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 李 慎 之 同志

何 方


1979年11月18日李慎之(左)何方摄于洛杉矶乐园


左起:李慎之、何方、布热津斯基、宦乡


李慎之等燕京大学同学小聚。右起:李慎之、谭文瑞、钱辛波、何方、张贻(李慎之夫人)

  李慎之同志走了,走得仓猝,走得利索,走得完全出乎朋友们意外,走得连他自己也毫无思想准备。
  今年4月2日,他因咳嗽去医院看病,一检查,说是轻度肺炎,被留下住院。7日,来电话问我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仍然是谈笑风生,一如往常。我问他是否赶时髦得了“非典”。他说,恰巧相反,是典型肺炎。来时只当感冒,由于正好有空床,就让他住下了。现在已有好转,打算最近出院,只是院方还没同意。12日问他病情时,他虽然还是滔滔不绝,但已有点气喘,说是前两天又得了感冒,发高烧,呼吸有点困难。却又不无幽默地说了句:“看来也许大限已到,要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开玩笑地说:“按制度规定,以你的级别,见马克思还不够格。”并劝他少说话,多休息。不想这已是我俩间的最后一次交谈,他的玩笑话也竟成谶语。14日得到他的病危通知,并告以病人已不能再开口说话。经抢救无效,4月22日10时零5分完全停止呼吸。真是突如其来,祸从天降,思想界一代英才就这样倏忽离开人世,连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只是留下了他对国家前途和世界形势的无限关怀,留下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计划,包括出文集和写生平。
  朋友很早就建议他出本文集,但他总以文章不多为由相推脱,直到最近才改变主意,还同意整理一部生平,并应几位热心的年轻朋友之约作了口述录音,但未经过目修订,他总是放不下心来。至于想写的文章就更多了,他做学问涉猎甚广,对不少问题都想谈点看法,只是有如朋友们所说,过分“爱护羽毛”,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我们也曾谈到,鲁迅还不到六十岁,“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所以对想到要做的事随即得出“要赶快做”的结论(见先生1936年9月5日所写《死》,载《且介亭杂文末编》),何况我俩已是80年龄段的人。两人确有同感,又都叹“廉颇老矣”,写东西越来越慢。大约也与年龄有关,他还经常和我谈到死的话题。对此他倒很看得开,一再说死倒不怕,就怕病成残废或痴呆,不但自己受罪,更要累及家人。所以希望要走就走得干净利落,千万不可拖泥带水。这次他还真利索地走了,虽使大家感到意外和悲痛,但在他,却总算实现了个人的这点愿望。而且他的夫人张贻和子女也和他一样,都表现得异常坚强和达观。在他走后的当天下午,我去吊唁,借以对全家慰问。没想到他们是那样的镇静,反倒劝我节哀。这真使我感动,也令人宽心。
  3月17日,一些同志相聚一起,开了个有关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的座谈会,我也接到通知,但因路远迟到。进门一看,真可谓“坐中多是豪英”,只可惜大半已白头。惟独慎之全部黑发,脸无皱纹,如果走路不用拐杖,谁也不会相信他已年届80。会后他送我回家,路上提到有关周恩来的一本新书。由于我们都曾跟随总理工作过,所以谈来很有兴味。他表示打算写一篇评周恩来的文章,只是思想还不够成熟。然后分手告别,互道珍重。不曾想到,这竟成了我们半个世纪之交的永诀。
  我和慎之相识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那时他是新华社记者,我是代表团文稿起草组的一个成员。日内瓦会后即各奔东西,分头忙自己的业务去了。1957年他得中“钦定右派”,倒是预料中的事。因为他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见事快、意见多、爱讲话、没遮拦,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他多半会是跑不了的。事实证明,他虽然参加革命较早,但却一直没能改造成会听话的驯服工具。我虽然也没改造好,可遭遇过延安抢救,从此对政治运动不再那么积极,所以在反右派中竟安然无恙,还以当时所处地位帮助过几个同志免遭灭顶之灾,可是仍然在劫难逃。1959年虽没什么右倾言论,却因长期在张闻天领导下工作而被扣上反党宗派和机会主义两顶帽子,在人造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几乎送了命。从此,我和慎之相互自我隔离20余年,直到1979年才再次见面,还被调到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的深交和友谊,实际上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
  1978年底,中央成立了一个“国际问题写作小组”,胡乔木任组长,宦乡副之,从社科院、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单位抽调了包括李慎之在内的二三十人,进驻钓鱼台原江青住的11号楼,任务是写一本《苏联是怎样变修的?》或《社会帝国主义论》的书。胡乔木只是成立之日露了一下面,后来就再没过问。宦乡开头还认真,但不久也忙别的去了,一个星期只来一次。正好这时我已恢复党籍,在邓力群的帮助下,挣脱出了外交部,随即被派去协助宦乡抓日常工作。大家先是集中阅读有关苏联的中外文资料,不定期地开点座谈会,出点反映研究成果和资料性的简报。后来觉得有些不好下手,也就逐渐松弛下来,座谈和闲聊已很难分清。慎之虽然还未恢复党籍,但早无“界限”可分,而他的谈锋既健,又无架子,常会吸引一些人聚集到他的居室。其实谈的内容也并没离谱,主要还是有关苏联的情况和中苏间的比较。这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倡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全国又都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因此不管讨论还是闲聊,都可畅所欲言。虽然争论常有,也涉及到某些根本问题,但感到中央交给的任务实在无法完成,已逐渐成为大家的一致意见。因为以前断定苏联变修,这时已越来越感到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更多地是出于感情用事甚至个人情绪。按照康生主持写的《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苏联变修的主要标志是已形成一个特权阶层,他们贪污盗窃、损公肥私、盘剥工农、肆意挥霍、排除异己、安插亲信,等等,这个阶层和人民的矛盾,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所用材料都是出自苏联公开报刊上的揭露和批判。对此,慎之和大家都认为,和我们比较,这些材料不足以说明苏联变修,何况还是人家自己揭露出来的。至于对外政策,“文革”后胡乔木主持写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说苏联不但对内已是法西斯专政,而且对外实行疯狂备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阴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因此对两霸不能“不加区别,等量齐观”。这实际上是在进一步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制造舆论。其实,无论是对苏联的定性还是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央不久就都作了根本改变。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已不再以修正主义对待,只是三个世界的划分却迄无公开说明。直到1982年,李慎之在参加十二大的准备工作期间还就此当面问过胡乔木。胡的答复居然是:“不要相信那个,全是胡说八道。”(李当时就告诉了宦乡、李汇川、谭文瑞和我。见他所著《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2002年3月在南京的讲话。)经过这段工作,反而加深了大家对反修不以为然的意见。慎之就常说,原来搞了20多年的反修,既不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不是意识形态上真有原则分歧,多半还是基于个人性格,为争国际共运(世界革命)的权威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
  “写作小组”既无所事事又没人管,而1980年初钓鱼台又要搞经济核算,一座楼每天3000元,不交钱就得走人,批准我们进驻钓鱼台的李先念也不管了。于是我们就向上提出申请解散的报告,理由两条:一是批苏修会被认为是指桑骂槐地批中国,因为有些方面中国也不比苏联逊色,而且还不愿公开揭露;二是批苏修势必会涉及以经济集中、政治专制、思想管制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而斯大林和这个模式又都是不能批的。但由于“小组”系中央指定成立,所以在无正式答复的情况下,也未敢贸然解散。后经胡乔木同意,宣布所调人员先回原单位工作,只剩下慎之和我无单位可回,遂搬到毛家湾当年高岗住过的小院留守待命。虽上有宦乡领导,但实际上就我们两人自己管自己,过了一段“神仙”般的生活:早晨同去北海公园散步,回来在小摊上吃一顿油条烧饼或豆腐脑,上班就各自读书或写作,晚上则利用当时有利条件,翻阅大量国内问题的文献和史料。休息就是闲聊,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慎之学识渊博,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但他有点狂傲,臧否人物没有几个是他看得起的。而他的某些刻薄言论也常遭到我的“抨击”,他却也从不在意。人们或许以为,慎之喜欢高谈阔论,时间大约多消耗在滔滔不绝的议论和与各方人士的交际中,其实这多少有点误会。他虽然天资聪慧,但也相当用功,他不但读的书多,还抄录了大量卡片和资料。1981年宦乡要我帮他起草一篇答复复旦大学一位教授谈帝国主义垂死性的文章,慎之那几箱卡片就大有用场。他虽只小我一岁,但思想敏锐,记忆力好,却胜我多多。古今中外一些典故,特别是人名,我往往话到嘴边还是想不起来,他却如数家珍,这当然与他的用功、常读不懈有关。
  在钓鱼台和毛家湾这三、四年,虽然反修交了白卷,但别的方面还是有些收获。就我们两人来说,除连接上个人中断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外,更重要的是协助宦乡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在这之前,新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完全实行闭关锁国,几乎对外没有诸如互派代表团、举办讨论会之类的交流。在这方面,宦乡可说起了开山作用,慎之和我则是他的哼哈二将。例如单是1979年,我们就曾两次组团去美国,分别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讨论苏联问题、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会后又访问一些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联系并商定交流计划,每次历时一月。紧接着去日本,情况相同,只是气氛更为热烈。在这之前,慎之还曾作为随行人员陪同邓小平出访美国。宦乡也率团访问过美国和日本。关闭了二三十年的中国对外学术交流之门,就在这时被打开了。慎之英文好、善交际,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对外活动也注意分寸,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例如在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化研究所合办的苏联问题讨论会上,他在1979年11月8日的发言中就有这样的话:“苏联霸权主义仍然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而且影响及于一切问题。”(见我和他共同主编的《苏联问题讨论》第1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内部发行)据我所知,对这一看法,当时他自己和不少人就已不大以为然了。大的方面倒还注意,但他不拘细节。那时出国,经费紧,限制严,每人只发零用钱30美元,而且电话费自理。这当然对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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