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检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个过来人对话录

韶 华

  

“五一”节短假,文艺界的老朋友老齐和老范,来我家喝小酒。正在兴头上,忽然电话铃响了。讲了老半天,我把电话放下,老齐问:“什么事?老周!”我说:“是机关打来的。今年不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吗,机关要开座谈会,要我参加并且发言。”

“你去不去?”两人齐问。

我说:“我还没有定下,因为去了就要讲好话,我又讲不出来多少,所以我说,如果身体允许就去。”

老齐原来当过文联创作组组长,老范则是大学文学系教授,两人早就离休了,说:他们也接到了本单位这样的电话,70年了,还不大大庆祝一番呀。可是他们都说:“不想去,因为去就要发言,无非是‘光辉’的明灯呀,航行的‘灯塔’呀。讲些套话没有意思。”

我说:“我们现在纪念《讲话》,不能只是歌颂‘伟大’、‘正确’,更不能用‘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态度。对待《讲话》,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法。对70年我们实践《讲话》的实际、经验、教训,要敢讲真话。检验《讲话》的唯一标准是:它是不是推动了文艺创作,是不是繁荣了我国的文化?”

老齐说:“老周,你想想,粉碎‘四人帮’后,在政治上,党中央作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明毛泽东晚年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十年浩劫’和‘十年内乱’,给刘少奇等几百万个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可是对于他的文艺思想,还没有讨论过。老周,酒后吐真言,趁着酒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都是过来人,可不兴说假话哟!”

我说:“那自然。我以为《讲话》的内容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或者是三个关系问题:一,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二,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三,文艺和人民的关系。《讲话》中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是这么论述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家艺术家要长期到生活中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家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素材。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老齐说:“你这么说,可也对,可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的‘阶级性’呢?《讲话》主要内容是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甚至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说‘文化大革命’吧,它是最大的政治。1967523日,正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人民日报》纪念《讲话》发表15周年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明灯》。可见它首先是个政治文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文艺创作都要服从它。可是我们看看从属和歌颂‘文革’的作品,服务‘文革’的作品,像歌颂上海王洪文夺权的电影《一月风暴》之类,下场如何?所以文艺从属政治是错误的!”

老范急忙接过话题:“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太变化无常:过去正确的,现在变成错误的了。过去批判的东西,现在成了歌颂的了。我们再放大范围看看‘世界政治’的是非变化:中苏关系,上世纪50年代是‘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牢不可破的友谊’,后来变成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垮台后,现在成了战略伙伴。再说中美关系,过去‘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敌人,现在怎么说呢?好像成为共同管理世界的伙伴了。所以政治这个东西,是变非,非变是,敌变友,友变敌。近代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了。所以文艺不能绑在政治的战车上。”

老齐接着说:“再说经济上:经济当然反映政治。原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现在否定了;原来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现在也否定了。原来国有化是社会主义,民营即私人经济是资本主义,现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已经占我国GDP50%以上了,怎么说呢?”

我说:“我举个小例子: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写了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小说。反面人物是走资派,正面人物是造反派。作品刚写完,‘四人帮’完了。于是作者把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调了个个儿,反面人物是造反派,正面人物是老干部。人们把这类作品叫‘改组派’,给文艺从属政治、服务政治开了个大玩笑。”

老齐说:“文艺作品一从属政治,作品都是短命的。如: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作品,运动一结束作品的生命就完了。写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歌颂工商业改造的作品,现在还能发表吗?王洪文在上海夺权后,立即有电影《一月风暴》出笼。还有讽刺知识分子‘走白专道路’的《苗苗》……凡是服从政治,配合运动的作品,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不少作家朋友说过:我人没死,作品死了!”

我忽然想起一个比较典型的文艺服务政治的例子,说:“我们辽宁省在毛远新掌政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经济濒于崩溃,买生活用品的票证达40多种了。人民生活极端困难。为了证明经济大发展、大繁荣,发明了‘哈尔套大集’。由政府下令,对农民摊派任务,让他们着鸡蛋,抱着鸭子,牵着猪、牛、羊等副产品,敲锣打鼓披红挂花去赶集。你可别以为在大集上可以买到生活用品,太天真了。因为各个公社都要推广大集,大家一商量,这些产品,今天到你这个公社赶,明天到我这个公社赶,牲口是公家的,谁也不爱护,不喂草,赶来赶去死了不少。可是创作了电影《到处莺歌燕舞》,在全国放映。可笑不可笑?”

大家都笑了。我又想起了一个文艺从属和服务政治的新鲜例子,说:“不久前重庆作家们紧跟政治,歌颂唱红打黑,宣传‘重庆模式’。据说几部重头作品已经‘杀青’了,不知道怎么出版!”

老齐说:“刚才说的是作品。我们再看看文艺从属政治的作家、艺术家们的命运:从1951的‘三反五反’,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了大小运动50多次。文艺界打出了多少反革命和反党集团呀!‘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罗舒白集团’……不少人进了秦城监狱。”

老范插话:“‘文艺作品要创造各色、各样的典型人物’是创作的常识。可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1962年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提出,‘也可以创造中间人物’,当做‘中间人物论’被批判了好几年,人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至死。这也是‘文艺从属政治’的一个典型恶果。”

我接着他的话:“我们还可以看看30年代老作家文艺从属政治之后的创作:按习惯次序排列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新中国建立后,他们都是虔诚相信《讲话》,也努力实践《讲话》的。鲁迅死了,不说他。可郭老没有写出《女神》,他的诗,我只记得:‘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两句……茅盾在解放后基本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曹禺配合政治的热情很高,在三年大饥荒时写了《卧薪尝胆》,为团结少数民族,又写了《昭君和番》,再也没有达到《日出》和《雷雨》的艺术水平。老舍写了《龙须沟》,也没有超过《骆驼祥子》,还在‘文革’中自杀了。不是他们没有才能,也不是懈怠,而是从属政治、服务政治的结果。”

老齐说:“上世纪60年代初期,李建彤写了一部小说《刘志丹》,是歌颂陕北革命历史的。毛泽东一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除作家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外,原来陕北的领导人像习仲勋、刘景范,也都遭了殃,许多西北解放区的老干部被打成反党分子。这个冤案株连了好几百人。”

老范说:“和文艺从属政治相关的,是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问题。歌颂光明,暴露黑暗,也是文艺创作的常识,可是从1957年‘反右派’以后,连相声《买猴》讽刺‘粗枝大叶’的‘马大哈’,也被当做‘攻击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马三立被定为‘右派’。再一个是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文艺的阶级性也经不起推敲。中国的古典四大名著,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文艺?能推到封建文艺的被告席上吗?俄罗斯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等,他们的作品可以列入资本主义文艺吗?我国建国之后翻译了那么多苏联的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文艺序列吗?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传统优秀文化都打成了‘封’,外国作品都打成了‘修’和‘资’,即‘封资修’,连《四郎探母》这样的传统剧目,也打成了“汉奸戏”,尘封多年。”

老齐说:“在‘文革’中,只剩下八个样板戏。那时,每年‘5·23’开庆祝会纪念《讲话》,庆祝文艺丰收。结果呢?电影院、电台、电视、戏剧就那‘八个’。每次开完《讲话》的庆祝会,演出和放映的节目,演的还是‘八个’,人们看烦了,发了票,人们不去,接着是发票记名,带号码。收票后谁来、谁没来,一查便知。这是对《讲话》的‘态度问题’。后来把看样板戏当成‘政治任务’,甚至改用开演后把大门上锁的办法,不让人们出去,强迫审美,想来有些好笑。”

我忽然又想起一个例子,说:“到1972年,‘文革’搞了六年,出版社没有出过什么像样的文艺作品。于是全国开了出版工作会议,号召大家写书、出书。于是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应运而生。书中把李白吹捧了一番,按‘阶级分析法’,把杜甫定为‘小地主阶级’的代表。我真不明白,郭老是怎么想出来的呀!”

我们三人一起大笑起来,这虽然是个悲剧,但我们笑得很开心。

老齐接着说:“‘文革’期间,由于没有书看,人民精神饥饿,一个文艺爱好者,写了一部《第二次握手》,在群众中大量传抄。公安部门立案侦查,结果查出是湖南省一个叫张扬的青年的习作。于是根据‘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最高指示’,判了重刑。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作者恐怕性命难保。”

“唉……”我们三人叹气了。

老齐接着问:“现在还常常演样板戏,样板戏是什么?你们怎么衡量样板戏?”

老范想了想,说:“如果单独评说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平,大体可以入流。但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是‘文化大革命’的伴奏曲,是江青夺权的资本。”

我又说:“样板戏出笼后,还有一套创作必须遵守的‘原则’,也太滑稽。那不都成了‘仿作’了?创作中要‘三突出’,都是哪三突出?我不记得了。”

老齐说:“所谓‘三突出’即创作中第一要突出人物,突出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还有‘三结合’,即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还有‘主题先行’等。领导为你想好主题思想,你按照主题,编个故事去图解主题。写工业的格式是:厂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老工人忆苦,揪出狗特务。写农业的格式是:主任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老贫农忆苦,揪出狗地主。你不照这个模式写,就是否认阶级斗争。主人公要: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伸手指方向。前几天电视台播放过一个节目,是电影《海霞》的编创人员的回忆录。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三突出’原则,受到批判斗争。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编创人员,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可怕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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