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忆延安岁月

○何方采访宋以敏整理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负责党政事务

  我和闻天在长征路上始终没有同居过,就是怕生孩子,直到瓦窑堡才同居。结婚的时候毛主席跑了来,说不请客就不承认。那时大家的关系是比较随便的。毛主席有时把闻天叫做“青天”,有时又叫做“皇帝”。他做过一首打油诗,大意是: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今当今在皇位,爱江山又爱美人。因为闻天是总书记,毛主席说我是风流娘娘。我不承认是娘娘,说贺子珍才是娘娘。陈云同志开玩笑,也叫我“娘娘”,我不同意,他说,是毛主席说的嘛!到凤凰山后,毛主席开玩笑,来我们这里的时候总是讲,我要进皇宫了,见皇帝,见总书记请示嘛!赖传珠的爱人孙湘是刚来的,也爱讲“进皇宫”。我说什么“皇宫”哟!她说,都讲是“皇宫”嘛!

  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当了总书记。闻天说过,选他当总书记是毛主席提议的。毛主席是利用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有国际背景。当时对共产国际是很迷信的。大家都相信共产国际。李德并不是因为高明大家才服他,就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那时候共产国际的威信高极了。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前,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别的什么。许多人都支持六届四中全会,博古有几年力量很大。毛主席当时是靠边站的,还受到一些人反对。很多人都对毛主席不服,连林彪都不服。毛主席当时是跟着闻天的,有事就推着闻天出来讲话。对遵义会议,要看怎么讲。论思想是毛主席的,但是出头的是张闻天。当然闻天讲的又都是同毛主席先商量过的。后来从安排日程到通知开会,闻天也都是先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所以毛主席说他善于归纳。

  在中央苏区,博古是总书记,谁都称他为总书记。他党政都抓,但在法律上,选举时选的是书记,没个“总”字。当时我在青年团。青年团每次开常委会,博古总是作为总书记,代表党来参加。他会随便开玩笑的。博古、凯丰、我,大家都年轻,比较活泼。一直到遵义会议,大家都喊他总书记,没有谁讲他是负总责。遵义会议后,大家就把闻天叫作总书记了。叫闻天总书记,一直叫到1937年12月会议。

  遵义会议后,实际上也是以张闻天为首。毛主席脱离中央队“三人团”后,就只管在前方打仗,其他什么事都不管。到陕北以后,有几年都是闻天在管事。他的地位在毛主席、周恩来和刘少奇他们的上面,是领导他们的。我们在保安和搬到延安以后一段时间,中央就在我家里开会。那时我家住得离中央很近,他们开会也不回避我,我也就听到一些。整风之前,闻天和毛主席合作得还是蛮好的,一直到1937年年底我离开延安去莫斯科养病的时候,都是很好的。毛主席有问题就找他谈。这段时间,毛主席经常来,洛甫不在,就让警卫员到处喊,叫他回来,说毛主席来了。参加中央会议的人有博古、周恩来、杨尚昆等。那时的会开得不错。大家谈得都很随和,热烈。

  瓦窑堡会议我没有参加,因为发高烧,住到保安去了。长征时把原来的建制打乱了,到瓦窑堡才重新建制。军队、工会、青年团,各归各的口。在瓦窑堡会议上,把军队和党政分开了。那时毛主席在军委,只管打仗。中央的事,后方的事都归闻天管。毛主席就是打仗,游击战,比较高明:怎么打,怎么迂回,怎么保存力量,把敌人算得清清楚楚。也不完全是就他一个人高明。彭德怀、林彪也出了主意。林彪还是比较高明的。林彪是在黄埔受过军事训练后参加北伐的。彭德怀也是懂得军事知识的。还有刘伯承。毛主席是总结起来,综合了意见,看听哪一个的。军事方面,他对中国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对党政这些东西,他不管。

刘英、蔡畅、陈琮英、夏明1935年在陕北


  当时,大家有事就找闻天,不会去找毛主席。郭洪涛、关向应、二方面军的就都来找闻天。交通员来往送信,从别处带信来,都是直接找闻天。王林是第一任交通员,他只认识闻天,不认识毛主席。后来的交通员鲁本也是一样,也是找闻天。到延安后,地方上的事,那些人还是到凤凰山来找闻天嘛!后来,大概要抬毛主席嘛,就变成大家有事都去找毛主席了。历史就是这样的,好事都往一个人身上堆。闻天做得对的,做的好多事,好像都不是他做的,说是毛主席做的。

  到陕北放刘志丹这些人,是他们直接写信给闻天的。在陕北负责的是郭洪涛,一开始就是他来接头的,程子华过后才来接头。陕北肃反也就是搞矛盾。这一派排挤那一派,那一派排挤这一派。习仲勋那时候年轻,怎么招架得住。习仲勋、马文瑞那些人都被关起来了。中央派朱理治来当特派员,其实是形式主义。当时是地方势力大,他插不进来的,朱理治也是背黑锅。闻天知道了陕北肃反的事,就找他们开会谈。闻天说,一个都不能杀,叫他们把人放了。

  毛主席当时在直罗镇,在前方打仗。当时打仗还是个很大的问题。不巩固根据地,是没有办法站住脚的,所以必须打几仗。毛主席要集中力量打仗。他同周恩来、彭德怀、林彪一起,完全管军事。后方的事,他当时根本不管,不会去解决地方上的问题,仗还没打完嘛。那时陕北连个电台都没有,军委和中央之间根本不会有来往电报。毛主席在吴起镇就和中央没有联系了,到下寺湾才联系上的,怎么能通知“刀下留人”?这件事,郭洪涛知道得最多,现在他也还敢讲一些。

  王明1937年年底回延安,闻天的地位开始有了变化,但是继续当总书记,继续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只是我1939年3月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中央已经不再在我们家,而是改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我回来时把共产国际的整套密码在脑子里死记下来,回来后写给了中央。我不再在少共中央,调到中央秘书处当了处长。因为工作关系,我可以看出,中央的事情,处理日常的事务,还是由闻天管,电报还是由闻天批。那时也看不出毛主席和闻天之间有什么大问题。对这些事,闻天不大多讲,我也不问。

  一直到1940年,闻天都是很忙的。那时他还兼任宣传部部长、干部教育部部长,朱光是副部长。是1941年开始整风,闻天去晋西北作调查后,才不管中央的事的。后来不讲张闻天当过总书记这件事了。闻天是很清高的,人家不提他就不提。他无所谓的,懒得讲。过去错就错了嘛,后来正确就正确嘛。他不像博古。博古受不了,王明更受不了,因此挨整。后来斗闻天,把他的功劳拿给人家,他也无所谓。

  在闻天当总书记的时候,是毛主席来找闻天商量问题的时候多。那时毛主席对闻天也很尊重,称他为“明君”。说他办事公道民主,开会做总结时也把他的意见总结进去了。

  刘少奇在陕北时是向闻天请示问题的。那时他对闻天是毕恭毕敬的。他一回到延安就到闻天这里来汇报工作。是闻天找刘少奇谈话,分派他工作的。研究和组织白区工作,要派刘少奇去,就是闻天决定,和少奇谈的。关于61人出狱的问题,是刘少奇请示他,他和毛主席商量后,由他批准的。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刘少奇也不可能自己做主,是一定要向闻天请示的。他在延安常到我们这里来,我招待他吃饭,搞些辣椒什么的东西给他吃。他是湖南人,要吃辣椒嘛!

  刘少奇的好多东西都是在我们的窑洞里,在闻天这里谈的。他对哲学的兴趣很大,也找闻天谈。我还按他的要求帮他借哲学书,从马列学院找人给他讲哲学。我笑他:你都成了黑格尔了!刘少奇说过,他自己有的问题钻得深,但是不像洛甫那样善于概括;往往会上有许多意见,洛甫就能很快概括出几条,这是因为洛甫有理论。要能概括就要有理论水平。所以刘少奇说他要学理论,光有经验还不行。刘少奇对刘彬(刘英的弟弟,当过刘少奇秘书,当过冶金部副部长)也说过:我这人喜欢钻,钻得深;洛甫善于综合。可是,后来刘少奇对闻天也不公正哎!

  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周恩来和闻天都是很好的。闻天当总书记时,周恩来是很尊重他的,每次外出回来总要来我们这里。整风后才不大来了。他是经验主义嘛。

  周恩来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周恩来是谁当权就拥护谁。他善于迎合领导。他崇拜一个人也不得了。过去非常拥护陈独秀,拥护向忠发、拥护李立三。在苏区的时候,他同博古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李德也是崇拜的。武汉时期他同王明在一起,王明以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的名义号令全国。再后来是崇拜毛主席。

  周恩来这个人是机敏的。顾顺章叛变,是他下决心赶快转移的。他在上海拥护向忠发,说:向忠发是工人,组织过暴动。实际上向忠发是个傀儡,开会时一言不发。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事情都是周恩来这些人在做。向忠发叛变,是他发现的。向忠发穿着缎子长袍缎子马褂,自己有老婆,又搞小老婆,逛窑子,什么也不懂。周恩来对向忠发也注意安排,但还是出了事,被抓了。这是陈琮英告诉我的。她就住在向忠发的机关里,和向忠发一起被捕了。向忠发的小老婆跟她关在一起。她警告那个小老婆,千万不要承认她是向忠发的人,承认就要被杀头的。那个小老婆还能听她的话。陈琮英没有文化,但是政治上很坚定。她不承认是共产党,只说是当保姆的。她带着远志,远志那时还很小。审问她的人叫她签字,她到处乱写,表示没有文化;又捏远志的屁股,小孩子就哭,于是停止审讯。敌人觉得: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婆怎么可能是共产党?也没有根据。敌人就把她放了,还给了她五块钱。所以,国民党的官也不一定都是坏的。

  闻天和陈毅在延安的时候就是很好的,一起跳舞,陈毅还到我这边下围棋。陈毅这个人很豪爽,很随便。我喊他风流将军。

  整风时没有把陈云算成经验主义。陈云同志和闻天的感情很好,常来我们的住处谈工作,谈问题。他有一次说:我现在体会到,书要一本本地读,读一本就要弄懂它一本。解放后他住在北长街那边,他们两人还常有来往。

  潘汉年和闻天很熟,平时同闻天老是叽叽咕咕地谈,两个人是最要好的。闻天当宣传部长时,潘汉年当过副部长。陈云对潘汉年也是很好的。潘汉年回到陕北先向闻天汇报工作。他就住在我们窑洞里,我同闻天住在坑上,他支个行军床睡觉。吃饭也在我这里。他同毛主席也谈过一次,是闻天带去的。潘汉年还送一支钢笔给闻天,硬把它插到他的口袋里,说:我在外面搞得到,你在这里没有笔,只拿个毛笔,连铅笔都搞不到。他见我们没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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