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社会资本与执政党的政治空间

○ 蔡 霞

 

  随着市场经济生长发育,社会分工体系日益复杂,社会利益和思想文化多元分化,社会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愿望被极大地激活,公民政治正在不可阻挡地萌芽生长。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何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如何面对变化了的社会?这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

  谈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建设,不能不谈社会。究其本意,治理是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之能够达成社会和政府的合作,基础性条件在于拥有丰厚的社会资本。中国共产党能否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获得新的政治空间,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对公民社会的成长有个清醒正确的认识,能否积极主动地培育社会资本。

一、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和平转型需要培育社会资本

在我国,社会资本是一个相对新鲜的概念,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此后有代表性的学者如科尔曼、林南、帕特南等,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概念作出界定。简单地说,社会资本是个人和群体为实现自己目标所能依凭和运用的社会性资源,最主要的是各种社会联系所结成的关系网络以及人们互动的规范。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源的有形表现,关系网络的最主要载体之一就是组织。而人们在关系网络中互动所形成的信任、合作、互惠等规范则是无形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部分,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影响着国家的发展。

  具体到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即是在我国文明转型过程中建设现代国家制度,将传统国家转变为现代民主法治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培育社会资本、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

  1.摆脱政府管理困境需要公民社会的生长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类深层次矛盾纠缠交织,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如何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冲突,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创造更为宽松和谐的环境条件?对于执政党来说,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对政府来说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亨庭顿曾经指出过当国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演变时,国家治理能力就不足以应对社会快速演变所产生出来的复杂问题。目前的情况表明,执政党和政府似乎相对被动。

  从两个事件说起。一是徐纯合事件,民间流传着一些视频,央视也播出了一些视频,官方与民间各有各的说法,这里暂且不论。问题在于,为什么徐纯合买了车票而不被允许乘车?据说他是当地的维稳对象,据说他要出去上访,所以要在车站拦截他,最终酿出震惊全国的庆安事件。

  二是四川邻水事件,数万民众蜂拥上街,尽管防暴警察全副武装,当面对民众的愤怒和如雨点般砸来的石块,只能后退,场面失控。隔日,防暴警察再次进入县城面对单个民众时,数个警察围殴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场面残暴。这两个事件,一个是政府面对民众个体,一个是政府面对民众群体,但由于缺乏和平理性沟通,双方以暴力对暴力,最终以国家暴力战胜民间暴力告终。

  面对社会冲突,为什么政府落到只能靠暴力平息事态的地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13亿国民,但尚未形成健全的社会。什么是社会?社会是生活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的人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所形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各种关系的集合。社会的本质是人和组织形式。人们要结成相对稳定的关系,必定形成各类组织,人们在组织中获得自我管理的能力,从而解决单个人所无力解决的问题。

四川邻水事件中的群众游行场面


  计划经济条件下,全能政府控制一切,行政单位施行社会功能。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个人面对自身所无力解决的问题只能倚赖党和政府,但是实际上党和政府做不到全能、万能,结果希望变成失望,倚赖变成对抗。一旦发生冲突,政府面对的是无组织的社会,政府找不到可以对话的对象,最终只能采用暴力压制以平息事态,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由此,解决大量社会问题,必须要有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生长。人们常说,市场失灵要有政府,而当政府失灵时,必须得有社会。社会生长的实际含义就是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发育。市场、政府、社会这三方力量的平衡、互补与制约,才有一个国家的良好运转。就此,执政党和政府不能以压制的态度对待社会,而要欢迎和扶持社会的生长。

  2.好民主需要丰厚而良性的社会资本

  俞可平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引起极大反响: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世界一些地区近年来的政治变化表明,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的制度模式后,反而使那里更加混乱。于是,有的人由此质疑民主,也有的学者在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观点基础上提出"好民主才是个好东西"。

  其实,问题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社会基础能支撑民主政治制度成功运转。

  "好民主"是什么样的?我以为,即在宪政法治条件下,民主不仅是国家政治制度,而且是日常生活方式,社会和谐运转、各方面秩序井然。在此中,公民权利得以有效实现,公民自由得以保障。就是人们常说的长治久安。

  这就是说,好民主是需要民众素质提高的。社会资本越丰厚,就越能支撑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良好运转,反之,则陷入混乱。

  迄今为止,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民主制度,是由精英有效操控来达成制度的有效运行。由于制度本身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基本权利保障,因而多数公民并不像政治人物那样关注政治,大众参与公共政治的热情下降,对政治存在一定程度的冷漠。在民主法治制度基本健全并有效运行的条件下,确实会存在这类现象。但是当一个国家处于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国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快速高涨,必然使政治体制承受极大压力。由此,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原有体制因压力而出自本能地后缩,拒斥公民参与,甚至打压公民组织。这会造成政府和社会更深的隔膜,使国家出现社会冲突和动荡。由此,在民主推进中,一方面国家政治生活必须逐渐放开,使社会公众有渠道有空间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则需理性有序才能有效。理性、有序参与政治需要提升公民素质。

  公民素质问题,说到底是个社会资本问题的积累和培育问题。

  人们在谈美国的民主时,认为三权分立的国家民主政体保障了美国的发展和社会和平。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美国的宪政制度能很好运转的支撑,在于美国乡村社会深厚的自治传统和自由主义政治理念。

  培育社会资本,很重要的是有意识培养普通公民的参与素质与参与能力,这对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社会资本积累于生长于民间社会,需要从基层社会做起,所以,帕特南提出,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鼓励民间组织和民间网络的发展,即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

  总之,提升公民素质才有好民主。但是,素质和能力一时的不足决不能成为压制公民社会生长的借口,而恰恰需要我们更自觉地去培育并投资社会资本。换句话说,培育社会资本的过程,即是把臣民变成公民的过程,是提升社会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治能力的过程。

  3.中国政治的和平转型需要培育和积累社会资本

  党和国家一体的执政方式,使执政党陷入各类矛盾旋涡之中,并被推到国家与社会紧张关系的浪尖上。国家、官员、社会都承受巨大压力,并在三者间恶性循环,使三者关系的紧张度不断增加。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稳定是一种僵硬的刚性稳定,值得执政者深思。

  "刚性稳定"的思维和机制,尽管依凭国家强制力量可以把民众诉求和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以维护既有秩序,但无法缓解社会内部各种关系的紧张度。正由于这样,民粹情绪在快速滋长和蔓延。民粹情绪在一定条件下是引发社会极端行为的心理条件,这在群体事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于是暴力行为不断升级,而法治权威不断削弱。如果说,暴力革命可以打碎旧世界、打出新政权的话,那么,暴力决不可能建设一个新型的现代国家。

  我国社会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中能不能摆脱暴力而实现和平转型?这个问题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和平转型的主导在党和政府,而和平转型的根基在公民社会,在社会资本的生长。公民的各类社团组织能够有序发展并发挥各自功能,则社会大量问题就有获得解决的多方面渠道,就不至于非得依凭暴力,而使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分权、开放、合作关系,内生出社会自我管理、自我修复的能力,形成有序的"韧性稳定"。

  就大趋势而言,走向民主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现代国家只能建立在政治生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由此,国家崛起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国家治理的发展过程。如果仅仅把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看成是自上而下的把政府做强做大,则必然是公权强大而民权衰弱,这样的国家能力只能是表面强大而内里空虚脆弱。

二、执政党要积极引导和培育良性民间社会资本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充分运用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严厉打击破坏政权的敌对力量。此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一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强化国家"统治"职能,强力摧毁了1949年建政前城市社会脆弱的市民自治以及农村社会传统的乡绅自治机制。执政方式基本上是权力高度集中,政党职能与国家职能不分,依靠政策治国和运动方式,推进各项事业和党的建设。党对国家政权,国家对社会是管制,形成全能党、全能政府。

  这种执政方式的弊端:一是党内发生某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执政党国家化,党的领导权力化,党的组织行政化,部分党员干部官僚化。

  二是民主法治不健全,权力得不到有效控制。一旦发生决策错误,或者出现权力搞特权腐败,都是社会和历史为之买单。

  三是社会基本没有生长的空间,社会发展活力被压抑,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共同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还没有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

  四是党的活动主要以国家体制为依托,在国家体制内开展活动,各个党组织凭借掌控国家延伸到单位的行政权力,对社会实行领导。由此,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执政党与社会的分离,乃至形成体制性的政党脱离群众。我们几十年来一直讲防止党脱离群众,而始终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党员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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