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对大跃进的反思为什么不能彻底

○ 陶东风

  

   以色列思想家塔尔蒙在反思20世纪灾难的时候,提出了"政治救世主义"概念。它指一些宗教性质的、自诩绝对有效不可怀疑的关于终极、完美人性和完美秩序的一元化假设,强制性地运用于世俗政治。它一方面有宗教的那种绝对性和终极性,另一方面又要把这种终极性和绝对性在世俗人间加以实现。如果在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分离的社会,绝对信念会被限制在个人信仰领域,不至于逾越边界对他人与社会造成太大的危害;一旦它越出个人信仰领域,通过一个垄断了暴力手段的政府强制实行于世俗社会,并推广到每一个人,就会造成灾难。

  20世纪就发生了多起这样的灾难。多少世界各地的人、多少世界各地的运动,受到绝对信念的诱惑和激发,为"最后拯救日"在世俗社会的来临而规划着、准备着、忙碌着,他们把自己的所有观念和行为,都联系于某些无所不包的预定体系:历史发展的预定的最后结局,所有矛盾都解决之后达到的绝对和谐。这种一元化的、不可怀疑、绝对有效的假设,本质上是一种绝对信念而不是知识或意见。绝对信念是不可怀疑而只能信奉的,而知识或意见则是可以通过争论、通过事实和经验加以检验的。因此,试图通过争论或事实击败它们是没有用的。但是这样的绝对信念对于信者的重要性,它影响人、改造人的力量之大,却怎么说也不会过分。

   塔尔蒙的这个观察,有助于解释中国大跃进时期发生的一些现象。

   大跃进的许多经验层面和事实层面的失败是人所共知的,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但是,大跃进不是孤立发生的,它后面有"三面红旗"撑腰,而为"三面红旗"撑腰的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计划经济,公有制,社会主义必然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发达、更合乎生产力的要求,等等。

   这就触及了问题的实质:社会主义虽然以科学知识体系的面目出现,却成为类似宗教的绝对信念。既然是绝对信念,就是不能反思、不能怀疑的"第一前提",它具有强大的抵抗力:即使所有的事实经验都表明这个前提错了,也不能怀疑,因此,与这个前提相反的经验事实再多,也奈何不了它。"信仰"的主要特点就是不能通过经验加以检验。而知识的前提如果被经验事实否定,是可以放弃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反思大跃进的失误就不可能是彻底的。

   即使大跃进和浮夸风造成了惨重的结果,即使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的初衷是纠左,反浮夸,但也不能怀疑"三面红旗",不能得出"三面红旗"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信仰这个"第一前提",只能说"好的路线方针"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否定了第一前提就等于改变社会主义的信仰本质而把它还原为可以通过事实加以检验的知识,而这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就连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做不到,更不要说毛泽东。这个意识形态的特点就是先确定一个不可怀疑的前提,然后环环相扣地进行逻辑推理。只要承认了其前提的绝对正确和不可怀疑,那就不得不被它牵着鼻子跟着它走。

   庐山会议也好,七千人大会也好,原来都是要反"左",这样做具有充足的经验事实方面的依据。即使毛泽东也不得不同意反"左"。但一旦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反思危及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前提,风向就会立即发生转变,变为反右,也就是捍卫大前提(社会主义原则,"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神圣性。

   按照作为信仰的社会主义的第一前提,人民公社就是符合社会主义信仰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公有制,而人民公社就是公有制的体现。人民公社原则上绝对正确(即使步子有些快),这样,对于"一大二公"的反思也就不可能彻底,只能半途而废,对它的纠正也就只能达到"公社的规模不要太大""步子不要太快"这样的程度。对大跃进的反思也是如此。"三面红旗"之一的大跃进连刘少奇也不敢否定。毛泽东之所以振振有词地坚持"三面红旗"是有其道理的,否定了这个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当毛泽东听到有人提倡分田到户的时候勃然大怒,说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当时包括刘、邓、周在内的所有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人达到怀疑社会主义大前提的水平。因此他们不可能不在毛泽东面前败下阵来:因为毛泽东的前提正确!我不否认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彭德怀的较量中取胜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他的前提正确,绝对是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看来,大跃进、大饥荒、"一大二公"的错误,从根子上看就是那个时代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前提(比如计划经济、公有制等)的错误,是基本原则和信念本身的错误,具体的跃进指标(比如钢产量,亩产,等等)及其造成的后果,不过是其在事实层面的具体体现。但是由于它是宗教性质的信念,因此这个原则是绝对不能动的,即使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其谬误,也依然不能动。按照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只要是共产党员就必须相信公有制、计划经济,相信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这样也就不可能不在原则上拥护"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即使遭遇的挫折再多再大,也不能彻底否定。正如《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所说的:""三面红旗"固然与毛泽东既不了解经济活动的规律,又过分自信,盲目轻率有关,同时与他坚信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公有制优越于私有制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是并没有影响他继续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念,这里也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当总结"三面红旗"的时候,"大跃进"这面旗帜,虽然被实践证明不但没有跃进,反而成为跃退时,毛泽东便以"从长期来看,应该是跃进的"为理由,为"大跃进"这面旗帜进行辩护。总路线,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出发,也应该是多快好省的,因为过去只注意了多快,没有坚持好省才出了问题,所以从理论上讲可以是正确的。人民公社,只是搞急了,试点不够,其优越性是肯定无疑的。……这些理论观点无疑是影响当时深入反思、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原因之一。"(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所以,反思来纠正去,结果也不过是:可以不再提15年赶上英国(一度曾经改为10年、7年和2~3年),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仰中必然内含赶上和超过英国(资本主义)的内涵,改变的只是赶上的时间而已。即使刘少奇借一个农民的话斗胆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人祸"再多也是"执行"中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社会主义信念的信奉者刘少奇本人没有,也不可能否定"三面红旗"。袁宝华回忆,"大家对"三面红旗"没有怀疑","你问人们是不是觉得人民公社办早了,也都认为这是执行中的问题。当时认为人民公社是好的。至于说有问题,也是干部的作风不正造成的"。(同上,第342页)还有周恩来,"对大跃进这面红旗也没有怀疑,总要跃进。"虽然三年两年不可能跃进到超过英国美国的程度,但是"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不看眼前的两年三年"。(同上,第343页)

   这样就不奇怪,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和林彪的讲话虽然侧重点有差别,刘以检讨和反思失误为主,林彪以捍卫"三面红旗"的原则为主,但却没有根本不同,这也是当事人的感觉:1962年1月30日大家讨论林彪的讲话时"没有感觉到林彪与少奇的讲话有什么不同。林彪说了一句犯错误是因为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成功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这个话大家也赞成,这是个原则话"。(袁宝华的回忆,见上书,第342页)

   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很多人自己承认不了解社会主义。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回忆说:"中央同志说,对社会主义现处在初中程度。康生同志说,他是红领巾,我们连幼儿园也够不上。"(《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36页)那么,如此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为什么会像基督徒捍卫上帝信仰那样捍卫社会主义呢?这只能说明"社会主义"在当时不是知识,不必通过深入研究并反复检验之后才能被信为"真理"。这与很多教徒并不怎么了解宗教经典,却仍然是坚定的信徒相似;而一旦成为信徒之后,怀疑和反思就更加不可能了。■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丁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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