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的周恩来

石雷

解放战争爆发后,我军“总参谋长”一职实际上出现空缺,军委作战部的工作由作战部代部长李涛直接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汇报。1947年3月18日,军委作战部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为应对解放战争的艰苦环境,避免全局性损失,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一分为二,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和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代表中央和军委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中央和军委指挥机关被一分为三。主管军委作战部工作的周恩来成为实际上辅佐最高统帅毛泽东的副统帅。1947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军委代总参谋长。”[1]

 

周恩来参与解放战争的战略决策

 

周恩来在兼代总参谋长期间,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历时4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倾注了周恩来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是组织者和实施者,更是战略决策者。

1946年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然存在着幻想,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和谈已经破裂,而第三方面人士仍然害怕破裂;国民党提出要很快召开“国大”,中共则要争取第三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以孤立蒋介石。在这样的形势下,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在‘国大’前后不宜打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2]11月16日,周恩来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3]。

1947年6月30日夜,晋冀野战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20年来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针,是周恩来提出来的。早在1946年6月中旬,周恩来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他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4]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战略的最初提出,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对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将用五年(从1946年7月算起)来完成的设想。周恩来在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歼灭敌军112万人的成绩。1947年11月下旬,中央纵队到达杨家沟,周恩来为召开12月会议抓紧做会前准备工作。12月25日至28日正式开会,毛泽东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周恩来作了军事形势报告,报告中提到:“战争第二年,各条战线无例外地投入主动。”[5]1948年1月11日,他在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上继续报告说,“我们中央已经决定一直打下去”[6],“三五年消灭蒋介石,全国胜利,我们要有这个信心”[7]。他分析我军的作战方法,提出“一点两面战术,大胆地派部队从中间切断敌人,另以主力包围其突出之部以歼灭。再,敌人兵力一集结,其他地方就空了,我就可以收复地方,大搞土改。”这年春天,周思来还撰写《军事原则》提纲,阐发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指出:“1.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野战军和地方军相呼应,正规军与民兵相配合。2.内线与外线配合,由内线转到外线,由外线形成内线,再由内线转到外线。3.夺取敌人武器,加强自己,提高技术和战术。4.大踏步前进、后退和机动,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相结合。5.节省人力、物力及弹药,用于歼灭敌人解决战斗方面。”[8]这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概括,也是对我军打败蒋介石的作战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之后我军的作战起了巨大作用[9]。

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把战略进攻进一步引向深入的问题,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商议。正式会议于9月8日至13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和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共32人,这是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基于对敌我力量发展变化的深刻了解,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人民解放军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10]。周恩来对整个战争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他强调:经过两年作战锻炼,我军消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大批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初步取得了攻坚战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同时,人民解放军用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11]。周恩来在13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三年军事作战计划与军队建设的长篇发言。他说,“第一,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把战争负担加到敌人身上,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第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多”,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第三,增强各战场的战役上的协同和配合”,“第四,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相互配合”,“第五,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他说,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12]。关于“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留下了珍贵的手稿。手稿是个提纲,共分八个部分:一、战略方针;二、作战计划;三、军队建设;四、后方勤务;五、干部训练;六、政治工作;七、克服军队无纪律性;八、军委在部队走向正规的过渡时期的准备工作[13]。

对于东北战场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在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中写道:“全国以中原战场为中心,东北战场如能控制和消灭多数敌人,敌必将逐渐失去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一年内我东北野战军及华北二、三兵团如能大量歼敌,肃清北线除平、津、沈以外的各大据点,则东北、华北便可打通,东北敌人增援中原的可能便将减少。”[14]这里表达了两个思想,一是消灭敌军在东北的势力,二是控制敌军,使其不能增援中原。

为了迎接新的挑战,周恩来提出人民解放军在继续贯彻既定作战方针、发扬光荣传统的同时,要不断研究新的作战方法,解决新问题。在攻坚、打点与阻援、打援的兵力分配上,勿须拘泥于一种模式,要根据任务、敌情和战场的不同情况,灵活使用兵力。要加强对攻坚战的研究,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的思想,在大力发展炮兵和工兵的同时,“注重爆破技术、工兵战术和指挥艺术,并使之互相配合”[15]。对采取大兵团集中滚进的敌军,要树立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对实施村落阵地战之敌,“我们的办法,是一点两面,大胆地派部队从中间切断敌人”[16]。即采取先包围、分割,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法。周恩来提出的这些新战法,丰富了毛泽东战略决战的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略战术水平。周恩来还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948年9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争取五年胜利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所作的谨慎的估计。如果蒋介石垮台早些,胜利来得更快。如果美国出兵,困难要大些。我们今天,自然还是争取五年胜利。因此,果断地同国民党军队决战,蒋介石垮台得越早,美国出兵的可能性就越小,夺取全国胜利就来得更快。”[17]

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战争全局上首先以攻占济南为目标,北线以首先攻占锦州为目标,以攻坚战开局,从而拉开战略决战的序幕。基于首战必胜这一基本原则,周恩来指出,“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18]。毛泽东和周恩来缜密研究了战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后,共同致电粟裕:“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授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19]这样不仅从战役的决策上,而且从战役的计划和部署上为夺取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战略决战中挂帅,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当时,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小作战室,他常到作战室了解情况,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甚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都了如指掌。对前方的作战情况,一般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电文,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电文都经周恩来签发[20]。在战略决战的日子里,周恩来起草作战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到22份。

 

周恩来参与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

 

对于东北的决战,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始设想用10个月的时间,组织三次战役基本解决东北问题。“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21]。确定首先打东北后,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首先应选在哪里是个问题。东北的敌人被压制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内,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确定首先攻取锦州,以调动长春、沈阳之敌援锦,然后在锦州、山海关、唐山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东北国民党全军就地消灭。同时,攻占锦州,也就切断了敌人东北与华北两个军事集团的联系,也切断了东北向华北撤退的通道,将东北敌军封闭在东北各个歼灭[22]。

9月12日,锦州战役打响后,蒋介石意识到东北国民党军撤退的大门有被关闭的危险。他急忙调集了22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组成东、西两个兵团增援锦州。我军攻克锦州后,蒋介石两次飞到沈阳,部署“总退却”。他命令廖耀湘率“西进兵团”夺回锦州,掩护东北国民党军撤回关内。东北野战军首长发现敌人动向后,向军委建议在辽西地区消灭企图退往关内的全部敌军。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原先设想的最理想情况已经出现,应立即抓住战机,力争迅速解放全东北。他们指示东北野战军将廖耀湘兵团诱至辽西地区,予以歼灭,同时强调,必须以一部兵力“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23],“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24]。

锦州解放后,周恩来立即起草中央贺电,这次贺电与往常的贺电不同,往常都用中央军委的名义,这次用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可见中央对首先攻打锦州和取得锦州作战胜利的重视。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使东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10月15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沈阳,严令长春守军向沈阳突围。长春守军中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起义,使我军控制了长春东城,接着新七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8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局并林彪、罗荣桓电,要他们对曾泽生“应开会表示热烈欢迎”[25]。19日,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10月20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等电,提醒林彪等“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州、长春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营口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如此两种可能均告失败或无法实现,则只有退集沈阳,依靠空运撤退一部”[26]。这封电报对敌情估计十分准确。辽沈战役之后的战势发展与这封电报的估计完全一致。

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和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国民党内部本身也是明争暗斗。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同志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27]。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三兵团西开协同第一兵团攻太原后北返,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执行围攻归绥计划,以防傅部西退,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共同夺取平、津。这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规模,并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周恩来把辽沈战役的经验进一步运用到决战的全局上来。东北卫立煌集团的覆灭使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更加孤立,成为惊弓之鸟,随时可能撤逃。摆在华北国民党军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西撤绥远,这是傅作义所希望的。二是撤往江南,这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但是蒋、傅都认为我东北野战军经过辽沈战役后,要有较长时间的休整,才能入关作战。因此,华北尚可固守一段时间,以屏障南线作战和编练第二线部队。对于我军来说有三种可能:一是将傅作义集团全部就地歼灭,这是上策;二是歼敌大部,其余撤往绥远继续顽抗一段时间,这是中策;三是歼敌一部,主力撤往江南,这是下策。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惟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28]。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12月末的计划,提前进关。

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命令,规定东北野战军“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29]。29日,平津战役开始。12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为夺取中国全国性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是一部威武雄壮的战争史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把这部战争史诗推向了高潮。大决战的胜利,是党中央集体领导的结晶,是毛泽东、周恩来天作之合的结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周恩来辅佐毛泽东于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参加指挥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战略决战。“在开展三大战役的日子里,周恩来是最忙的中央领导人,仅起草电文就达86篇,处理其他事务更是难以计数。说三大战役的胜利,凝聚了周恩来的心血毫不过分”[30]。战略决战的胜利,充分展现了周恩来非凡的胆略和娴熟的指挥艺术。

除了参与指导决战外,周恩来还承担了解放军后勤保障的组织领导工作。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他要求军委及各级后勤部门的工作必须“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了前线”。1948年12月26日,周恩来组织召开了军委后勤工作会议,总结战略决战阶段后勤保障工作的新经验。会议总结了解放战争两年半来的后勤工作,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大规模的决战和向南方的大进军,制定了后勤工作的方针:一是军委后勤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调度与统一规律标准,各大军区在军委后勤的指导下,分担后勤各种任务,保证野战军的供应;二是健全组织机构;三是坚持与贯彻各种制度,克服贪污浪费的现象;四是加强工作的科学性和纪律性,以提高工作效率。他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战争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后勤工作就加重、加快、加大了。前后方合作才能更快地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取得全国胜利。”他提出“部队要正规化,首先是后勤工作要正规化”的思想,指出“后勤工作的中心关键在于检查效率”[31]。全国后方勤务工作要“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32]。周恩来组织领导战略决战期间后勤保障工作的实践,以及对后勤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考,为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周恩来领导解放战争

第二战场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解放战争,实际包括两个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这是第一战场;中国共产党发动蒋管区人民开展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战场,有力地配合了自卫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既协助毛泽东指挥第一战场的武装军事斗争,同时还肩负着领导第二战场的重任[33]。

自南京谈判破裂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负责指导国统区的党的工作。当1945年的昆明“一二·一”运动和1946年底北京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群众性斗争的高潮后,1947年2月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分析时局时明确指出,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是“第二战场”,认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将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要准备迎接中国革命的更大高潮。在党的领导人中,这是第一次把蒋管区人民的斗争提高到同第一战场相配合的战略地位。在上海、北京等地学生掀起的1947年“五二○”运动爆发后,转战途中的周恩来,于5月23日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进一步强调:要“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面的包围中》的评论文章中也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34]这既对第二战场的和平民主运动作了高度评价,也对周恩来的“第二战场”的战略思想作了充分肯定。

1947年5月,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将抗战时期形成的地下党的工作方法作了系统化表述。他指出,“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各级领导机关“少开会、少接头,多做局势研究与策略指导的工作”[35]。在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后,1948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中及时指出:国统区的党组织“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凡未暴露而又未为敌特注意的分子,应继续深入隐蔽”,“以便积蓄新的力量”,“隐蔽后的组织形式,应采取抗战后期的经验,实行平行组织、单线领导、转移地区不转关系的方针。在蒋管区城市中的党的领异机关,亦须严格遵守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不得违犯”[36]。

 

周恩来组织策动

国民党军的战场起义

 

在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并领导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城工部统管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负责国民党党政军情报及统战策反工作。从党的情报工作历史来看,这一时期国内情报工作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正确指导下全面铺开,取得卓越成就。周恩来亲自派出、指导的情报工作人员发挥了极大作用。如受周恩来派遣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沈安娜将1945年11月间蒋介石召开两次军事会议讨论向解放区进攻的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长官任免和对我兵力、特点估测的会议记录全部抄出报送中共中央,使中央能根据敌人兵力部署、进犯顺序作相应的兵力调动。周恩来在重庆表扬她(沈安娜)所属的吴克坚系统这一时期提供的情报“迅速、准确”[37]。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毛泽东曾满意地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38]。对统战策反工作的指导是党中央交给周恩来分工领导的中央情报部的重要任务。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内部在各种复杂微妙随时变化的矛盾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事实上,长期以来他与国民党将领秘密联系的工作从未间断,并一直派人通过各种渠道策动他们弃暗投明。比如经他做工作后起义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陈明仁;由华北局城工部做工作,以著名的“北平方式”投向人民阵营的傅作义;由南方局在抗战时期就建立了良好关系,于1949年起义的西南地区实力派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又如他指导策动了国民党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和著名的“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其中包括信号、联络的方法细节都由他安排。

周恩来创造性地运用了瓦解敌军这项政治工作原则,组织策动了一系列国民党军的战场起义和和平改编工作,进而创造了解决敌军的“北平”“绥远”两种新方式。济南战役中,当我军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外围争夺战之际,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经过我军的争取,率部约2万人举行战场起义。淮海战役前夕,周恩来指示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首长,要协助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组织好战场起义。淮海战役发起的第二天,原在运河以东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部及所属两个军就撤到运河以西,另三个军也到达运河东岸,准备向徐州靠拢。在如此紧要时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我党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3个半师共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为我军切断敌第七兵团的退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穿插部队乘机按预定计划,穿越第三绥靖区防区,直插陇海路,切断了敌人西窜的退路。

辽沈战役期间,在我军强有力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困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动摇了敌人死守长春的信心。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别是蒋介石嫡系将领的一个极好机会。中共中央同意这个分析,由周恩来起草致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告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长春守军司令郑洞国“现即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39]。随后,周恩来又亲自给郑洞国写信,劝其“回念当年黄埔革命之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40]。10月19日,郑洞国率部起义,长春宣告解放。

平津战役发起前,周恩来指示华北局加强对傅作义集团的政治攻势。人民解放军以凌厉的攻势迅速将新保安、天津之敌歼灭,迫使傅作义接受了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同意放下武器,进行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和平谈判中,双方还就解决绥远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绥远的国民党军暂时原封不动,使它在政治上站在人民方面,以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北平方式”“绥远方式”是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原则的重大发展,不仅取得了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而且与攻歼天津守敌的方法并列在一起,成为尔后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三种基本方式,对加速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据统计,解放战争中起义人员达177万,占被歼敌军总数的22%[41]。这些起义,增强了解放军的政治声势,减少了战场的阻力、压力和牺牲,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这一切都包含着周恩来倾注的心血和无数情报工作人员的卓越功绩。

 

结语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管辖和指挥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任副主席,“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42]。由徐向前任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总参谋长,至此,周恩来结束了两年多的“代总参谋长”一职。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1949年,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四百万人的大军。周恩来为这支军队的创立、成长和壮大,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二十一年来,他的工作和战斗,始终同我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参与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革命历程,也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在他的身上,凝铸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无产阶级的优秀品格。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43]。

 

 

注释:

[1][4][5][7][10][25][26][27][28][39]《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54页,第687页,第768页,第1页,第37页,第45页,第46页,第54页,第57页,第45页。

[2][3][6][8][12][40][42]《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98页,第705页,第759页,第764页,第786页,第792页,第5页。

[9][30][33][43]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第166页,第166页,第373页。

[11][35][3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7页,第270—271页,第311—312页。

[13][14][18][22]力平、彭红:《周恩来的军事生涯》,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05页,第705页,第351页,第705页。

[16]贾启玉:《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4页。

[19][23][24][29]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0页,第101页,第105页,第239页。

[15][20][3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99页,第730页,第899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216页。

[3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3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4—1225页。

[37]转引自《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

[38]林聪:《李克农传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7辑,1989年版,第792页。

[41]《南方局军事组前段工作概况》,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

(责任编辑 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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