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家有过一个“集体宿舍” 

刘德纯

  《炎黄春秋》2000年第7期发表林里同志的文章《目睹周恩来陶铸罢宴》。文章开头说:“陶铸罢宴的佳话,有口皆碑,举国称赞。据我所见,陶铸不光罢宴,而且要把设宴人训斥一番。”读过这篇文章,联想起一件往事——
  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得知军区司令部住房紧张的消息,率先提出让机要处派几名男同志住进他的宿舍。不久,景林副处长通知我说:“陶政委的宿舍腾出三个房间,经领导上研究,让你们七名男同志搬进去。”从此,我们七名机关工作人员搬进去住了。这样,陶铸和夫人曾志(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一家人、秘书一家和勤务人员,再加七名机关工作人员,把那幢三层小楼住得满满的,当时人们笑语称赞:“‘陶公馆’变成集体宿舍了。”
  我们七个人住进之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有的调动,有的结婚,有的去外地学习,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在那个房间住了两年多。1958年我去外地学习时,留下的东西仍放在那个房间。1959年返部队,我在那个房间摆放的东西没有任何搬动,尽管陶家的人增多了,却从未占用过那个房间,使我十分感动。
  那两年,陶政委经常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员,把我们当作邻居看待,他们从不以安全保卫为由,限制我们的行动,我们始终没有寄宿“公馆”的感觉。
  当时,司令部每周有五个早晨出操,我们住的三层房间恰好正在陶铸夫妇住房的上面,清晨起床要急忙去操场集合,收操回来又要盥洗一阵。显然,这些活动对陶家干扰很大。况且那时我们穿的多是统一发的硬底皮鞋,平时上下楼走动的声响也大,陶铸夫妇从未为此提出限制性要求。
  曾志虽不在军队任职,但大家都知道她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刚入住“公馆”时,我们见到二位首长感到拘束,想方设法躲避,可是我们在早、午、晚要多次出入宿舍,在楼里也要活动,所以常在院里或楼道里遇见陶铸夫妇,二位首长总是笑呵呵地同我们打招呼。
  我们进出走偏门要穿行陶家厨房,走正门能看见陶家会客室里的饭桌,每天我们都能目睹陶家的日常饮食情况,证实了陶铸深入基层对食宿接待标准的严格要求是表里如一的,不是像有的人在外面饿着肚子图名声而回家大吃大喝。陶铸这种家庭生活,在我们眼里比起他在军区礼堂作多次思想作风教育的报告,说服力还要大。若是养尊处优、追求享受的领导干部,是决不敢让七名过军事生活的年轻人住进去的。
  1961年4月我离开陶家后,直到1979年6月25日才有机会出差去广州,顺便向我住的珠江宾馆负责人吴至尚打听陶家小楼的情况。至尚是当年入住陶家的7人之一。同时我还抽空去那幢小楼门前徘徊,望着小楼,想起当年的情景和陶家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的遭遇,不禁触景生情,潸然泪下。想起当年进住的7人如今都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了,有的已经去世。我不能不借《炎黄春秋》的一角将我所知的陶铸这位老共产党人的一些高洁品格作一披露,以免我军“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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