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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山保往事

王建华 口述 王智仁 整理

 

王氏族谱(《王南泗公家志》)中的“烈士英名录”(部分)

 

 

1916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我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柴山保王家湾,今河南省新县陈店乡王湾村,族谱名王成宝。柴山保,据说就是后来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唱遍中国的著名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诞生地。

李德生在回忆录中说:“据解放初期统计,新县不足10万人口,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就牺牲了5.5万余人”(《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2)。李德生和我同龄,他住的村庄李家洼紧邻王家湾。王家湾是新县数一数二的大村庄,199310月编撰的《王南泗公家志》痛陈:“1927年至1934年……近千人口的王家湾,所幸存者不足300余人。”每当忆及那个兵连祸结、充满血腥杀戮和暴力恐怖的岁月,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可怜的父母、年幼稚气的四弟,还有众多惨遭杀戮的乡亲。80多年过去了,没有人提起过他们的名字,如今我已年近百岁,来日无多,有责任把知道的实情告诉后人和史学家。

 

一、母亲和四弟遇害

 

王家湾地处大别山深处,历来就是个很穷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全村只有后来成为红四军十师政委的王功在(我的私塾先生)家里有一匹白马代步。我家虽有一点祖业田地,但老人小孩多,劳动力少,从记事起,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能显示我家曾经富有的可能就是那栋祖屋。祖父兄弟六人,平均寿命不到39岁,最长寿的也只活到54岁。祖父行五,六祖父无子,父亲14岁时过继到六祖父名下。六祖父35岁早逝,六祖母及她的女儿无以为生,只好和我的亲祖父母在一起过。

父亲17岁就结了婚,母亲整整比父亲大10岁。1915年,我大哥出世,360天以后我又来到人间。三弟也只比我小一岁半,接着,四弟、五弟(早夭)和小妹来到世上。父亲常年患病不能下地,家里的土地只有雇长工去耕种。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虽然不能下地劳动,但也尽力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来补贴家中所需,如做粉条、肥皂、蜡烛等,只是他手艺不精,样样不如人家做得好;他做女人针线活用的铜质“顶针箍”还比较成功,可惜需求有限,最后只好送人。我们小小年纪也帮着父母养鸡,养羊。这么多孩子,可怜我的母亲是多么辛劳!我们兄弟几个从小身体都很虚弱,发育不良,常年长疮、害疟疾,夏天还哮喘。数九寒天都只能穿单裤,上学时提着火炉取暖,浑身哆嗦。每年冬天脚后跟都冻破流血,来年夏季才收口;到冬天又犯了。大家庭按人口分棉花,我们分得的棉花全靠母亲操劳,纺线、织布,给全家七口人做衣服、鞋袜。用笋叶和破布做的鞋底不结实,一双鞋穿不了多久。回想起来,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虽然艰苦,仍然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我从4岁开始就和5岁的哥哥一起读《三字经》、《百家姓》,6岁上私塾开始读《四书》,放学后要上山去捡柴、放羊。正准备读《诗经》的时候社会开始出现动荡,我的学业就此终结。可怜的四弟从7岁开始放羊,直到8岁遇害没上过一天学。

1927年冬爆发了黄麻起义,1928年开辟的柴山保是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1929年成立的鄂豫边苏维埃政权早于中央苏维埃。族兄王志仁(王成铭)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早期领导人。过去讲究辈分排行,王家的辈分自上而下为:自、成、功、才。我父亲王自纶和王志仁的父亲王自松素来相好,王家湾的红枪会就是王志仁的三哥王成奎发起的,我们父子都参加了红枪会,名曰“保身保家”。

黄麻起义后,到处都在成立农民协会,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被打乱,基层农民的日常生活处在剧烈动荡之中。我曾亲眼看到王志仁在王家湾祠堂演讲,那时我刚满10岁(他比我大12),听不懂他讲的什么,但他双手叉腰、来回走动演讲的形象我一辈子都记得。吴焕先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我亲眼看见他坐着轿子到王家湾发动革命,亲耳听他坐在轿子里说“好舒服啊!”王氏家谱105位“烈士英名录”排第二位的共产党员王谋成(《新县革命史》有记载,“成”实际应写作“臣”,因兄弟辈多人名智臣、言臣[即我祖父]、干臣、礼臣)就是我的七叔,我父亲排行老六(同祖父)。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倾向革命”的,他对我们说“共产党是要成功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农民协会开会时不让我父亲参加。王家湾农民协会成立后开始搞土改,到1929年下半年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抄家抢财产。

1929年夏天,一个叫吴光浩的写了一张纸条(有材料说他是当年5月牺牲的,但是我亲眼看到他写的条子),要我家拿出300块银元“支援革命”。300块银元,这对一个普通农家来说,是个近乎天文的数字。何况我们当时的家境已经寅吃卯粮,非常不堪。父亲常年哮喘,平时不能出门,哪来这么大一笔钱?

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带着两个长工连夜赶回离家60里地的娘家,找舅舅借了600串铜钱,折合100块银元“支援革命”。尚欠200块,便让大哥和我将两头耕牛牵到集市上去卖。父亲本来是被扣的人质,经农会批准,他和三弟又将和佃户共养的三头耕牛牵到宴家河去卖。母亲让我们乘机脱身,自己和四弟留下。结果,1929年九月初三,我的母亲胡氏在王家湾惨遭杀害。当时的口号是“斩草除根”,我的四弟也被推倒在母亲的尸体旁,用大石头砸死。四弟蒙难时只有8岁!好心的乡亲们把母亲和弟弟放进一个棺材,父亲和我们兄弟三人都被阻隔在外乡,完全不知情。经过五年时间的日晒雨淋,直到1934年大哥和三弟返乡才用草绳将棺木捆缠葬于现在的墓地。

农历六、七月王家湾已经有几个人被杀。如果不是母亲在事发前支走了我们父子四人,恐怕要和另外几家一样被灭门!母亲连我们兄弟的衣服都拿到舅舅家,说明她已经有预感。她和四弟到底为什么被杀?我至今不知道确切原因。思前想后,只可能与不能足额交出300块银元“支援革命”有关!红军初创的时候,往往用这个方法筹粮、筹款。

1929年秋天以后,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两位60多岁的祖母只能够住在牛屋里,以讨饭为生;一位寡婶被强迫改嫁;3岁的妹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9岁才被我们找回来。我和大哥逃到光山县砖桥镇舅舅家,后来舅舅打听到我父亲已经逃到晏家河,便差人将我们兄弟送回父亲身边。我们兄弟三人靠卖饼子油条糊口,还要养活不能劳动的父亲。大表叔家不让住,我们只好在过道上栖身。父子四人盖两床被子,一天两顿稀饭,饥寒交迫。次年春天,逃难到李新集的族兄王雨征(王成均)对我父亲说介绍我到李新集给李祚善家放牛。后来我三弟也被李家亲戚雇去放牛,大哥就在晏家河学银匠手艺。父亲不能劳动,只有在三处轮流看望自己的三个孩子。

此后,11岁的三弟到易本应民团去当勤务,14岁的大哥随后也到该民团二中队当勤务。因李祚善家也遭难,我只好到北向店去找我的兄弟,也到该大队当了一名勤务,就混口饭吃。

我们父子有家不能回,两年后才知道母亲遇难。1931年九月初一,父亲找到我们兄弟三人,告诉我们母亲和四弟遇害的消息。母亲的死讯是乡邻转告的。我们痛哭了一场,安慰父亲,都说要为母亲和弟弟报仇。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招谁惹谁了?一个8岁的孩子更是何罪之有?这是郁结在我心中一辈子也无法解开的死结。

当夜,我们父子四人睡在一个地铺上。半夜,一个提马灯查岗的更夫发现父亲嘴朝地,便叫醒我们。大哥捧着父亲的头,我和三弟各自拉住父亲的手,父亲就这样与世长辞,我们从此成了孤儿。我所在的民团大队看到我们三个孤儿举目无亲,实在可怜,就出棺木将我父亲草草葬了。多年后才把父亲迁葬到小洼的祖坟山。我的嗣祖母双目失明,这一年活活饿死在家里。

1934年冬天,大哥雇了两顶轿子把祖母和婶娘接回王家湾过春节,这是我们自1929年离家后第一次回家过春节。

我们不能够待在家乡,只有外出谋生。在黄安七里坪姑母家遇到表兄吴子英,1935年和他一起到了武汉。我和三弟想给人家当学徒,因为无“铺保”没有人家能够收留。未婚妻(当时还不是)的叔父方汉臣介绍我去当兵。武汉警备旅二团四连连长陈德荣将我留下,顶替了一个叫“王开”的逃兵,从此浪迹江湖。

 

二、血染王家湾

 

1929年入秋前后仅三个月,王家湾被杀12人。除我的母亲、四弟,一对母子,还有两对夫妻——王自烺和汪氏、王成煦和罗氏,两对兄弟——王成图和王成汤、王成性和王成物(王自之子)。汪氏和罗氏被杀于1929年十月十一同一天,汪氏是被他的儿子喊出去杀的(“妈,他们叫你!”);因为丈夫王成煦于此前的七月十七被杀,罗氏在家里边哭边骂而惨遭杀害。这些死者的生卒日期家谱都有详细记载。王成图、王成汤兄弟和王成弼都是我的族兄,他们都是六月初九被杀的,我当时还没有离开王家湾。王成弼住在陈家湾(也是王氏家族的祖居地),我亲眼目睹了小河边他的尸体和被杀害的现场。当时杀人都不用刀枪,用锄头和石头,他临死前的垂死挣扎把草都“碾”平了一大片!

以前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被谁杀害的。1974年的一份访谈资料记载:“领导”杀人者竟是以道士为业的赤卫队员王才干。他“领导群众用锄头把三人砸死”,该资料称死者是“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他们以轧棉花和做粉条为业,哪里是什么“地方上的反动势力”?1929年九月初二,王才干“领导”杀死的王功立是他的叔叔,因为叔侄两家有矛盾,正好以“革命的名义”将叔叔杀害。明明是骨肉相残怎么能够说成“革命”?该资料还表明,王自烺一家三口、王自审也是王家湾自家人(有名有姓)“用锄头、红枪、石头打死的”。大伯父王自烺(王智臣)是七叔王自昌(王谋臣)的亲哥哥,七叔身为红四军总后勤处主任,竟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哥嫂、侄儿,一家四口几近灭门!可怜八叔王自审(王伯)是个残疾,能是什么坏人?七叔本人于1932年牺牲在异乡,随身带着的儿子孝安也下落不明。王才干和其他“打死人者”已先后牺牲。时隔40多年,接受访谈者对自己的族人被杀还津津乐道,为死者罗织罪名,实在愧为王家湾的子孙!

母亲被杀害以前,曹学楷的一个本家叫曹恕卿的,在我家躲了三天后离去,生死未卜。曹学楷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郑位三19594月在汉口德明饭店接受湖北省委党史调查组的访谈时说:“曹学楷不同意杀的一个绅士伪装革命,趁曹离开不到一顿饭的功夫我们就把他杀了”。曹学楷回来问及此事,大家“一笑了之,杀了就杀了”,“当时这样的事情相当多”。人的生命简直不如一根稻草!

我的近亲属也有被国民党杀害的。箭厂河郑家边吴立启是我的小姑父,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在麻城被国民党杀害,小姑母和表弟吴治行系“三亲”家属,享受烈属待遇。表弟对屈死的舅妈(我母亲)饱含深情,他和其他乡亲告诉我,王家湾的人很多是被王成赞、王成盛杀害的。他们给我讲母亲和胞弟被杀细节的时候我都不忍卒听,制止他们往下讲。传说杀害我四弟的王成盛也是我的族兄,他只比我大几岁,当时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把杀人当成了革命的正途;王成赞、王成盛二人紧接着也死于非命。家谱只有他们的名字,没有他们的生卒年月。

至今对当年发生的事还讳莫如深,这些可能永远是个谜。我认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会有这些骨肉相残的“族杀”。

那是死神随时可能降临的岁月,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杀,也不知道后人会如何评价你的死。王志仁的三哥王成奎和他一起变卖家产参加革命,1931年被“错杀”。王志仁如果不是早在1927年牺牲,作为黄安县委书记和王家湾的子孙,他也许会制止1929年发生的那场杀戮,因此他本人完全有可能和他三哥一样被“错杀”。王志仁的妻子沈氏是我的表姐,解放初因为是地主而被关押。1976年春节我回乡专程去看望她,她对我说:“二兄弟呀!旧社会说我是‘红属’还有人‘保我’,新社会坐牢没有人敢‘保我’,是王树声回乡清理革命烈士才享受到烈属待遇。”王家湾人都知道,作为王志仁烈士的遗孀沈氏,其待遇就是生产队茶场给一口饭吃。这让那些享受胜利成果、以烈士传承人自居的人情何以堪!

 

三、一些感想

 

戴季英自诩为鄂豫皖和柴山保根据地的创始人,解放后居功自傲,毛泽东斥之为“不可救药”“永不启用”并投入监狱。他获得平反后,1980530日接受河南省及光山县、新县有关人员采访时说:“王志仁家在王家湾,他那个村子好,那里面的人,都倾向革命。”既然“都倾向革命”,从19271934年七年时间,近千人口为什么会锐减百分之七十?时间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作为王家湾唯一幸存的世纪证言者,除了105位烈士(含自己人“错杀”),我没有听说其余的600人是因为与国民党当局对抗被杀的。当年我还是一个孩子,不是“参与者”,但我敢说:我的回忆比戴季英的客观、具体、真实。

王家湾有105人进入“烈士英名录”,得以安息。“革命者”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准备牺牲,他们是求仁得仁;我认为,另外600人不是“革命者”,生命不应该被剥夺(即使有坏人,也是少数)。现在各个村庄都有“族谱”,希望历史学家收集这些“族谱”,对每一个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失去的生命进行统计,善待每一个生命,谱写完整的革命史。

顺便说一句,1980年代出版的《新县革命史》《红安县革命史》,凡是我知道的都有严重错漏。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我在武昌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担任警卫,天天向周恩来副部长敬礼(陈诚任政治部部长)。惨绝人寰的儿时记忆,让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么温文尔雅的人是共产党。

1937年到1941年,我是陈诚将军卫士连的卫士。历史竟是这样的巧合: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长官主持台湾的土地改革(不是“土地革命”),被称为“不流血”的“和平土改”。向朱基总理反映“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先生访台后称“台湾的土改制度是世界公认的成功典范”。(李昌平:《我了解的台湾“三农”问题》,《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我为台湾的农民,特别是台湾的“地主”感到庆幸。

历次政治运动,我都如实交代母亲死于土地革命。1965年,长子参加文革前最后一届高考,他落榜后埋怨我“老家那么多人参加红军,你为什么偏要参加国军?”今天我可以这样回答:“1.如果我的母亲不是在土地革命中被残酷杀害,我也许会像那105个同族一样去参加红军;2.他们中103人牺牲在1934年以前,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是‘为革命’牺牲。3.对我个人而言,无可选择的人生之路是正确的;我无悔自己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微薄贡献。”

我一辈子从事苦力,没有一点怨言,因为我本来就是受苦人。所幸我为人比较谦和,群众关系较好,历次政治运动冲击不大。乡亲们经常到城里找我办事,我和我的后人总是尽心尽力。2009年,王家湾为始祖立碑并举行公祭,特地请我从武汉回老家为墓碑揭幕,让我的长子宣读祭文。对于一个家族,这是很高的荣誉,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担当。王家湾有1000多人,还有红军、开国将军的后代,怎么会邀请我这个有“历史问题”的游子?我感谢众乡亲!

土地革命的“参与者”已经全部离世,即将百岁的我魂归故里以后,怎样对九泉之下的母亲交待?如果仅仅是母亲等少数人死于土地革命,我也许还说不清楚;如果百分之七十的人死于非命,说不清楚的应该就不是我了。我只有留下这段文字,让后人和学者去搞清楚这段史实。我对本文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口述者简介:1935年顶替逃兵“王开”到武汉警备旅当兵,19371941年担任陈诚将军卫士一连卫士、班长,参加淞沪抗战、武汉会战,1941-1944年任战干团教育长樊崧甫中将的随从副官。日寇投降后,任联勤总部第四区武汉铁道军运指挥部上尉课员,押送日本战俘三批共6000人。解放后为搬运工。2005年,中共武汉市汉阳区委颁发胡锦涛总书记题字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07年,接受淞沪抗战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采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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