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著名报人 邵飘萍为何被杀

傅国涌


邵飘萍

  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邵飘萍。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张作霖为什么要杀邵飘萍?这得从邵一生作为独立报人说起

  新闻救国

  邵飘萍(1888——1926),原名振青,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在金华长大,14岁考中秀才,1903年进省立第七中学,1906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1909年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金华,在母校教历史、国文。他除教书外,还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聘邵为主笔。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15年的报业生涯。1912年春,杭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邵飘萍主持。他对时局有惊人的洞察力,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在1912年1月写的时评指出:“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邵飘萍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
  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86字,却用了6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
  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写下了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他发表了社论36篇、时评134篇。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在短短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
  邵飘萍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首创“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极高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邵振青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做民众的喉舌。而当时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提出了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权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字改成“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到1919年5月,全国好多地方(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

  新闻研究会:一份令人吃惊的学员名单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他工作繁忙,但坚持每周上二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他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还讲授了大量新闻学的基本知识,指导创办了《新闻周刊》。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结业证书的有32人。名单中有不少是中共最早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55人中有些人终身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慷慨资助。在新闻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恐怕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所以北京一别虽再无见面的机缘,但毛泽东终生不忘邵飘萍。1949年后,他不承认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又说自己是邵飘萍的学生。直到去世前二年,已过八旬的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

  “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1919年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的文章,被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曹锟、吴佩孚上台,他才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副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继续《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
  他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邵飘萍这些态度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邵飘萍之死的直接起因,是他促成了郭松龄1925年11月24日东北军倒戈的滦州事变和郭、冯(玉祥)联合。他在《京报》发表了大量支持他们的新闻、评论。12月7日,他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每个人物后面都有邵飘萍的评语。如:“保护京畿治安京畿卫戍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历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只相信暴力的“马贼”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对他恨之入骨,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又拉了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入京。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邵飘萍避居俄国使馆,生命危在旦夕。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仍然嬉笑怒骂,正气凛然。
  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予以逮捕,《京报》被封。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北京各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死刑。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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