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案辩护的回忆与反思

○张思之口述孙国栋采访

 

出任律师组长

  记得是1980年8月底,彭真有个讲话,说“两案”应该有律师参加。原话好像是“还是有律师好”。邓小平同意了。彭之所以能想到“有律师好”,我想是两个原因,一是他长期领导政法工作,当时恰好刚刚公布《律师暂行条例》,这是主因;另一个是他在文革后期从囚禁地回来,给人讲过:“把咱们关起来的时候,要是有人给辩护辩护该多好啊!”

  任务交到司法部。司法部制定了律师介入“两案”的方案上报。司法部的意图跟后来的实际差别太大。司法部分管律师的是常务副部长陈卓。他开始考虑人选想从法界名流里挑。但是光有这些人不行,办不了事,要找一批专职的律师办实事。当年律师制度恢复不久,从司法部的角度去衡量,能够拿下这个任务的专职律师不多,恰巧当时有一批刑法学者被彭真请来在人民大会堂集中讨论“两案”的起诉书草稿,司法部觉得可以从中选几位具有兼职律师身份的人来。司法部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名流一个都不干,而且态度都坚决!唯一没把话说死的,是陈守一。陈是老革命,朝阳大学毕业生,当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还兼着北京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要资历有资历,要学问有学问,是相当合适的人选。守一自己含糊其词,只说家属坚决不让干,司法部认为,既然你自己没有表示坚决不干,那就要把你坚决按住。按照司法部的最初决策,要求北京抽四个专职律师,上海两个。上海这两个有目标,上海律师协会的会长韩学章和她的助手张中。北京四个不指名。那个时候我在北京律师协会,实际工作是我在主持,司法局党组指示说:“有这么个任务,包括你在内请选四个人,9月27日以前由你带队到司法部报到,人由你选。”

  我就和周玉玺一起选定了名单,我带队,9月27日以前去司法部报了到。凑了17个人,算上陈守一,18个,组成了律师组。10月11日才全部到位,12日召开了全体会,正式宣布律师小组成立。

  司法部原定陈守一主持律师组。我陪着陈卓副部长找他几次,希望他来主持这个工作,他就是不干。任务落到我头上,决定“两案”律师小组工作由我主持。

  司法部搞了一个《律师小组办案基本原则》,如果我参与其事,绝不会同意那样定。比如说:起诉的事实不能动,“罪名不能动”。那还可以动什么呢?文件说,可以考虑被告在起诉之后的认罪态度较好,要求法庭从轻判处。这人人都能干啊,还要律师干什么呢?我当时思想上有一条很明确:这是中国律师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的公开亮相,事关重大。我们得考虑中国律师的形象。

  接着进驻国务院“二招”,集体工作,宣布纪律。

  第一条是保密纪律。之所以重视保密,是因为不知道在哪一个环节上风声透露出去了,说“两案”有律师介入,律师组已经成立。国外通讯社蜂拥而至。在这个背景下,怕我们这些律师给国外通讯社讲不合时宜的话,影响“两案”的整个运作,于是实行关门办公,不对外,不经请假不许回家,与业务无关的电话不许接。
 




  第二个是工作纪律。重点是不搞“单干”;所有文件看后一律收回。在拿到起诉书以前我们做什么?除了一份起诉书草稿之外,什么材料都没给我们。怎么办?只好做一系列的设想。头一件是如何会见被告。为此我起草了律师小组的第一个文件《律师会见被告的注意事项》。比如说,被告如果表示要同律师握手怎么办?当时我们的原则是不握。“阶级立场”要鲜明嘛。还设想被告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例如要求为他作无罪辩护,怎么应对,洋洋洒洒的,一二十条啊。这个文件现在丢了,很可惜。因为它能反映出我们当时的心态和思想状况,以及我们设想的同这些被告人之间的关系。不过有一个基本点我不会忘记,我们当时是把被告人放在律师的对立面,采取预防或者是防范态度去安排的。这种谬误发生在当年,可以理解。

  第二个文件是《律师会见被告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地说,从内容上说同样也拿不出手。

  后来“两案办”给我们看的第一批材料是幻灯,公安部制作的,并没有全面地反映被告人的罪行情况,没法去为被告人辩护。大家专门讨论了一个整天,什么问题都没有。

  我们接触文字材料是11月13日,开庭前整整一周。一接触材料,脑袋就大了!这些材料量很大,几天的时间,看后研究再写出辩护词,辩护词还要经过反反复复、上上下下的批准,只有7天!我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后来做总结的时候,我坚持一条:这种做法一定要引为教训,不光是重大复杂的案子,就是一般的案子,给律师的准备时间也应当够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后来是因为整个审判过程拉长了。法庭调查最终是在12月13日收尾。这样我们才有了缓冲的时机。

江青第一个提出请律师

   “两案”主犯里,第一个提出要请律师的是江青。早在1980年10月23日,秦城监狱就传出消息,江青向监所方面提出要求:“想请律师替我说话。”辩护组里没人愿替江青“说话”。上海律协会长韩学章,是律师界久负盛名的老大姐,我笑着对她说:“看来只有韩大姐给江青辩护最合适了。”大姐却硬硬地给了我一句:“除了她,为谁辩都行!国人皆曰可杀,我也一样。”

  律师真正开始进入诉讼程序是开庭前一周,被告人拿到了起诉书,我们也刚刚收到材料。这时,江青再次提出“我要律师”。

   11月12日下午,陈卓对我说:“两案办要咱们去会见江青,定了明天你去,挑个人给你做副手,你看谁合适?”我说那就朱老师吧——华东政法学院的朱华荣。他脑子灵活,刑法功底不错,人也非常好。我虽然讨厌江青,但作为律师,得坚持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再作恶多端的被告也有得到辩护的权利。何况我又是辩护小组组长,不接受最棘手的委托,还怎么说服别人?我去,仅仅是弄清楚江青是不是真的要找我们这些人做她的辩护律师。如果她真是需要,回来再让“两案”办决定谁上场。如果还是选中我,我也没话讲,如果不是,就再换人。

   11月13日早上8时,王汝琪司长接我们到秦城监狱会见被告人。车行两个多小时到达秦城监狱。监狱的政委出来相迎,说:“两位律师的身份和专长已经写给江青。她早就希望见律师,问过好几次了。”因为江青现在正在休息。等她醒后再去会见比较好。

  会见室安排在离江青羁押室不到百米的一个房间里。在对着房门两米多处,放了一张长方形桌子,桌后并排放着两把靠椅,显然是律师用的;在桌子前面不到1米处放了一把椅子,是准备给江青的。侧面另置小桌,摆着茶具。整个布置简明得体。

  我们坐定,江青随着两位女法警缓步进入,法警随即退出。江青恭顺地站在椅子后边,微微地前倾了一下上身,仿佛在鞠躬示礼,尔后下意识地理了一下头发,规规矩矩地直立不动了。我微微摆了一下右手,轻缓地说:“坐下吧。”她点了点头,从容不迫、斯文有礼,坐定也不抢先说话。于是我向她说明:我们两人是律师,特别法庭向我们介绍,你要求请律师辩护,有什么要求或者问题,凡是跟你的案子有关系的,可以同我们说。她应声道:“噢,你们是律师。我向特别法庭提过,我要委托史良做我的律师,还有周建人和刘大杰,法庭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我回答她:“史良、周建人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不可能为你辩护。”她嘟囔了一句什么,从表情看似有不满,情不自禁地挥一下左手,把手掌放在耳朵后面,说道:“请你把话音提高点,声音太低,我听不清。我的耳朵不好,有毛病,是在苏联用镭治病搞坏的。”我稍停了一下,对她说:可以。你请律师的事接着往下说。“我请史良,是因为,我想,她敢替我辩护。”她一停一顿地说着,“至于你们……”到此故意止住,用一种令人感到狡黠的眼光看着律师,不再说下去。但她非常聪明,也许是悟到了什么,跟着来了一句:“检察人员不止一次对我说,‘谁敢替你辩护呢?’”我们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她解说了律师的责任,有意告诉她:对于我们,不发生敢或不敢的问题。

   “我的案子复杂啊!替我这个案子辩,不容易噢!得学好多东西啊!你们得学‘九大’的报告,‘五一六通知’,还有‘十六条’,不学习那些党的重要文件,不可能替我辩!”

秦城监狱


  我那时心想这是公开的挑衅,就告诫她:“你扯得太远了。律师办案子,哪些文件应当学,哪些不必看,我们自会安排。现在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你必须明确表态,是否委托律师辩护。”

  江青接过话茬说:“我是想请律师的,我对法律还不精通,加上在法庭上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想请一位法律顾问,替我说话。”说完又立刻补充一句:“一个人不可能对什么事都精通。”我告诉她这个要求没有法律根据。“代替你说话,不是律师的职责,你的要求出格了。”朱华荣补充说道:“你如果委托律师做辩护人,你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问,会给你解答的,这也可以说是起到了‘顾问’的作用。”

   “那好,现在请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公诉?我的案子是谁起诉的?”江青说。华荣根据刑诉法第100条向她说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充分确凿,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就会作出起诉决定,以检察机关的名义按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由于你的案情特别重大,所以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专门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提起公诉。江青听得十分认真。律师的话音刚落,她立即说:“那个检察员江文,还没有和我把事情说完哩,怎么就起诉了?这本来是党内的事情,怎么会起诉?”江青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讲:“现在我是被开除了党籍,这是他们把我开除的……”我跟着向她说明:现在你的问题不是什么党内问题了,而是经审查核实你的行为触犯了刑律,构成反革命罪而被起诉了。江青一听,突然提高嗓门喊道:“起诉我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我要控诉公安部,对我搞‘突然袭击’,他们哪里是侦查,是法西斯‘绑架’,把我扔在地下室水泥地上,6个小时没人管,6个小时!……”她愈讲愈显出愤激。我只好打断她的话,明确告诉她:“关于你所说的‘控告’,在你没有正式委托也没有请求特别法庭指定我们作为你的辩护律师以前,我们不能作出回答,甚至可以说,我们的谈话也将难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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