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张之洞信札中的人和事

沈佳惠

张之洞(1837—1909)曾对清末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产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孙中山称他为“不言革命的革命者”。毛泽东说:“提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纵观张之洞的一生,办实业,筑铁路,抓教育,建新军等,成就卓著。同时,他的“负债”也是人尽皆知,甚至为此深受世人诟病。这些债务有向洋行、票号、各级官府衙门等所借,也有向私人借得。但无论于公于私,借多借少,张之洞向来规规矩矩写下字据,约定还款期限,凭着良好的信誉和显赫的身份,总能屡借屡得。张之洞这封信札就是其向友人借款的一个凭据。

 

一、张之洞信札

 

张之洞信札现藏于江苏省泰兴博物馆。信札为纸本,竖向,自右向左书写,共142字。左下方钤有“泰兴葛梦朴字星楼收藏名人尺牍”长方形收藏印一枚。信文如下:

陶斋仁兄大人阁下:诸事大略完毕,明日昧爽即可扬帆西上,诸费精神,感泐无既。兹有启者,此行在途时日过多,出有时携带盘费六十金,顷已萧然无余,而巴东以上陆行需用尤多,望祈暂借二十金,自施南回到宜昌登岸,即当奉赵筹划,不豫殊为可笑耳。特此奉商,企候回玉,顺请叔安不宣。弟张之洞顿首,初七日戌刻。

信札记述了张之洞某日外出,由于在途时日较长,所带60金已花销殆尽,而巴东以上的路程需用更多,故向好友陶斋借20金,约定自施南回到宜昌后就归还。信的开头还略述办事进展情况,末尾加了一些客套之语,如“顺请叔安”“顿首”等。

信札中提到的“巴东”“施南”“宜昌”都隶属于湖北省。据了解,张之洞在1867至1870年间任湖北学政,1889至1907年间3次任湖广总督。湖北学政是朝廷委派到湖北主管教育科举的官员,湖广总督的职责为管理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官职大小一目了然。张之洞分别于1889—1894年、1896—1902年、1904—1907年3次任湖广总督,从信札中可见,地点不断转换,一路车马劳顿,故此信札写于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更符合实际。

 

二、张之洞信札中的人

 

信札叙事简略,被借之人“陶斋”是何许人?据查,与张之洞亲密接触过的人中,叫“陶斋”的有二人。一为清末大臣端方;二为清末实业家郑观应。端方(字午桥,号陶斋)生于1861年,与张之洞的长子结为金兰之交,故以世伯尊称张之洞。端方28岁(1889年)始做官,此时他的父母和养父桂清皆已去世。1901年端方任湖北巡抚,张之洞时为湖广总督,两人曾搭班子共事。由此,信札中“弟张之洞顿首”中的“弟”,“顺请叔安”中的“叔”,与两者实际的辈分、家庭情况等明显不符,由此可推断信札中的“陶斋”并非端方。这与西泠印社2016年春季拍卖会上展示的张之洞行书信札,认为“陶斋”为端方不尽相同。

再看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1842年生于广东,比张之洞年少5岁,属于同时代的人。张之洞称自己为“弟”实为一种自谦的说法,符合当时的用语习惯。且郑观应有一叔父郑廷江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1892年去世,当年郑观应的父亲尚健在。故信札中的“叔”,称郑的叔父或父亲皆可。郑观应早年从叔父经商,成为腰缠万贯的富商,也是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张之洞与郑观应私交甚笃,可追溯到1884至1889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之时。当时,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20金对个人来讲是笔不小的数目。被借之人除实力雄厚外,显然与张之洞的关系非同一般。且从信札开头一句“诸事大略完毕”可推测,此人一定知晓张之洞此行之事,甚至之前有过商量。以上种种,皆可断定陶斋非郑观应莫属。故而不难想象,在夜深人静之时,张之洞提笔向挚友郑观应借钱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另外,结合郑观应叔父去世的时间,可推测此信札写就的时间为1889—1892年间,即张之洞第一次任湖广总督期间。

 

三、张之洞信札中的事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以修建卢汉铁路为契机,拟出一个“湖北新政”计划,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等。

1890年1月,张之洞赴任仅半个月时间,就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派员带领5个调查小组,分赴湘、鄂各县及川黔等省勘探煤矿铁矿。为办铁厂寻找矿源,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亲自带领技术人员和幕僚实地勘察,亲力亲为,呕心沥血。为了铁厂的选址,张之洞与李鸿章几经争辩,最终得以在汉阳设厂。铁厂的开办资金,除了清廷有限的拨款外,他不惜将布局、枪炮厂的款子注入铁厂,另外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贴上了自己的薪银,导致家里几乎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这就进一步估证此信札写于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为兴办实业在勘察走访的路上写下的“借据”。令人欢欣鼓舞的是,汉阳铁厂克服重重困难终于1893年10月建成,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开创了中国重工业的先河。1896年,张之洞邀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

张之洞在湖北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可见,他是一位“勤笃务实”之人。但张之洞以“以中国之大,何以不有”“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的思想来办汉阳铁厂,交了一笔数额巨大的冤枉学费。在大别山下的汉阳建铁厂,因地势低洼且潮湿,不得不先填9万方土做地基,仅这一项就耗银30万两。先购机,后找矿。待到英商提供的贝色麻炼钢炉运到时,才发现大冶铁矿石含磷量高达0.25%,必须改用碱法马丁炼钢炉方可制造钢轨,此失误耗资巨大。再加上官办企业,衙门作风,冗员充斥。种种缘由造成最初定下的246万余两创办经费,到建成时,实际支出560万两左右,而真正用到实处的不过200余万两,“其余皆系浮费之款,于公司毫无利益”。

张之洞除了办实业“大手大脚”,在其他方面也毫不吝啬,甚至“公私不分”。李建良、王佩元两位先生所著的《张之洞》中记载了一件事。张之洞一生热衷教育,是中国历史上办学校最多的人。快到年关了,张之洞自掏腰包慷慨送压岁银给书院的学生,资助他们的学费、盘缠等,一送就是1790两,导致家里只剩十两银子,连办年饭的钱都没有,只得拿箱子去当铺。冲着总督衙门的信誉,当铺也不开箱,每只箱子给200两银子。开春后手头宽松了,张之洞必会派人用银两赎回箱子。当时,湖广一带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张之洞当皮箱过年—习以为常。”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张之洞官居高位多年,但他绝不利用权势捞钱,这在贪官泛滥的大清朝实属罕见,也是导致张“致贫”的重要原因,因而他“借钱”也就见怪不怪了。当时,张之洞“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遗礼物”。即使是向慈禧、光绪进贡,也以书籍与文具为主。因而他“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尽管张之洞在那个时代无法超脱封建体制和思想的束缚,导致了一些不必要的损耗,但他的“湖北新政”,不因循守旧,发展实业,振兴民族,其胆量和魄力令人称道。

这封透着浓浓情谊的信札,是张之洞勤勉奉公的工作写照,也是其廉洁自律的有力证明,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书法佳品。身为探花的张之洞,书法不囿于馆阁体,书法苏轼,也擅“米体”,笔力遒劲,自然丰润。这封张之洞信札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和史料价值,值得珍藏。

 

 

参考资料:

1.李建良、王佩元:《张之洞》,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

2.王凤翔:《张之洞》,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责任编辑 陈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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