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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秦川

李 普

  李锐来电话告诉我,秦川走了。老朋友又少了一个!我觉得很难受。
  太突然了!不到半个月之前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那天他来晚了,坐在另一桌。我走过去打招呼,说:“首长,你今天迟到了。”他也称我首长,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这样开玩笑的。这样的亲密,只有一次引起了旁人的好奇。那是1980年冬审判江青的旁听席上,我比秦川后到,照样这么打招呼。王光美坐在我们前一排,都是熟人,她回过头来笑着问道:“怎么你们,到底谁是谁的首长呢?”我说:“当然他是我的首长。”我告诉她,50年代初期,我们同在中宣部宣传处,他是处长,我是副处长。
  我们是那时候在中宣部相识的,共事也只是那一段。他为人豪迈粗放,同他共事很愉快。1955年内部肃反,我由于亲属中两个冤假错案的株连被整住了,1957年做结论,说我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那时我的思想“左”得很,对这个结论心悦诚服。这个“斗争”另有专案组管,秦川照旧常常跑到我办公室来,他对专案组的做法并不赞同。原话记不得了,有一次他以嘲笑的口吻说到专案组,说他们高兴得很,认为他们抓到了一个大案,可以立大功了。后来,他拿结论来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他说:“职务是撤掉了,但是级别不变,特意写了这一句,免得出麻烦。”写上这一句当然是他的主张。
  1957年我的结论最后确定,调离中宣部。大约一两年之后,他也调走了,从此天各一方,听说他在1959年那场灾难中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其间我去了南方,多年以后回到北京。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这些老朋友就又经常见面。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常常在一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之后,我们这些老家伙见面谈天,谈着谈着便很自然地对自己的过去反思起来。有一回他指着我对在座的人说:“我整过他。”我只记得我曾经大笑,不记得说了什么。想起过去那回事确实很可笑,不仅很可笑,而且更可悲。最初,我对挨整大出意料之外,不过很快就认为,我对我那两个亲属确实没有划清阶级界线,因此我对整我毫无抵触情绪。我每天诚心诚意,加强认识,努力提高阶级觉悟。换句话说,那时我是个百分之百的驯服工具,“左”得可爱。如果把我同他换一换,假定出问题的是秦川不是我,而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一定照样执行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整秦川。总而言之,我逃不掉,他也逃不掉。那许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家都在劫难逃。“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大势、是大局。在这种大势或大局之下,谁也无力回天,只要不加码就很好很好了。情况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我可以肯定的是,在我那次遭遇中,秦川没有加码、没有落井下石、没有趁机邀功请赏,这就很不错了;他还为我说了好话、在可能的范围内保了我,我就更要称赞他。而且,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在党内生活方面他比我有经验得多,我很佩服。
  这些话那天我没有说,在那个谈天的场合我不好说这么许多话,而且也没有今天写下来想得这么清楚。更后悔的是那天我没有问问当时的详细情况,以后也再没有谈起这件事,否则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体会。在我的一生中,这件事越到后来越显得重要。
  今天由于写这篇悼念文章而说到这件事,我觉得还应当顺便讲讲“株连”,我那次是受我亲属中两个冤假错案的株连而获罪的。株连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对它深恶痛绝,口诛笔伐久矣。但是事实上,真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现在有些做父母的在上面当保护伞,保护儿女为非作歹,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了,令人发指!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尊重事实,凭事实说话,不要再搞株连了!我很赞赏那个“无罪推定”原则,这里不再多说,免得离题太远。
  70年代后期有一天,我在人民大会堂碰到胡绩伟,那时他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我们谈到秦川,他说想找秦川去当第一副总编。我说太好了,我是佩服他的,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后来事实证明,在改革开放中,从在胡耀邦指导下刊登《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开始,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为陶铸、陆定一、刘少奇恢复名誉的斗争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以后一系列斗争中,秦川一直坚定地站在正确的方面,利用总编辑的职权保护像王若水这样一些挨整的人,因此得到一个“秦大侠”的雅号。而斗争的对手,竟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一位政治局委员。
  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又是上面那一位政治局委员在他起草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说为刘少奇平反是“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命令人民日报社以此为题写一篇社论。人人都知道刘少奇的冤案是怎样形成的,毛泽东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所向尽人皆知。胡绩伟、秦川等人根据历史事实力争,妥协的结果是人民日报社凑合了一篇社论,改题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秦川参与的最严重的斗争,是胡绩伟当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当总编辑后来又接替胡绩伟当社长那一段。还是上文中说的那位政治局委员通过整《人民日报》,依次整王若水、胡绩伟、周扬,以最后达到整倒胡耀邦的目的。那场斗争的一个由头是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扬作了一个学术报告,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王若水又曾参与起草。那位政治局委员抓住不放,从他本人觉得“不全面”、“不妥当”开始,到“此文有错误”、“有重大错误”,一步一步加码,闹成了一个中外瞩目的“周扬王若水事件”。老前辈夏衍生前,我和我老伴常去看望他。有一次谈到这件事,他对我们说:“我曾经对周扬说,你那篇文章本身一点错误也没有,但是有一个大错,这样的大理论问题只能由他×××来讲,怎么能由你讲呢!”夏公这话一针见血。后来这位委员又进一步上纲,指责这个报告是带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自由化的后台是胡耀邦。在这场斗争中秦川始终站在挨整者这一边同对方作斗争。那场斗争波诡云鹬,惊天动地,是纪实文学最好的题材,足以充分显示那一段时间中国政治的历程。而且其中人物性格的对比十分鲜明,比如胡耀邦胸怀一颗赤子之心,光明磊落,对整他的那位委员毫无防备。秦川与胡绩伟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是两人的性格又很不一样。我希望有人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我没有参加向秦川遗体的告别,我已经许多年不去八宝山,不参加这种仪式了。现在写这篇短文以寄托我的哀思。越回想这些往事,越觉得他可敬可佩。别了,别了,愿我这位可敬可佩的首长和老朋友安息!
(2003年7月11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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