄派飞机接他回上海医治,并在其弥留之际,立其床侧诵读圣经。1946年11月9日,端纳溘然长逝。他希望能长眠于中国,宋美龄在宋家墓地辟出一角,安葬了这位对中国有所贡献的澳大利亚人。作为对这位洋人的最高致敬,便是国人赠他一个绰号——“中国的端纳”。(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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