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的精神文化——红卫兵运动起源剖析

○ 米鹤都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发起者和初期红卫兵的主要领军人物大都是干部子弟。运动之所以首先发轫于北京,而且是在中学,与当时北京的政治气氛格外浓烈直接相关。更由于北京的干部子弟比较集中、中学干部子弟的比例大大超过大学有着重要关系。因此,不了解北京干部子弟的成长环境和精神文化,即在建国后出现的大院文化,就无法理清初期红卫兵的思想脉络,这是研究红卫兵运动的一个关键点。

  旧日的北京,是一个主要由四合院组成的文化古都。这种状态自北京建城后大约保持了几百年。而1949年以后,这种形态被改变了。各党政机关、军事机关形成了自己的群落,而这种群落不再是前朝的衙门归衙门、眷宅归眷宅,而是混成一体,办公区的周边新建了宿舍区,而宿舍区的外在形态不再是四合院而是楼房,内在形态则往往形成一个小社会。无论有没有围墙,在大院内,吃喝拉撒睡以致看病上学都可以一并解决。除少数机构留在北京"四九城"的墙内,大多数机关都出复兴门,从旧城墙外原来的乱坟岗子向西拓展新区。这是北京最早的楼群,以不同单位或住宅区为中心,一个个新型大院出现了。大院,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形态,它必然衍生出新的文化。尽管身处大院的成年人以言传身教奠定了这一文化的基调,但它真正开始形成文化,是在这个环境中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之时。

  根据战时的规定,中共干部结婚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即"258团":满25岁,参加革命8年,团职以上。由于环境动荡,结婚后的干部家属大部分随军,因而建国后就马上面临一个安置问题。北京建都后,这样一大批干部及家属的安家落户,是不可能在原有的市民住宅区解决的。再有,战时体制的后勤保障系统,在建国初期依然发挥着作用,供给制是主要形式。统一解决住房,也是供给制的组成部分。

总后大院的总后礼堂


 

 

  北京干部子弟的婴儿潮是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出现的。这和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时间相吻合。到了文革前夕,这批干部子弟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有产生巨大动能的基础。而且,他们相对集中,一是集中于初中、高中这个年龄段,二是集中于大部分重点中学。这使得这批中学生和他们的兄长间有了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一些局部,他们的相对优势出现了。

  相对批量、相对集中的大院子弟在文革前出现,这是和北京特殊的地域特点分不开的。除北京外,全国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众多的党政机关和军事机构大院,没有一个城市有如此众多的干部,也就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形成干部子弟这样一种社会阶层。

  大院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势必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而在百废待兴的中国,相对于传统的市井文化,大院文化显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文化形态,就是初期红卫兵孕育的土壤。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涉及面十分宽泛,这里仅围绕红卫兵这一主题,做个大致的归纳。

一、单纯与轻信

  大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外界社会了解甚少,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大多是同一阶层的孩子,他们接受的基本都是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正面教育,因此思想相对简单、单纯。他们真诚地相信,全中国儿童都有和他们一样的金色童年。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北京25中红卫兵李冬民回忆:三年困难的时候,农村里没粮食吃,城里出现了农村来的大批饥民。我跟他们聊天,他们说从农村来的。我的同学好多都是从北海托儿所转过来的,有苏联阿姨照管。他们生活在幻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中。所以那些农民说在乡下没饭吃,他们都不信,但我信。(李冬民口述史《几度风雨几度秋》,米鹤都编,2011年)更有一些红卫兵,在大串联中见到了要饭的而震惊。单纯的另一面就是轻信,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完全来自教科书和文艺作品。这是一代人的通病,只不过干部子弟来得更纯正一些。



李冬民与江青在一起

 

 

  也由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他们离开寄宿制学校或者大院环境而进入社会时,自然地感到一种陌生和不适应。曾经担任八一学校学生会主席的刘辉宣回忆,当他从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八一学校考入四中以后,感到非常不适应。一是感觉到观念的不同。他说:我原来根本就不想将来长大了干什么,认为自己的出路是组织上安排的事情。来到四中,才发觉人家很早就在设计自己了,准备将来当个科学家或者其他的什么家。 (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稿,米鹤都编,2014年)而这些在他看来,是十足的个人主义和市侩人生观。二是原来同学们都是清一色的家庭背景,这时同学的家庭出身五花八门,反动官僚、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无所不有,于是他自然地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二、心理的健康环境

  干部子弟的成长过程,远远脱离了当年社会中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因为根正苗红,他们从小没有生活在类似于家庭成分不好的政治阴影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没有受到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各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也没有工农所经受的贫穷生活的压力。在文革到来之前,干部阶层始终是社会的佼佼者。因此,干部子弟是在一种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受到过压抑,因此他们不仅相对直率,也相对强势。他们鄙视人情的俗气,看不起文人的酸腐,也少有市民的奴性,是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红色青少年。应当说,只有心理上的强势,才会培育出敢做敢为的担当,同时如果没有约束,也会衍生出目无法纪的狂傲。相对其他社会阶层,干部子弟承受压力和打击的能力也明显更强一些。在文革初期,他们面对工作组的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打击,基本都采取了反抗而非隐忍的态度。恰恰由于这种有利于自由发展的环境,造就了社会的宠儿,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即整体优越感的滋生。这与今日独生子女一代的矫情同理。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其心理成长过程中,压抑就会造成其畸形地收缩,反之,则造成空间的膨胀。如果社会整个都处在一个有利于所有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健康环境中,也就难以形成部分人的优越感。

三、寄宿制的训练

  红卫兵一代的一个文化特点,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这点上,干部子弟表现得更强烈。集体主义的熏陶,是和带有军事化传统的管理相联系的。大院的管理、特别是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的管理,起重要作用。那一代革命者的信念要求他们必须把革命利益和工作放在首位,家庭的亲情始终是从属的。因此,相当多的干部把子女交给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管理。那一代的中小学生中,寄宿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弟。他们所受到的政治教育是集体第一,个人要从属于集体。另一个因素,是干部子弟由于其父母为共同的事业奋斗,有共同的革命经历,大院的环境非常容易让这些子弟间建立起特殊的感情,而在市民阶层,就很难建立起这种社会关系。

  在盛行集体英雄主义的年代,强调整体的荣誉感,是大院子弟们突出的特点。刘辉宣回忆,在临近中考时,八一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像战场上不让一个战友掉队那样,不让一个同学留级。北京翠微中学的王冀豫认为:这也是我们打架不要命的一种原动力。很快化革爆发,这些人就都凑到了一块儿。串联的时候,一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干部子弟,心里特别明白。这是当年红卫兵兴起的基础。(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鹤都编,2014年)

文革中的王冀豫


 

 

  寄宿制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认同感很强但也很窄。认同感强,使一些小院子弟(指散住在城区四合院里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弟)和没有经历过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可以很快就融合到这支队伍中去。但是它也很窄,文革前和初期,大院之间较少发生"战争",因为大家属于同一族类;打群架往往是跟院外的"野孩子"、"小流氓",而他们乃非我族类。这种认同感在文革中再上升到政治上,就彻底自外于社会的大多数。

四、尚武轻文的取向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大院类型中,这一性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在党政机关的大院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扎堆儿的大院中,在这点上就有很大差别。但是,北京大院之间的这种差异,与市井文化相较,应当说一般小于他们之间的共性。如王冀豫所说:所谓的大院,不管你是政府的还是军队的,都一样,因为共产党的政府也是军队建的。因此,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同质同源。另外,由于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传统,由于农民出身的干部占绝大比例,由于强调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因此在大院文化,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中,总是掺杂着尚武轻文和暴力倾向。即使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也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

  北京玉渊潭中学的曹都都回忆:这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军人子弟的集体英雄主义,最需要敢于牺牲的人。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在外受到挑衅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现在反思过去,不光是干部子女,几乎全国百姓都具有暴力潜质,也就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群体暴力倾向。(王南生口述史《文革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编,2014年)

  北京翠微路中学的王小点(王南生)的父亲是军队中的儒将,但王小点回忆,其家庭教育也是充满暴力:要打架,就要打胜,否则就是 蛋。而且,这种教育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不能在外面欺负人。谁要是欺负人了,那回家一定要挨打。所以我一般都不敢打架。如果真打了架,被别人欺负了而不反抗,那就更丢人了!回家后家长还得打你,得挨两次打。这不是个别人家里的情况。

  当年,在北京市民阶层的观念中和一般学校的教育中,"好孩子"和"坏孩子"概念,只要打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批评。而在大院文化中,一呼百应的孩子王必须是能伸张正义的"英雄"。由于上一辈人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稳定政权同样需要暴力,而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人们甚至认为它其实还是战争的继续,从而充分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中的进步性和正当性。因此,在干部子弟中这种观念耳濡目染,就形成大院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一个区别。

  由此延伸的,则是对待知识文化的态度。中国的古老传统一直奉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尊重读书人的风尚深深贯穿于这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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