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学术界诤友郑惠

陈铁健


郑惠

(一)

  2月23日凌晨4点,郑惠在昏迷中辞世远行,终年75岁。25日到近代史所,唐宝林告我噩耗,心头为之一震:他走得太早了。
  去年7月16日,我与郑惠曾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会面,计划合作写一点“文革”方面的文章。他说先收集有用资料,从专题做起,写一些短小文章,力求深入,不落旧套。他很兴奋,精神十足,但我觉得他身体消瘦,脸色灰暗,似乎不如从前。8月下旬,我打电话到他家,郑夫人说他已于20天前入院。随即从别人口中知道他已被确诊为晚期肝癌。10月16日,我与黄修荣、章百家到北京医院看望已卧病近四年的李新师后,又与百家去看望住在同楼七层的郑惠。他面色红润,精神绝佳,与7月间所见判若两人。他说治疗效果很好,不久即可出院。床头摆着不少新书,看来治病期间仍未停止读书写作。谈及“文革”研究,他说过几天让家人把一些资料送给我。果然,几天后这些资料就送来了。清点后发现少了几件,我即写信说明。2003年元旦,他从医院打电话说那几件材料他看过另放,家人一时找不到,再找找看吧。春节前,唐宝林到医院看他,捎来他在病中整理编成的《程门立雪忆胡绳》一书,在一封打字长信后亲笔附言:“所缺资料可能在春节我回家时找到,届时再联系。”宝林说他健谈如初,两个小时谈话毫无倦意。我们都以为他会慢慢好起来,正如他信中所说“回春之日是一定会到来的”。春节过后,我期待着他出院回家静养的好消息,不想,传来的竟是他突然的去世。
  日前,承白小麦告知,郑惠入院后饮食起居正常,治疗顺利,精神亦佳。春节前后,来访人多,电话不断,生活节奏快于平时。2月19日突然大吐血后,他安慰别人说没有关系,很快会好的。22日陷入昏迷,终至心力衰竭不治。

(二)

  1978年8月,因黎澍师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我得与郑惠相识,那时他任职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写书组办公地址,初时选定于中央党校南院自得园湖畔84号楼。冬初,人员调齐,国史组与革命史组、毛传组一起迁至北院2号楼,每人一室。黎澍委托郑惠负责组内日常工作指导。他给我的感觉是和善平易,周到负责,身必躬亲,没有架子。
  12月,黎澍要郑惠和我到上海收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台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案的内幕资料,为研究“文革”怎样开场做准备。郑惠以他灵活的办事能力,取得上海市党政负责人和专案组的大力支持,我们拿到大量可靠的有用资料。其中包括当年《文汇报》只送毛泽东、江青等几个人的内部情况汇报等绝密资料,以及该报记者列席上海市委书记处(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参加)贯彻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文汇报》派出记者,以特务手段,一一摸清京沪两地学术界著名学者如翦伯赞、吴晗、侯外庐、黎澍、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杨宽、刘大杰、束世徵、李俊民、谭其骧、陈守实、魏建猷、蒋星煜等人对姚文元的不同意见和批判态度,然后写成简报送呈最高决策人。
  在上海,我们先后拜访王一平、夏征农、李庸夫、夏其言、唐海、唐振常等,获得了在文字资料中无法获知的有价值的情况。
  白天我们到处联络调查,晚间带回大批材料,仔细阅抄。累了,便喝一口茶,谈谈调查体验。上海之行约半月,于1979年元旦前夕返回北京。此时,郑惠和我对于“文革”开场的性质,对于“文革”的巨大祸害,对于“文革”当权者的鄙视和谴责,观点完全一致。
  理论务虚会期间,郑惠几乎每天晚间都向我们讲述会中的精彩发言,同时带来会议简报。大家为思想解放、理论探索的空气所感染,一时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春天就要来到。然而,会议结束时,一篇不许这、不许那的讲话传出后,大家的热情顿时冷却,国史组也因而匆匆散伙。郑惠问我,愿不愿到正在筹建的某研究机关?我不乐意到政治性强烈且务求舆论一律的衙门里做事,还是退守书斋,钻故纸堆去了。

(三)

  回到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李新师要我协助他编写《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李新此时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商得胡乔木批准,在自得园86号楼借房两间,作为现代史室的资料室会议室。李新每周召集一次例会,请参予写书的各方学者相聚于此,讨论学术问题,交流有关信息。不久,郑惠荣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后又主编《中共党史研究》,在83号楼办公与我不时来往。那时,他家住沙滩旧北大宿舍。我家住弓弦胡同,相距甚近,互有访晤。20世纪80年代末,我由弓弦胡同迁往东直门胡家园后,他还两次到家中看我。我住在一套东北角处于风口上的冷房,他看到我身穿棉衣写字读书,着急地说:“这怎么行啊,应该请院里解决你的困难!”后来,他果然向胡绳院长专门谈到此事,胡绳以院长名义批示有关部门给予解决。以后,每次见面,郑惠总要问我:“房子解决了没有?”直到去年10月我到医院看他时,他还关切地问:“还住在那里吗?”
  1990年秋,郑惠找我,说某公打算调你到新筹建的一个官方编史机关工作。我深畏此公的高超理论,也深知此机关之门庭深严去也不得。我请郑惠代我婉辞。郑惠说他已与此公约定了见面时间,不好推掉。我感到倘不赴约,有失郑惠好意,去了又说什么呢?郑惠说,我陪你去,你就听他谈,主意你自己拿。我只好照他的安排,洗耳恭听某公的开导,最后婉然谢绝。几年后,郑惠说:看来你那时没有动心是对的,那个地方真是不能去。
  90年代中,我去沙滩郑惠家。他拿出他的同学、朋友沈鹏所写字幅,问我沈字如何?我很喜欢沈字:潇洒、自然、蓄势、藏拙,布白奇特,别具匠心。他说你喜欢的话,我请沈鹏给你写一幅。我记住他的话,不时催询。沈字金贵难求,我只请他写三个字:静观居。取静观世事,不必忘情之意。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众多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真实心态的反映,在下岂能免俗。

(四)

  郑惠创办的《百年潮》深得广大读者欣赏,是由于他和他的同事在办刊中高扬的开放风格和求实精神。他用善意和热情打动作者,信守“文责自负”的承诺,绝不以政治教条强加于人。这是他主持《百年潮》成功的重要原因,对此我感受至深。
  1996年秋,应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曾庆榴主任之邀,我到广州参加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学术讨论会。郑惠和我都应邀作学术报告。我就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卷加以介绍和评述。内中批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矫枉必须过正”论、游民“革命先锋”论等谬误,指出那是“左”的而非正确的路线。当时,一位据称是某大学副教授的先生起而叫喊毛泽东此文“好得很”,却说不出什么道理,依旧是老调重弹。郑惠赞许我的发言,鼓励我深入研究下去。回京后,他多次电话要我将发言整理成文,公开发表。他原打算刊于《百年潮》,但杨天石以此文对其大作多有赞词,不愿在他担任主编的《百年潮》上发表,郑惠便将此文转交《中共党史研究》。承该刊大度容纳,竟照原稿一字不易予以刊出。
  黎澍去世后,郑惠常常谈及对黎澍的怀念。他听说我手里还压着一篇记述黎澍往事的文稿,屡次表示他想看一看。那篇文稿,写于黎澍去世后一个月内。1989年春被上海人民出版社郝盛潮要去,准备编入一本记述与黎澍风骨相同、遭遇相类的一群著名学者文化人的纪实文集。集子编就,正待付梓,“六四”事件发生,文化学术界面临异常严酷的形势。于是,稿子被退回,一放就近十年。1996年夏,上海唐振常先生为纪念黎澍,与香港有识之士商定出版《黎澍之路》,来信索要拙文。与此同时,郑惠也在为黎澍纪念事奔波,从我处要去《历史家的品格——记黎澍师》文稿,在《百年潮》1998年第3期刊出。
  这两篇不容易发表的文字的顺利刊出,都得益于郑惠的热心支持,至今令我感动不已。在中国,这样的编辑家实在太少了。
  郑惠以75岁不算太老的年龄,匆匆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使学术界少了一位为社会开风气的诤诤之士。痛惜之余,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呢?
(2003年3月3日写于水南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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