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

○ 徐 贲

 

  道歉原本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表示愧疚的行为,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道歉越来越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非正义行为和争取与受害者和解的方式。不少国际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1995年7月,雅克·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期间迫害犹太人道歉;1993年,叶利钦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数次为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7年10月,挪威国王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族裔的压迫道歉;1997年5月,托尼·布莱尔为英国政府对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表示歉意。上世纪末在澳大利亚,是否应当为"遭盗窃的一代"土著民道歉,更是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

  这些道歉都涉及了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巴坎称之为"国家之罪"。在这些对国家历史非正义的反思和道歉中,巴坎(E.Barkan)看到了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全球化"趋向。注1加害者对受害者所做的正式道歉成为一种对未来具有道德意义和社会和解作用的政治承诺,而展望未来正是以不忘过去,反思过去和正式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前提的。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在中国发生。

  在中国有选择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未来恰恰成了忘却过去的借口。在中国,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非正义行为,都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在国外,为过去道歉的政府与犯有罪行的政府未必有必然的继承关系。政府为国家历史非正义道歉,这涉及一系列政府责任和社会道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充分显现在澳大利亚社会关于"被盗窃一代"的争论中。了解这一争论,对于我们思考对受害群体政治补偿(赔偿、平反和道歉)与社会群体和解(共创未来社会)问题,都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国家过错和政治补偿

  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曾将土著民人家的孩子强行脱离他们的父母,安置到儿童抚养机构或白人家中。负责此项事务者之一的伊斯代尔(JamesIsdell)曾于1906年这样解释政府的动机:"混血儿在智力上高于土著,国家有义务让他们以后能过上比他们的父母好的生活",政府(重新安置他们)是为了让他们顺利融入主流(当然是白人)社会。注2据估计,被强制重新安置的儿童多达10万人,但确切数字已无从核实,因为政府"出于对儿童利益的考虑",销毁了许多关于儿童生身父母的文件。1997年4月,为调查此事而设置的澳大利亚人权和平等权利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带他们回家》的报告。这篇报告立刻引起社会对于"遭盗窃的一代"人伦悲剧的极大关注。注3

  委员会将土著民儿童重新安置计划称作为企图消灭土著民的"种族灭绝"行为,它强烈批评政府关于计划出于好意的说辞。它认为,既然澳大利亚已于1949年接受了联合国反对种族灭绝的公约,政府就有责任为受害者个人、家庭和社群做出赔偿,并对他们做出郑重道歉。委员会提议设立"全国道歉日",在这一天可以举行各种公众活动和仪式,包括让一些有责任的组织(警察、城镇地方政府、教会等)表示歉悔。政府拒绝了这个提议,以总理霍华德为首的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是,政府会采取补助措施,纠正以往对土著民的错误,但不能为此做出官方道歉。

  1998年8月,霍华德在议会提出对土著居民的"和解动议案",媒体称之为"遗憾但不道歉"讲话。注4霍华德并不是一个对土著民的不幸无动于衷的人,他以个人的名义表示过道歉:"我个人深深地为我的澳大利亚同胞感到抱歉,他们因我们的前辈对土著民的行为而承受了非正义的痛苦……许多人至今还因这些行为而受到伤害和痛苦,我为此说对不起。"注5但是,作为政府首脑,霍华德拒绝以政府的名义道歉。从旁观者看来,霍华德不同意道歉的最主要原因是"怕政府就此无以应付土著民(经济)赔偿的要求"。注6然而,霍华德在公开说明立场时所用的首先不是经济理由,而是道义理由。霍华德为政府不道歉的辩护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当时政策的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只有后来人们才觉得不对"。第二条是,"要后人为前人所为负责,这是不公平的"。注7前一条是要求人们正确对待因善良动机犯下的错误,后一条是提醒人们不要无端地把全体澳大利亚人圈入集体罪过。

  霍华德特别强调集体罪过的危害和非正义性。他指出,澳大利亚人不想纠缠在耻辱和罪过之中。澳大利亚人知道过去发生过错误,发生过非正义的事情,造成了伤害。但对于绝大多数新一代的澳大利亚人来说,这事与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并无个人牵连。强迫他们负个人责任并为此蒙羞,是一种非正义的无端惩罚行为。注8霍华德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表示遗憾,同时又采取实际的补助措施,已经是对过去在土著居民问题上的错误做了纠正,有了交待。从纳税人的角度,他们更是不愿意为过去政府的行为承担经济责任。他们反对政府道歉,因为道歉的后果就是经济赔偿,不仅如此,还会引起土地继承权的问题。他们同意霍华德的说法,一个国家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就会没完没了。"为(过去政府的)坏政策做经济赔偿会就此打开洪水闸门,使得任何后来被发现不智的政策都引来索赔要求。"注9

  政府不道歉引发了强烈的批评。批评者指出,致力于社会和解的公共政治,它的补偿不仅应当包括物质性的赔偿和恢复名誉(平反),还应该包括现有政府对过去政府错误的正式道歉。他们强调,没有道歉的平反和赔偿起不到政治悔过的作用,因此也就难以收到社会和解的效果。《回家》呼吁道歉的理由是:"受害人的人权遭到粗暴侵犯,补偿和安慰他们的第一步是澄清真相并向他们道歉。"注10道歉不仅是谁对谁说"对不起",而更是"澄清真理",弄清历史是非。《回家》明确提出,除了补救、平反和金钱赔偿之外,还必须有政府的道歉。土著民和托里斯海峡岛民委员会主席盖吉尔·德杰库拉(G.Djerrkura)强调,道歉是"绝对必要的。联邦(政府道歉)并无损失,意义却极重大,因此它应该道歉。"注11

  在对土著民道歉的争论中,不道歉和要道歉的双方所使用的其实是不同性质的理由。帕奥尔(M.Power)指出,霍华德和他的大多数支持者使用的是一种"个体"性的理由,即"各人为各人的行为负责,不应代人受过"。而要求道歉者则使用了一种"群体"性的理由,即道歉并不只有利于受歉者,它同样有利于道歉者和整体社会。注12道歉并不只是受歉者金钱索赔的第一步,而是弄清历史真相,达成社会和解的第一步。道歉并不单单是"便宜"了受歉者,道歉让全社会一起有了群体净化的机会。

  社会有义务帮助土著民,这不只是出于同情,也不只是出于单纯的补偿愿望。社会承担这一义务乃是为了表示感谢土著民对现今社会和解所做的特殊贡献。土著民追溯往事是为全社会释放记忆。福娄(J.Frow)指出,释放记忆有"叙述净化"的作用,然而,并非一切记忆都有精神疗效,犹太人大屠杀的一些幸存者因回忆往事而经历苦难细节的二度痛苦。注13因此,赔偿不只是为了赔偿受害者过去的痛苦,也是为了赔偿他们在回忆过程中遭受的痛苦。受害者的回忆是为了帮助整个群体反思,并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比兹莱(K.Beazley)就曾指出,回忆对于幸存者是痛苦的,社会在受害者回忆问题上应当既力求澄清真相,又避免伤害当事人。社会不应当以避免二度伤害为理由来埋葬集体记忆,而是应当以各种方式来帮助受害者,其中包括避免法庭诉讼的刨根问底,不追问令当事人痛苦的细节,以及设立"咨询、和解和协议"程序。注14

  澄清往事和为以往过失道歉不仅有利于广大社会和受害人,而且也有利于道歉者。道歉能为道歉者树立真诚、诚实和勇于改过的新形象,也能补救他们及有关者因过失而造成的形象损害。伯诺特(W.L.Benoit)称道歉是一种"恢复形象的话语"。道歉使过失者能"在被指责和怀疑做了错事之后,得以恢复颜面、形象或名誉"。注15关于道歉的公众政治意义舒兰克(B.R.Schlenker)说得很明白:公开道歉并不只是一种发生于道歉人和受歉人之间的行为,道歉是过失者在公众舞台上以行为在展示"他是谁",台下的公众看得一清二楚。一个政府错事做多了,伤害的人多了,"所影响的就不只是它与直接受害者的关系,而是它在整个社会公众前的形象。"注16

二、道歉和政治责任

  从修复形象或挽回面子来陈述道歉的必要,这是诉诸于过失者的自身利益意识,不是诉诸他的道德良心。对于许多犯错的高位当权者,自身利益的确往往比道德良心更为重要。即便认错有助于修复形象,当权者也并不总把道歉看成一种符合他自身利益的行为。当权者往往觉得,道歉不仅不能挽回面子,甚至道歉本身就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如果谁劝他道歉,即使是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也会觉得谁在存心破坏他的威信,损害他的利益。由于当权者对自己利益有他自己的看法,公众要求当权者道歉,单单诉诸他的自身利益是不够的,一般不会有什么正面结果。

  对需要修复形象的当权者来说,道歉决非唯一的选择。伯诺特曾指出,修复形象的策略或方法有五种,它们分别是"抵赖、诿过、大事化小、知耻和改过"。注17我们不妨把它们的次序稍作调整,于是便有以下这五种策略。一、抵赖,即"我或我们没错";二、大事化小,即"有些失误,并没全错";三、诿过,即"错了,但不是我的错";四、羞愧,即"虽不是我的错,但我也有责任";五、改过,即"错了,由我重新开始"。在这五种对待过失的态度中,霍华德拒绝政府道歉所采取的是第三种策略。

  就澳大利亚的情况而言,由于《报告》对当事人的痛苦往事做了详尽生动的报道,政府抵赖是行不通的。信息渠道越畅通,新闻、言论越自由,政府也就越难强迫人民将官方报道接受为真理,抵赖也就愈难成为有效的修复形象的手段。只有在专制制度中,抵赖才能成为一种修补形象的手段,也才最容易发生对过去错误的大事化小。大事化小的目的在于"降低错事可见的危害性,以减轻被指控者的责任"。注18当事者可以强行规定错误的性质和出现错误的原因。《报告》将澳大利亚政府对待土著民儿童的措施称为"违反人权",甚至"种族灭绝"。在人权意识甚强,民主制度又比较健全的澳大利亚,这一批评形成了公众的共识,政府无法将这件事大事化小。

  修复形象的第三个策略是诿过。诿过就是推卸责任,"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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