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历史性伟大转折的起点

王建国

    谈起长征,人们自然就会想起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作为党在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早已深入人心,相比之下,黎平会议就显得鲜为人知。事实上,这次会议使中央红军的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是接下来遵义会议召开的关键节点。

 

通道转兵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红军的命运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出发不久,就遭遇在江西信丰、安远、南康、赣县一带由粤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10月21日,中央红军仅用了五六个小时就成功突破。11月1日—8日,中央红军成功突破了位于湘粤赣边界的汝城、仁化、乐昌间粤军和湘军的第二道封锁线。11月8日—15日,又突破了郴县至宜章间粤军和湘军的第三道封锁线。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减员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2000余人[1]。突破三道封锁线,没有打什么大仗,为什么减员这么多?据考证,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战斗减员,这固然与长途行军、天气渐冷、水土不适应等因素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对于最终要去哪里,几乎无人知晓。李聚奎痛苦地回忆:“11月8日,全部过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至此,军委大概鉴于红军转移已无密可保,才正式通知我们说,中央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为了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2]李聚奎是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他在长征开始几乎整整一个月后才知道是为了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可想而知普通官兵就更无从知晓部队的行进方向。无可讳言,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的积极性被大大挫伤。

等待中央红军的是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在桂东北、湘西南湘江两岸修筑了550多座碉堡,试图凭借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利用湘江这道天然屏障,彻底消灭中央红军。11月28日,湘江之战正式打响。苦战至12月3日,中央红军终于突破国民党重兵设防的湘江封锁线,然而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000余人直降至30000余人。面对惨重的损失,又不断听到红军指战员对错误指挥提出的批评,加之敌情严峻,博古、李德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可是,他们依然不肯检讨错误,仍坚持北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12月8日,博古、李德电令各军团:“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3]应该说,此举正中蒋介石下怀。蒋介石已经将20万兵力部署在芷江、靖县、城步、新宁一线,构筑了200多座碉堡、几道封锁线,再次等待中央红军自投罗网。

在这种极端紧急的情况下,12月12日,红军领导人于湖南怀化的通道境内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当时情况紧急,会议是在行军路上召开的,因此人称“飞行会议”,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不知变通的李德一厢情愿地提出:“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原订计划,避强就弱,向贵州转兵,因为王家烈的贵州兵都是“鸦片鬼”,人称“双枪兵”,不经打。毛泽东的提议首先得到了朱德的支持,接着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也表示支持。此时的博古已经失去了此前对李德的信心。“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4]。于是,会议决定:“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5]这就是常说的“通道转兵”。令人遗憾的是,通道转兵只是对行军路线进行了技术性的调整,中央红军依然向湘西前进,全军覆没的厄运随时等待着艰难行进的中央红军。

 

黎平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考据

 

12月14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

黎平地处黔、湘、桂三省区交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不利于敌人的兵力运动,而黎平县城仓库粮食充足,利于红军补给、休整。加上湘、桂、黔三省区军阀之间的矛盾,黔省内的敌人兵力薄弱。向何处去?中央红军再次面临生死抉择。萧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午饭时,周副主席高兴地对我们说,黎平占领了,打开了向贵州进军的路子。我要在这里等中央纵队,党中央要开会。”[6]召开黎平会议是通道会议的决定?还是先行进入黎平的周恩来的提议?迄今为止,对于这个问题尚无可靠的资料予以证明。

为保证会议顺利进行,周恩来进行了严密的警戒布防。聂荣臻这样回忆:“十二月十四日,我六团会同三团抢占贵州黎平。黎平当时有王家烈守敌一个团,我军进攻,他们即放弃黎平,散在城外各地。随后,我们一军团以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一面驱逐城外的黔敌,一面保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7]

一般认为,黎平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2月18日。一个依据是17日19时博古要求陈云、刘少奇于18日8时前赶到黎平城开党的政治局会议的电报,另一个依据是黎平会议决议的日期注明是“12月18日”。可是,有亲历者并不承认这种说法。吕黎平认为:“12月17日至18日,在黎平城总部一局驻地召开了政治局会议。”[8]吴烈也认为:“中央政治局于十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在黎平开了一次重要会议……”[9]吕黎平是总司令部作战局参谋,吴烈是国家政治保卫团一营营长,他们都是见证人,他们的说法应该比较可靠。此外,博古告诉他的兄弟:“1934年12月17、18日两天,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10]

那么,博古的电报该如何解释?电报只能说明通知陈云、刘少奇18日与会,并不足以证明会议是18日开始的。黎平会议决议所注时间是决议通过的时间,同样不能作为会议开始时间的证据。

此外,关于会议召开的具体地点也有过争议。贵州省有关部门曾经于1953年、1954年、1957年,多次派出调查组到黎平县进行考察。调查组成员询问了当年给红军带过路的向导、当时参加过群众大会的人员,认定黎平城南平街地主朱良成家的院子是会议召开的场所。为了进一步确认会址,黎平县委1971年专门组织调查组,到外地访问当年在中央军委工作和中央领导人身边的人员,结果发现朱良成家的院子与这些人员的描绘存在很大差别。1978年,黎平县有关部门在更大范围进行调研,最终确认对中央红军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会议是在翘街胡荣顺商号进行的。

 

毛泽东的主张

最终成为政治局决议

 

黎平会议究竟有多少人参加?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红军长征时期的电报都没有遗失,从博古致陈云、刘少奇电文中可以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既然没有通知其他同志开会的电文存在,那就意味着此时除了陈云、刘少奇,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应该已经到达黎平。

由此看来,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6名政治局委员中5名到达: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4名候补委员中有3名到达:王稼祥、邓发、凯丰。

那么,陈云有没有到会?1982年6月,陈云在致贵州省黔东南州委宣传部信中明确表示并未参加黎平会议,并且明确指出由于当时军情紧急,中央开会决定军事问题,不可能等到后面的人全部到齐。刘少奇有没有与会?《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都没有记载。遗憾的是,刘少奇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对于黎平会议的研究而言,这也许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

王树增认为主要红军将领都参加了黎平会议,他在《长征》中这样描述:“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了。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11]

黎平会议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非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无需参加。如果参加了,红军将领也不会像小说所描述的那样不得要领地发言。12月16日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要求向桐梓、遵义、怀仁为中心之地域前进[12]。如果让他们参加会议,他们怎么可能不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黎平会议是何人主持的?有人认为:博古当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博古主持理所当然。事实是,湘江之战后,博古的情绪出现了很大的波动。聂荣臻这样介绍:“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不足四万人。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13]伍修权也这样说:“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14]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主持会议自然是正常的事情。再说周恩来也这样回忆:“在黎平……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15]有关记录也都证明周恩来是黎平会议的主持人,显然不能仅凭“分析”而无史料支撑就推翻公认的结论。

关于黎平会议,博古这样介绍:“这次会议争论尤为激烈:李德主张北上,经三穗、江口、思南、秀山,到永顺与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主张继续西行,经台江、黄平、翁安、同乐,攻遵义。”[16]博古列举了李德的意见而没有说明自己的观点,本身就说明他是赞同李德观点的。或者说,他在指挥上并没有多少自己的独立见解。

周恩来是会议主持人,又有很高威望,他的态度对于黎平会议的决策至关重要。

实际上,在黎平会议召开前,周恩来已经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萧锋在14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周副主席高兴地对我们说,黎平占领了,打开了向贵州进军的路子……你团继续前进,要迅速袭占施秉、余庆,准备过乌江。”[17]此时的周恩来不仅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构想,而且已经部署军队准备西渡乌江。既然如此,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主要工作便是说服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而不是在不同主张之间进行选择。

周恩来这样介绍:“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18]正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键性的抉择。

李德的说法耐人寻味:“周恩来事先来问我的意见,我提议,改变行军方向向西北,以便绕过省会贵阳(因为根据我们的情报,已有六七个蒋介石的部分机械化精锐师向贵阳方向出动了),渡过乌江,消灭较弱的贵州省军队,解放乌江以北和以西的、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地区;然后在这个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寻找同蒋介石向前推进的军队进行战斗的时机。虽然这个方案,除去最后一部分,大体上符合毛泽东在以前的谈话中所表示的意见,但又是被他粗暴地驳回了,他没有提出一个不同的建议。其实,如果撇开周恩来提出的几个战术行动,向遵义继续进军的方案,同我的建议并没有什么区别。”[19]

李德显然是在撒谎。如果真如李德所说,怎么可能还会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发生激烈的争论?实际上,李德对黎平会议极为不满。当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议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当面指责周恩来。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这样回忆:两人用英文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马上把灯点上”。博古的意见尽管被会议否定,但他还是服从了会议决定。当他得知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20]

毫无疑问,博古态度的转变对黎平会议通过正确的决议很有帮助。同时也可以看出,博古与毛泽东等人主要是认识问题上的争论,而不像李德那样很大程度上是意气之争。

 

黎平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迅速付诸实施

 

12月18日黎平会议通过的决议叫《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这是黎平会议留下的唯一一份文件,决议很短,但十分珍贵。

全文如下: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

(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

(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21]

黎平会议还有没有其他议程?陈云明确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22]也有知情者指出:会议商定在向遵义进军中,抓紧一个短暂的空隙时间再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党和红军的经验教训,并指定由博古在行军中草拟报告,周恩来考虑一个副报告,提供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研究与审查;将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恢复刘伯承总参谋长职务,并由他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可见,这是会议的其它收获。

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调整迅速付诸实施。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联名下发命令:“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清水江向上游前进。”“三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岭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的地域,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应迟滞之。”“十二月底,右纵队……在前出到施秉、黄平地域以前可用常行军前进,最后则应迅速地占领施秉、黄平两城。”“二、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23]。不难看出,周恩来、朱德的指挥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24]。

为了调动全体官兵的积极性,12月21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了《湘江政治部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训令》:

“参照部队的情绪,对中央决定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作,回答每个疑问与误解。务使每个红色战士了解我们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了解我们离开中央苏区的长途行军是有一定的方向与目的地的;了解以胜利的战斗来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已紧迫的担负在每个战士的肩头。在这一明确的政治了解基础上,号召与团聚全体红色战士在党的正确决定与军委领导下,以百倍的勇气和信心为实现在川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而奋斗。”

训令还强调:“要完成工农红军当前的伟大任务,必须坚决地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悲观失败的情绪和生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如不严格执行命令,不注意保存武器与资材,自由行动以致掉队落伍,忽视红军军纪等,这些游击主义的继续增长,可以削弱红军力量,以致走到破坏红军的危险。各级政治机关必须根据各部队的实际情况,具体的开展斗争来教育全体战士。”[25]

 

黎平会议给中央红军带来了

根本性变化

 

黎平会议给中央红军带来的改变是根本性的。

红军战士的感受是:“心里有了希望,情绪也高了,劲头也大了。从黎平到剑河,从剑河到台拱,从台拱到黄平,几乎一天一个县城,翻山越岭的也不觉得那么累了……”[26]

刘伯承这样写道:“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27]聂荣臻记录道:“黎平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决定向遵义进发。这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28]

几十年后,杨尚昆回忆起黎平会议心情依旧难以平静:

从黎平到遵义的进军,我以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战略目标明确,行动方向出敌不意,重新取得了主动权,士气高涨。第二,部队进行了缩编。‘红星’‘红章’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凡是能战斗的人员和轻重武器调给战斗部队;抛弃许多坛坛罐罐,解散庞大的挑夫队伍;撤销了主要由扩红时招募的新兵组成的红八军团的建制;各军团也缩编机关,部队轻装前进,提高了战斗力和机动性。第三,恢复了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博古、李德把部队做群众工作说成是‘游击作风’,抛弃了红军的传统。我们占领黎平后,发动部队利用休整时机,展开群众工作。黄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经寨主同意不进寨,不得房主同意不进屋,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同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宗旨,获得少数民族兄弟的支持。他们给红军当向导,筹运粮食,运送伤员。许多青年还踊跃参军。第四,避强打弱,不避战。黎平会议决定:红军向遵义进军时,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则力避大的战斗。本着这个方针,红军入黔后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克数县,抢渡乌江,轻取遵义,没有遇到大的阻力。[29]

正因为红军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陈云才会这样自信满满地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30]

黎平会议所产生的影响

是极其深远的

 

长征途中,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十六字令三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关于《十六字令三首》的创作时间,目前还存在争议。也许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年谱》这样标注写作时间:“1934年—1935年”。

贵州籍红军作家陈靖这样回忆:“在黎平城头,几个指挥员环顾静静的贵州群山,再注目那条刚刚走过来的‘通道最难通’的狭窄小路,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后怕’。大家长吁一声:‘这是怎么过来的呀?’毛泽东《十六字令三首》的第一首,就是在这个时候‘哼’出来的。”[31]这一首《十六字令》是会前所作,还是会后所作?陈靖没有交待清楚。

这三首十六字令应该都是会后所作,而且是一气呵成。自己的正确主张被政治局会议接受,并且以政治局决议的形式下发,眼看红军即将走出困境,毛泽东站在黎平城头,环顾群山,难掩内心的喜悦,诗兴大发。

对于前两首《十六字令》,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首描述的是中央红军浴血奋战,终于脱离了全军覆没的危险。第二首则是对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士气高涨的描绘。对于第三首,论者这样评点:“在戎马倥偬的长征路上,作者还有‘闲情’去欣赏山容,赞美山魂,可见他具有多么非凡的气魄和坚定的信心:一个在紧张、复杂的局势中能够应付自如、指挥若定的英雄形象,已隐隐耸立于字里行间了。”[32]这应当是一种误读。所谓“诗言志”,词亦然。“刺破青天锷未残”,何尝不是指红军“刺破”了蒋介石这个“青天”?黎平会议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抛弃了共产国际批准的行军路线,又何尝不是“刺破”了“青天”?“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写的应当就是带来伟大转折的“黎平会议”和浴血奋战的红军以及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

当然,黎平会议并没有结束争论。周恩来这样回忆:“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开始酝酿召开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33]李德当然不甘心失去指挥权,在这种情况下,博古也出现反复。博古在延安整风时期曾经坦率地承认:“在乌江架桥未成前,他(李德)极力主张东转时,我又一度动摇而赞助他意见。”[34]

直到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并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公认。但是,历史性转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一个点上瞬间完成。客观地说,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历史转折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毫无疑问,促成遵义会议召开的关键节点就是黎平会议。

正因为如此,杨尚昆才会如此评价:“这次会议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35]张震也评价道:“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黎平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36]正因为如此,一位长征亲历者才会动情地写道:“如果没有……黎平会议那一轮新月,未必迎来长征路上的黎明,遵义的曙光和早春,也不一定能在此时此地到来。”[37]

在黎平会议上,历史已经选择了毛泽东。从黎平再出发,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

 

 

注释:

[1]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14页。

[3][29][35]《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第116—117页,第115—116页。

[4][19][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李逵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4页,第114—115页。

[5]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6][17]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室编《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3),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5页,第1065页。

[7][13][28]《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237页,第232页,第237页。

[8]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97页。

[9]吴烈:《峥嵘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10][16]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的领袖们》,大风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页,第112页。

[11]王树增:《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12][21][2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第181—182页,第184—185页。

[14]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5][22][3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第36页,第71页。

[18][24]中央档案馆编《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第57页。

[20]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25]《湘江政治部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训令》,转引自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26]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27]刘伯承等:《回顾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5年版,第5页。

[30]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载《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31][37]《黎平会议—红军在黎平资料汇辑》(二),中共黎平县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5年内部版,第75—76页,第77页。

[32]臧克家:《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6页。

[34]秦摩亚:《李德是怎样到中央苏区去并独揽军权的?》,载《党史文苑》2011年第9期。

[36]《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编辑组:《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责任编辑 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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