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要警惕信息结构不合理

○ 孙旭培

今年人代会期间,黑龙江代表团开放日那天,省长陆昊在谈到龙煤集团改革时公开表示,龙煤井下职工8 万人,到现在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此谈话引发了该省部分煤矿工人的集体讨薪。于是,省长赶紧在北京主持召开龙煤集团脱困发展工作专题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省长对记者说:“井下职工确实有欠薪的,这个事情,我说错了,不管什么层级报告错了,不管任何原因,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改。”而后龙煤集团的问题很快进入解决之中。(据《新京报》)作为一省之长,对这个井上、井下共有十几万人的大企业自然很关心,他到龙煤视察或听取汇报也有过多次,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件事使人想到,应该用传播学的原理和我国领导人在信息传播方面受到过的教训,来探讨一下领导者要警惕自己信息结构不合理化的问题。

根据传播学的原理,人对信息常有选择性传播、选择性接受的习惯,这样,头脑中占主流地位的信息可能会越来越多,占次要地位的信息会就可能越来越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自己认同的信息就可能越来越多,不认同的信息可能越来越少。换句话说,在我国传播体制和政治体制之下,领导者获得正面(肯定成绩的)信息有可能越来越多,获得的监督性信息则有可能越来越少。深刻认识这种现象,对各级领导者都有意义。

大众传媒很少提供监督性信息

我国社会的传播有个特点,就是大众传播,即传统的印刷媒介报纸、刊物和电子媒介广播、电视,被作为推行政治的工具,主要用来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至于政策中的失当、工作中的偏差、干部群众的批评等监督性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例如党政系统的逐级反映,民众的来信来访等等。在这种转播分工中,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人际传播,都很难把监督性信息频繁地送到高级领导层,特别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者那里。

先说大众传播。在“文革”年代,“最高指示” 一发表,立即大加宣传,往往第二天、第三天媒体就有全国人民学指示、见行动的报道,随意拼凑一些做法,说成是学语录、学指示的结果,并说这证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的巨大物质力量。”至于指示所表现出的问题、偏差,则一字不报,不准质疑。所以,文革中所出现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从萌芽到高潮时几乎都没有受过媒体的批评。1968 年12 月《人民日报》刊登了 “最高指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应到农村去,按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从此长期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让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落户农村。但是,这个运动碰到大量困难、问题,媒体不反映、不讨论。结果大学教育中止多年,也没有媒体关心这一问题,更不敢提出质疑。总之,新闻宣传上的诸多惨痛教训令人难忘。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报道有很多改进,但对监督性信息的报道还是不多。在GDP出官帽的年代,各地不顾一切上项目的同时,报有“水分”的数字乃是常事,有时上级也希望下级这样报,因为不这样,上一级也很难拼凑出大的GDP。根子出在GDP大的容易得到大的官帽。机关报等媒体对于管自己的机关如此做,也心知肚明,但往往连内参也不敢写,更别说公开披露了。有的记者把此类事写成稿子发给外地媒体,可宣传部门有规定,禁止搞“异地监督”,同样无法报道出来。

至于报纸对官员指名道姓的批评,除了上世纪80 年代拨乱反正时期以外,并没有显著的进步。即使有些批评,也只限于基层。由党的各级机关报所进行的批评,几乎没有超过县级的。对于厅局级以上的贪官,没有一个是由媒体从发现蛛丝马迹开始,步步深挖出来的,几乎都是“双规”后去打“死老虎”。又如,媒体报道各级领导者的讲话,不管重要不重要,都是“重要讲话”,未见有任何点评。

靠人际传播获得监督性信息:量少质差

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有分量的监督信息少,而且信息保真性差,监督性信息容易发生损耗、变异,还容易导致谗言的传播。

我国的监督性信息,主要依靠党政系统自下而上的逐级反映,都是内部送材料加口头汇报,实际上具有人际传播性质。历史证明,这曾是一个多报喜少报忧,甚至报喜不报忧的传播系统。比如,大跃进随后的大饥荒,一开始是各地按浮夸出来的高产量搞高征购,因此1958 年年底前有些地方的农村就开始缺粮。缺粮这样重要的信息在新闻自由的国家里很快就会由媒体报道出来。而在我们国家,媒体上总是莺歌燕舞。由乡到县,由县到地区,有地区到省,由省到中央这种人际传播时,每一级向上汇报,同样沿用这种模式,都是说形势大好,或者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缺粮这样严重的问题根本不敢说,或者是别人说了我跟着轻描淡写说一点。总之,官员们对监督性信息尽量不报。安徽、河南等省甚至在邮局拦截基层干部群众给中央反映饥荒等严重问题的信。直到河南信阳地区上百万人饿死,中央两次有人前去调查核实,最高领导人才知道农村问题之严重。如果《人民日报》在此之前能解剖几个假“卫星”,或者之后报道几个地方如何造成缺粮的情况,左倾浮夸早就可以纠正过来,饥荒也绝不会演变到如此惨烈:饿死几千万人。

官民直接接触,应该是一种十分有效的人际传播。但这需要很多时间、精力,对于高级官员来说成本太高,不可能经常进行,偶尔为之也未必真有效果。在很多人接受伟大领袖接见的报道里,记载有的劳模说:“见到毛主席,我万分激动,准备的千言万语都说不出来,只变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有的事后说,我的手是毛主席握过的,不能洗,好回去跟别人握。从这些事例中,怎么看得出伟大领袖与普通工人、农民或基层干部接触,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有利于治国治党的信息?

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下面走一走,看到一些事物,获得启发;发现一些问题,做出指示,都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认为这样做就了解老百姓心中所想,各类精英脑中所思,还是不太可能。笔者到过江西婺源,向县委宣传部负责人询问有关那张国家领导人与婺源的采茶妇女谈话的照片,问那个茶农是谁,他老实回答:那是机关干部装扮的。我说,怎么能那样做呢?他解释说,为了领导人安全嘛。而真实的原因,多是为了能按照当地领导的意思回答问题。有的地方为了安排领导人进入农户访问,几个月前就忙着做准备,给选定的农户解决困难。尽管国家领导人很想看到、听到真实的情况,但是很难逃脱被安排。有一次,一位国家领导人突然途中停车,去看一个没有做事先安排的地方,他的做法可圈可点。但时间仓促,树立亲民形象可以,想了解多少真情和民意又谈何容易!

高官听到民众意见不易,民众接触高官更不容易。高大的围墙、森严的警卫,使普通人很难见到他们,那是不消说的。就是专门接待信访的机构,也不可能善待每一个信访者。对于那些完全因为个人的原因的信访者,没有善待只影响到其个人的利益;而那些因为对党国决策有意见的信访者没有受到善待,就可能损害党和国家的重大利益。1962 年,陕西户县杨伟名等三个农民党员,向中央上万言书《当前形势怀感》,对当时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形势提出警示。万言书说,可以大胆考虑开放自由市场,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这本是于危难中解困中国经济的警钟之篇,是一篇代表民意之作。可最高领导人得知后予以严厉批评,说这是公然主张对抗党的大政方针,将其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公开批判。4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杨伟名被扣上了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轮番批斗。这样一位有识之士,终于与妻子一起服毒自杀。由于认识差异,领导人可以不同意任何一种意见,但要保护提不同意见者的权利。正因为这个理由,习仲勋主张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

与高官、与下属谈话,照理说,最应该获得有价值的监督性信息,但也不尽然。由于党风不正,官员们早就总结出“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规律,因为上级主宰着下级的升迁荣辱,下级投上所好,多报喜少报忧,多拣上级认同的观点讲,几乎是官场中的常态。当年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爱着人打听毛主席近期在读什么书,喜欢讲什么话,然后在毛主席到上海时,就可以专讲毛主席所喜欢的话题和观点,以取悦毛主席。果然,这位最高领导人在不少场合都大为称赞柯庆施。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以霸王作风出名,下属向他汇报工作心怀畏惧,许多真情不敢说,结果在大跃进期间,“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在安徽最为厉害,与其他省相比,饿死人也非常之多。

秘书是与领导人每天接触的人,原是最可能改善领导者信息结构的人。但是,这既要看秘书是否事事出以公心,而不是一味看领导颜色行事,投其所好;更要看领导人能否有闻过则喜的雅量。有位高级领导人性格固执而多疑,容不下敢于向他建言,要他注意历史评价的秘书田XX,特别是这位秘书对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有保留,后来被要求离开秘书的岗位,终于莫名其妙地死去。在“文革”中, “四人帮”一伙几乎控制了毛泽东的信息输入,有些想与毛主席见面的中央领导人也很难见到,他们觉得毛主席不宜看到的资讯,常常连内参也不给上。这种做法有时达到叫人无法理解的地步。1975 年 8 月河南驻马店特大暴雨,数十座水库漫顶垮坝,淹死几万人,成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剧。当时的副总理纪登奎却指示新华社记者,中央要求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还要保密。记者想写内参,这位与毛主席接触很多的人,却予以拒绝,说毛主席病重,内参也不要发,但可以写一些救灾中的好人好事的内参。

人际传播由于是不公开的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社会监督,所以真假掺半的信息,乃至谗言,都可大行其道。1976 年天安门前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媒体没有做任何跟进报道,由“四人帮”的余党毛远新当毛主席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最后被毛泽东批准认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这时的毛泽东,听信的都是“四人帮”一伙提供的信息,已完全缺乏对民情民意的了解,信息结构的不合理已达登峰造极。

不准把《内部参考》办成“谴责小说”

我国还有一个传播系统,叫“内参”。这种内参,定期或不定期地给上级党政部门报送。几乎各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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