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李震之死

施义之 口述 陈 枫 整理

 

 

施义之摄于1955年授衔时

 

编者按施义之(19171995),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2月,任六十二师政委。19655月,任二十一军政委。196612月奉命调公安部“支左”,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19775月被停职审查,1985年被开除党籍、军籍,每月给生活费150元。本文是其晚年口述稿的一部分,由其夫人陈枫同志整理,本刊发表时除了明显的笔误外未作其他改动。)

“九一三”事件前后,中央从地方调来不少干部参与决策。有上海的王洪文,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吴德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公安部参加党的十大的代表是李震、张其瑞。在十大会上李震、于桑被选为中央委员。自1970年谢富治得癌症治疗期间,李震即代部长工作,1972年谢富治病逝,李震任部长。

19731021日,公安部发生一件大事——李震的死。

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后写报告报国务院。李震起草的报告中有“‘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的话,于桑不同意,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意见还是不统一。“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直到李震死的前夕,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时还争吵不休。报告最终流产。

19731020日是星期六,晚上开的核心小组会上因讨论报告意见不一,于桑同曾威拍桌子争吵起来,会开不下去了。21日是星期日,我因发低烧和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来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说:“你看昨晚又吵起来了。”我劝道:“意见不一吵几句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吵就行了。”坐了一会他就走了。领导班子思想不统一,无法向上交代,我非常同情他。

22日,我去北京医院看牙,9点多钟秘书打电话到医院,问我知不知道李部长上哪去了。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昨晚一夜李部长都没有回家,现在还没有找到。我说我不知道。当时我没当回事,心想可能有事出去了,半夜被召到国务院开会是常有的事。11点多钟我从医院回来,径直到五号楼(核心小组开会地点),看见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刘湘屏(谢富治夫人,住公安部院内)、张其瑞等人都聚在五号楼门前,气氛很紧张。在人群里还有李震秘书郑爱萍和其他干部。他们告诉我已到处找过,五号楼地下管道内也找了,没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呆站在那里,似乎有不祥的预感。

组织人再去找,包括全院子的地下管道内都要找。结果两位工人在大院东南角的一个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工人出来时,刘湘屏回家正路过,刘马上叫人通知我们。得到通知以后,我和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一同赶到那里。刘湘屏要于桑、曾威下去看看,关照不要动,不要破坏现场。他二人上来后告诉我们,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

这时立即电话报告国务院和周总理。22日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杨德中(8341部队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等组成破案组,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着手破案。

23日,于桑、刘传新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到部里宣布对李震的秘书郑爱萍隔离审查。下午破案组与核心小组听取公安局勘察现场初步情况的汇报。当时吴忠说:据周总理的秘书讲,21日晚他给李震打电话时,李还谈笑风生。

7时左右,周总理把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我们谈各自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他为什么要自杀?极大可能是被害。”刘复之说:“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矛盾集中到他身上。”周总理在会上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24日,我参加了破案组的一次案情分析会。据李震爱人反映:21日晚李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到了清晨问秘书郑爱萍,郑一点也不急,催问几次才去找。针对什么样的电话能把李震引出去,会上大家分析可能是山东的案子(具体内容我不知道)或是李洪枢案(苏修派遣特务)。在会上我得知李震除服了大量安眠药外,口袋里还有安眠药,是潮湿的,有口袋布的压印,似乎是从口中吐出来的,正在取样化验,还不能确定死因。但大家的思路仍集中在“他杀”的问题上。

1026日下午,郭玉峰、田维新通知我们,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郭玉峰、田维新同我们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进了人民大会堂前厅大门,于桑走在前面。突然,守候在这里的杨德中指挥8341部队的战士上前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随后的刘复之也被架走了,刘复之的一只鞋也掉了。我跟在其后,见此景一惊,马上停住脚步没敢动,等待也被架走。这时杨德中说周总理在里边等着你们,把我、曾威、黄庆熙、张其瑞引进福建厅。厅里,周总理、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江青、张春桥、吴德等已坐在那里,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在场。还有吴忠等人,稍后汪东兴到。

我们进去后,杨德中请示周总理怎样向于、刘二人宣布,总理说:宣布“保护审查”吧。杨德中出去宣布后回来,周总理问他俩有什么反映,杨德中说:“于桑问为什么,刘复之讲:‘好’。”周总理说:“这完全反映了这两人的性格,一个像恶霸,一个像军师。”接着讲“李部长是被害。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比谭甫仁案子还严重。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总理还说:“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接着,要我汇报部里“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分歧的情况。在我汇报过程中,纪登奎插话:“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汪东兴插话:“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当我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在汇报了核心小组内吵架的事后,我说:“我没敢想于、刘会是谋害李震的后台。”江青插话:“你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吵架阶段,于、刘不是后台,跳到前台来了。”还说:“于、刘是转移方向,向党进攻。”会上叶帅也强调要想得深一点、远一点。这次会后,在我思想上有这样的感觉,党中央、周总理已掌握李震被害材料,李部长被害可能是于、刘支持的。

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指定我临时负责核心小组工作。我毫无思想准备,当即就说:“我各方面比李震差远了,负责不了。”周总理批评我没有信心,并说:“有事可以请示国务院嘛!”江青说:“你不要把部队当成娘家,地方当成婆家,娘家、婆家都是共产党。”在这个严重时刻,当着众多的政治局委员的面,我不能再说什么了。周总理指示我第二天就召开千人大会,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提供线索,配合破案组,限一周破案。还指示吴忠、杨德中、郭玉峰、田维新参加大会,去撑腰。周总理还要吴忠加强公安部大院的警卫,要封闭公安部大院的两个旁门,有个政治局委员(记不清是哪位)提出不要搞得太紧张,周总理就没有坚持。

回到公安部已是27日凌晨4点多钟,我即找人起草动员提纲。提纲经华国锋审定,下午3点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我传达了中央指示,说明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作风正派,家庭美满,没有自杀因素,绝大可能是被害。事情发生在党的十大以后,四届人大之前,很不正常。动员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还传达了中央指示我们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我在大组和治安组会上表示了我“不破此案,死不瞑目”的决心。动员会后,以自报公查的方式查了每个人21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人。

揭发的线索,涉及公安部内部的由公安部查,涉及部外的由北京市公安局查。

27日晚,破案组来电话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在卫戍区办公室,吴德交给我一份审查对象的名单,有十多人,要我们隔离审查。我看后提出人数是否多了,吴德说请示周总理后再说。接着他出去了,过了一会他回来后把名单交给我,名单没有变化,但审查方式改为隔离审查、在职审查、传讯三种。破案组决定对莫国基(刘复之秘书)、徐仲久(部长办公室公务员)、戴文殿(于桑秘书)、刘均(原一局处长,同李震一起搞专案)等人组织群众专案组进行审查,专案组的人选是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的。

28日,华国锋打电话找来了天津的解学恭,当时在场的有吴忠、刘传新和我。布置了对刘复之、王万沐(日本华侨,刘复之的远亲,正在国内。在公安部的档案中被列为特嫌)和刘在天津的两门亲戚进行审查。对他们的审查,在天津的由天津市公安局负责,在北京的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我后来得知对刘、王的审查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李震案情时经毛主席同意的。

10月底,破案组要我到卫戍区,在那里刘冰清(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向我传达了周总理亲笔写的对郑爱萍的十几个疑点内容的字条,并指示我们组织七、八十人查批郑爱萍。回公安部后,我向核心小组作了传达。讨论决定由苏玉涵(专案三办办公室主任)、姚伦(原劳改局副局长,后抓专案工作)、侯西斌(原边防局局长)负责查批郑爱萍的工作,破案组的刘传新、李久合(原交通保卫干部,干校回来后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提出的疑点。过了几天,刘冰清又带来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我亲自主持对郑爱萍的查批会。我主持过几次,记得会上郑爱萍提出了李震自杀的11条理由,具体内容现已记不清了。

11月上旬,吴忠向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要放几把火。要集中批郑爱萍、莫国基、戴文殿、徐仲久,对于桑、刘复之也要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周总理还说:“我就怕侦察工作上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们没有经验,帝修反是有基础的,斗不过人家。”吴忠说对周总理的指示如何贯彻要听华国锋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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