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

吴 江


  习仲勋同志久病后已于去年5月24日谢世。秦川同志亦于今年1月29日突然猝亡。我也已经是耄耋之年,将不久于人世。但有一件与这两位故人有关的必须做的事我却一直没有完成,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因此觉得有必要写一篇短文说一下。
  我未曾见过习仲勋同志,只是在1982年因为一桩整人事件我同他有过书面接触,即书面向他并书记处报告事件经过和请求处理意见(他那时任常务书记)。几年后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多年,久住在深圳。我离休后因老伴邱晴在香港工作,就有机会赴香港暂住几天,有时路经深圳。邱晴和习老一家人相识,所以过深圳时她不止一次到习家探望,我均未陪同前去,原因之一是怕习老若听到我的名字(若他的记忆恢复较好的话)会勾起对过去不愉快事件的回忆,于他的病体不利。只在2000年我随邱晴去过一次,得见习老一面(这是初见,也是最后一面),见他身体恢复得不错,很高兴。这次习夫人齐大姐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务必写一写仲勋,并送我一本《习仲勋文选》。她再三嘱托,我只好答应下来。
  这无疑是一件应该做的事,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难事,因为我从未在仲勋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也不认识曾在他左右工作过的人。回到北京,我思量再三,想起一个人,那就是秦川。秦川同志抗战胜利前后都在西北地区工作。中央成立西北局,习仲勋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为彭德怀)并实际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的时候,秦川就在西北局宣传部任秘书长职;两人后来都调到北京,他们仍有直接联系,或仍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所以我认定,知习仲勋者,秦川也。
  我认识秦川也较晚,是在秦川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的时候。他一上任找我为《人民日报》写文章就惹过一次麻烦,这倒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交往。我接受写仲勋同志的任务时他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了。我问他能否帮我回忆一下仲勋同志的事及其为人的特点。他有点好奇地望了我一会后说:我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只能随便谈一点。我们的谈话确实是两个老人之间的漫谈、杂谈,思维和话题都缺乏连贯性。这次,他一开口便说:“仲勋同志是我所遇到过的领导人中间确有民主作风的人,在工作上他绝不发号施令包办代替,就是中央布置下来的任务,是哪个部门的事他就叫哪个部门自己先拿主意、定方案,有时宣传部长不在家,他就叫我这个秘书长拿主意……”他沉吟了一会,又突然说:“说到为人嘛,我告诉你一件事,大约在胡耀邦去职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仲勋在中南海散步,只我们两人,走着走着他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他为什么突然对我说这两句,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但事后想想,事实确实如此!你想,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其中有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心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这两句听来没头没脑的话,其实份量很重。你想,我们党内,一辈子没有整过人的人有几个?大家知道彭老总是党内挨整很凶的一个,但彭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也曾错整过刘伯承、粟裕等名将啊!什么这个路线、那个路线,谁说得清楚。我细细想了一下,仲勋历史上确实没有整过人,他对任意整人十分厌恶。这样的人历史上应该浓重写一笔。”
  他说最后一句话时似乎有点激动。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漫谈。我临走时试着给他留下个题目,我说:中国有5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多在西北地区,安定西北、建设西北,首先要注意处理好少数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新疆的问题。清朝之所以能够立国、并使国家统一,东靠平定三藩,西靠团结少数民族。这是可参考的历史经验。新中国同样面临着妥善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听说仲勋同志在处理西北少数民族问题上有特殊贡献,你能否谈谈这个问题?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第二次我去,他果然有所准备,他拿出一份材料,指给我看其中的一部分,说等我看后他再讲一个故事。
  这个材料,是记载解放初期西北地区平乱的事,当时领导这项工作的正是仲勋同志。其中写了这样一件具体事:青海省黄河上游两岸住着一个昂拉部落,辖区内共7座喇嘛寺院,几个庄子,约8000人。昂拉部落的第十二代千户是项谦。刚解放,藏族人民对共产党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马步芳残匪发动内乱被迅速平息了。平乱之后,漏网的叛乱分子拉拢项谦,怂恿其叛乱并出任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这是藏族部落头人领导的叛乱。这时习仲勋指示,必须正确解决昂拉叛乱,这件事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关系到青海工作全局,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务必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在这场斗争中,项谦反反复复,经过十多次的争取,费时两年零七个月。习仲勋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内的人前去劝说,项谦最后终于回到昂拉,归向人民政府。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说:“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还当着习仲勋的面说过:“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秦川说,这虽是一件具体事,但反映出一个重大问题。那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做得好,仲勋是立了大功的。这也可能是他一生工作中的一个亮点。仲勋凭他的胆识和过人的领导魄力,谨慎妥善地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大批少数民族及宗教界上层人士,大有利于稳住西北半壁江山。
  我要说的另一件有关西北的事是新疆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提出西北土改问题时,中央和西北局特别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押后,即现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区党委不但拒不执行此项重要决定,反而提前进行土改,乱捕(包括处死)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一些重要人士,以致局面搞乱,并出现逃亡浪潮。西北局严令制止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对此事大为震怒,将区党委负责人召到北京进行了严厉批评,责令他们改正错误并改组区党委。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还两次交待仲勋要将另一位负责人开除出党,措辞严厉。当时仲勋对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处理,未将此人开除出党,最后只以暂时降级使用了事。秦川强调向我说明,这是仲勋亲口对他说的。
  习仲勋逝世后,我想起新疆事件的处理和仲勋的两句自白,感到颇重要,有必要请秦川留下书面记述。为此我于去年6月8日致信秦川,秦当即于12日复信亲笔记述了上述两件事。
  我正庆幸找秦川是找对了,从他那里至少可以再了解一些情况或取得其它线索,却万万没有想到,今年1月底我打电话到秦川家,准备同他商量如何再进一步将谈话进行下去。不想在电话上与我说话的是他的孩子,孩子告诉我,他爸爸已经“走了”。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误以为秦川又出门去了。于是我又追问他出门到哪里去了?孩子终于明白地告诉我:他爸爸在昨天突然发病去世了。我一时为之愕然。在电话上简单问明了情况,就放下了电话。
  人固有一“走”,但秦川走得如此突然,如此出入意料,也是少有的事。继习仲勋之后,秦川亦遽归道山,我们的谈话就此永远中断了。我只能将这两次谈话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作为对这两位值得尊敬的故人的纪念。
  我没有完成习夫人齐大姐交给我的任务,在此特一并向齐大姐谢罪!
(2003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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