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

杜润生 李 锐 杜导正 吴 思 展 江 于光远 何 方 冯 健 等

地震有感
● 杜润生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合心合力,同舟共济。
实现“多难兴邦”。


四川大地震
● 李 锐

  这次抗震救灾中,各方面表现都好,胡锦涛、温家宝同志表现很好。我在病中有感,赋诗一首:  
无限爱心悬震灾,神州朝野紧关怀。
和谐社会人为贵,三大文明晓色开。
 (注: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


开放公开是正确方针,万万不可摇摆
● 杜导正

  温家宝总理总结汶川地震救灾的基本经验,讲了八个字:以人为本,开放公开。我认为,这是两条根本性经验。5月24日,温总理在灾区接受中外记者的联合访问,有记者问:公开透明开放的方针会不会变化?温总理说不会变,既然是好方针,为什么会变呢?他的回答斩钉截铁,很郑重,代表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见。当然,有主流就会有支流,不同看法总会存在。
  先说以人为本。
  这次救灾,政府完全随着灾情走,灾区需要什么,灾民需要什么,政府就给什么,就做什么。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在谁服从谁的问题上,政府真正成了公仆,灾民真正成了主人。到底谁服从谁,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党和政府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这是非常好的答案。对比唐山地震和非典报道,我们党和政府完成了一个重大转变。我希望大家明确意识到这种转变,维护这种转变。
  以人为本的提法,是对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的总结提炼,是很准确的。大家都同意这个提法。可能有分歧的地方是:究竟是通过“执政为民”的方式坚持以人为本呢,还是不为民、不坚持以人为本,就不许可执政。我认为,执政地位并不是天然的,并不是不可动摇的。执政者必须以人为本,必须听从人民的选择。这种区别,说到底,就是“为民做主”还是“由民做主”。以人为本是否可以实现,前者要碰运气,后者是有保障的。
  再说开放公开。
  关于地震救灾的报道,这次不仅对内开放,也对外开放。结果,公开透明,准确迅速多样,效果非常好。国际国内方方面面都根据报道做出反应,连决策者也要依靠传媒提供的信息。国际国内对这种进步给予了高度赞扬。值得注意的是,开放公开这几个字,最近又不大提了,开始淡化了。在执政公开、开放、透明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近几年尤其在此次抗震救灾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千万不可摇摆,不可淡化,更不可后退。
  为什么要淡化“开放公开”这条绝对正确、绝对成功的经验?到底有什么顾虑?可能有些同志害怕影响稳定,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则害怕黑幕曝光。如果是前者,我觉得不必多虑。媒体和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善意的,通情达理的,在此次抗震救灾中表现得感天动地,淋漓尽致。因为他们是稳定的受益者,也是稳定的维护者。应该相信媒体和公众的判断力。如果是后者,为了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限制舆论监督,这样的稳定绝不可能持久,这样的利益也无法长期维护,害人终会害己。
  总而言之,以人为本,开放公开这八个字,应该持续宣传,贯彻到底,万万不可淡化,更不可摇摆后退。这是一条正确的路,我们应该坚定地走下去。


划出媒体的权利边界
● 吴 思

  这次关于地震的报道,在开放程度上,不仅远远高于唐山大地震时期,也明显高于非典时期。于是,中国和世界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信息,并且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了各种反应。这些反应,从总体上看,对抗震救灾大有益处。灾民、政府以至全中国,都从媒体开放中受益。中国政府进步了。

  媒体开放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这次依然有争议。我们看到的开放程度,超出了有关管理部门最初划定的边界。但是,我们看到了出界犯规的动作,却没有立刻见到黄牌和红牌,我猜这背后有一番利害计算。
  大灾突发,把灾情传出去,既合乎灾民的利益,也合乎救灾组织者的利益。限制灾情传播,灾民不高兴,救灾组织者不高兴,有同情心的中国人不高兴,全世界都不高兴。再说,地震是天灾,不是人祸,怪不得政府,也怪不得任何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媒体即使越界,也是可以容忍的。压制他们的成本太高。
  但是,媒体一旦开始深入追问,譬如追究学校高比例倒塌的原因,追究救灾款项管理中的问题,追究这些问题的体制背景,就难免触犯某些利益集团,双赢的时代便结束了。
  顺着这个逻辑说下去,追究越深,冲突越大,出黄牌甚至出红牌的可能性随之增大。我们正处于这个拉锯地带。天灾可以放开说了,这是进步。但是人祸未必容许放开说,这要看闯祸的人有多大来头。那么,多大来头就不许说呢?也不好一概而论,还要看说的一方有多大来头。这是一个潜规则众多的模糊地带。
  

  其实,设身处地替管理部门想一想,在模糊地带工作也不容易。他们所维护的未必都是自己的利益,还往往闹得里外不是人。我统计分析过近十来年报刊受到顶级处罚的原因,第一大类,就是触犯某些地区、部门和个人利益,这一类的比例高达30%多。第二大类,20%多,因触动某些历史问题受罚。由此可见有关部门的压力来源,他们主要为谁做嫁衣裳。我们在这次地震中还能看到一些冲突,例如对立的思想见解,不同群体的情绪,某些群体还希望借助政府权力打击对手,这种期待也构成对管理部门的压力。
  陷入这类困境,历史经验表明,最圆滑也最稳妥的解决办法,就是立一个规矩,公开颁布出来,让各方有所遵循,把难以协调的矛盾推给规则,缩小管理部门和个人的操作空间,同时减轻管理部门和个人的责任。
  订出规则之后,进步可以巩固,管理可以超脱,吃力不讨好的事可以少做。即使大小和尚们少了一些寻租机会,对寺庙和方丈来说也未必不是好事。
  规则有不同的层次。立法的层次最高,但在这个多变的改革时代,很难指望短期内订立一部各方都能接受的新闻出版法。不妨退而求其次,颁布一个暂行条例,划出媒体的权利义务边界,然后,一切按条例办。任何一方违反条例,都有办法公开问责,消解被迫暗箱操作的压力。

  扩大媒体开放的空间,比上述计算所涉及的利害关系更加重大。
  如果把当代中国想象成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三类环境。一是市场,二是官场,三是社会舆论。市场环境中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构成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基础。官场的选择机制也是大家熟悉的:对上负责,统一思想,不听使唤就换人。这套规则自有存在的理由。可怕的是,官场规则大肆扩张地盘,侵犯甚至吞并市场和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环境的存在和扩展,意味着公众了解社会上发生的情况,并且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评价和反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公众支持的,就容易发展。即使公众支持或反对的手段还很有限,千夫所指,威慑作用总是有的。倘若官场吞并了舆论,统一思想,舆论一律,一切以官场是非为是非,我们就很容易走错路。连统一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都出过大错,谁还有勇气宣称:统一到我这里不会错?
  有了社会舆论发挥作用的空间,有了彼此竞争的不同声音,我们这个社会就能对各种危机做出相对适度的反应。人心自有一杆秤。这是保证中国在顺乎民意的道路上健康发展的选择机制。制订并颁布一套界定媒体权利义务的暂行条例,可以创造并维护这种机制。同时,也可将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落实到可操作的层面。


从观念更新、逐案权衡到制度约束
● 展 江

  中国官方在四川大地震中的媒体政策,外国媒体形容为“前所未有的新闻开放,令人惊讶的秩序井然”(《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马珍语),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许。
  我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首先是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尤其是相对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对天灾人祸事件的信息公开政策思想有很大进步;其次是面对这次空前严重性的灾害,隐瞒是难以想象的;第三是开放这种大灾害的报道一般不会导致官员被直接追究责任。
  20世纪80年代,虽然与今天的说法不同,但是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目标反映了当时执政党的一种主导意见。进入90年代,突发事件中的媒体开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不乏重大事件所产生的深刻教训,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应该是一个起点。
  1994年3月31日,台湾长风旅行社一旅游团24人乖游轮在浙皖交界处千岛湖游览时,浙江淳安县3名歹徒登船抢劫并纵火烧船,导致24名台胞、2名导游和6名船员全部遇难。此即令台湾岛内舆论哗然的“千岛湖事件”。4月2日,台“陆委会”宣布停止两岸文教交流,并停止民众赴大陆旅游。一时间两岸关系和交流蒙上了阴影。在大陆有关部门向对方披露案情后,事件才逐渐平息下来。5月中旬以后,台“陆委会”取消旅游限制。然而在此期间,尽管两岸有关机构互动不断,大陆媒体却不见任何报道。
  这个事件促进了关于媒体开放的观念变革,使中国官方初步意识到,在全球化和媒体发达的今天,有意无意地封锁突发事件(尤其是涉外突发事件)的信息后果可能严重到难以收拾局面。
  但是,尽管进入新世纪以后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信息来源,以“发展地方经济”为名形成的不少地方官——商利益共同体成为信息公开的新的压制力量,同时这种力量与一些媒体管理官员“开放媒体会影响稳定”的习惯思维相结合,造成了一种复杂局面。也就是说,利益权衡经常取代观念之争,成为新的制约因素。因此直到2003年以前,媒体能否报道突发事件,成为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这种不确定很可能是决策者利益权衡和利益博弈的结果。以2001年为例,2001年4月1日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事后中国媒体以空前的规格予以报道和评论,持续近一个月之久,媒体的一大宣传主题是中国对人权的高度重视。而恰恰在这个月,山西和陕西共发生三起灾祸(两起矿难和一起踩踏事故),造成超过百人死亡。可是在媒体上没有任何反映。
  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矿难,81名矿工丧生。事件首先由互联网披露。全国各地媒体冲破阻力得以跟进报道,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结所致大灾难。正如2002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假如媒体缺席”所言:“南丹特大事故,通过记者的努力,被某些人极力掩盖的铁幕才撕开了一角,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使事故的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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