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罗思鼎”的一员

王知常 口述 金光耀、金大陆、李逊 采访 李信之、诸颖政 整理

  

  采访王知常合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金光耀(右一),王知常夫人(右二),王知常(右三),朱永嘉(右四),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金大陆教授(右五),文革工作者李逊(右六)。

 

 

 

关于文革的这段历史,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我从学校出来后就碰到了文革,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卷入政治,接触到高层领导。当然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招来了十二年牢狱生活。

现在我将过去的事情讲出来或许对后人会有用。不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会造成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加之个人的认识和情绪的驱使会使记忆发生偏差,我是没把握将我经历文革的事完整准确地讲述出来的,仅凭记忆说吧。

 

 

我先从在学校里讲起,因为我们是从学校里被党委直接调到写作班去的。1962年我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老师,做金冲及先生的助教。1964年“反修”时,市里要组织“批修”,来复旦找人写文章,最初是写关于中苏疆域问题。学校党委就组织了五个人,以金冲及为主,他是教学科研部副主任。还有历史系的朱永嘉、朱维铮、吴瑞武、我,组成了写作班子。开始就在复旦大学写,在资料室里替我们找资料的是姜义华、董进泉,他们两人是我同班同学。文章用的是集体笔名“罗思鼎”,意思为学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就是罗思鼎笔名的由来。

搞了一段时间之后,19645月,市里要我们去丁香花园。那里是华东局与上海市委合办的“未定文稿”编辑部所在地,我们简称为“内刊”。去丁香花园之前,复旦党委书记陈传纲找了金冲及、朱永嘉、吴瑞武和我去他在第九宿舍的家谈话(因为朱维铮不是党员,所以没有参加这次谈话)。他讲了两点:一、陈毅调到北京去当外交部部长时,周总理找他谈话,对他说外交部部长授权不大,事事必须请示中央。二、他拿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内部发行的五十多本一套的《民族白皮书》,这是内部调查,一个民族一本,涉及各个少数民族,也与边疆问题有关。他把书给我们拿去参考。我体会陈传纲的意思是,你们虽然被调出去,但是一旦有什么风声还是要与学校保持联系,不要人出去了,就不理会学校了。

丁香花园是李鸿章为他的小老婆丁香盖的,因此而得名。东楼是英国式小洋房,就是原来的丁香花园;中楼是解放后潘汉年在这里扩充造的,现在开放的饭店就是中楼;西楼原本是另外一个资本家的,解放后被并入丁香花园,现在是老干部活动室,不开放的。我们五个人就住在丁香花园里。

内刊的总负责人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也常来,基本每隔一两个礼拜就来一次。魏喜欢写大字,西楼办公室的外面有一个大的玻璃房,他就在那边写字,小警卫员就在旁边给他磨墨。当时我们在西楼办公,晚上睡在东楼顶楼。东楼二楼住着文学组,他们办公也在那里。南京大学研究茅盾的叶子铭也被调来写“反修”文章,住在二楼的小房间。

内刊编辑部常务副主任是周原冰,笔名叫石梁人,来编辑部之前是搞青年道德问题的,也做过市委副秘书长,是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来又调来华东局政法研究室副主任庞启云,担任我们的第一副主任。排在他后面的副主任是山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周南。常住丁香花园的负责人就是这三个,石西民每隔一两个礼拜来一次,向我们传达一下上面的精神,讨论内刊的选题。有时,魏文伯也谈些他的看法。开会的地点在现在的中楼大厅,那时用作资料室。

当时丁香花园里有两套班子。一套是内刊编辑部班子,人员是从华东局和市委政策研究室里抽调出来的。编辑部文学组的组长是姚文元,还兼编辑部副主任,但他这个副主任无实权,因为前面已经有三个副主任了。姚原是《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从那里调过来的。内刊编辑部文学组除姚外只有一个人就是胡锡涛。我们去丁香花园的时候,姚文元不在,他因为生肝病经石西民批准去青岛疗养了。不久,他回来了。我在食堂里吃饭时听他对别人说,在青岛疗养实在没意思。因为那里都是大干部,而那时姚文元还只是17级干部。内刊准备开展批“中间人物”,他就回上海了。胡锡涛是编辑部的人,但他平时与写作班的文学组在一起,因为他也是写手,写文学方面的文章。

内刊编辑部哲学组的负责人是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原副处长沈竹,他的太太与朱永嘉是同学,因为这层关系我们也去过沈竹家。沈竹后来随石西民去了北京。哲学组的另一个成员是纪树立,原是上海社科院的,他名义上属于内刊哲学组,实则与写作班的人一起活动。

内刊编辑部经济组的组长是钦本立,也算编辑部副主任,原来是《文汇报》的副总编,1989年时任《世界经济导报》总编。他喜欢喝酒,连午饭时也要喝酒。他与我们关系很好,常来我们这里聊天。钦本立要搞美国侵华史,我们就帮他去资料室里找资料,所以他常来我们历史组坐坐。

内刊编辑部历史组的组长是金冲及,好像也挂编辑部副主任的名。内刊历史组原来有个人叫老陶,我们去时已经去四清了。我们那时的身份很特殊,编制上属于内刊编辑部,但也算写作班,写作班的历史组也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跟着金冲及,所以两头都管着。内刊来的历史类稿子都归我们审,我记得审过华东师大李巨廉和艾周昌写的稿子。

还有一套班子就是写作班,也有文、史、哲、经小组。历史组就是我们。哲学组组长是周亢,还有郭仁杰。他们没有住进丁香花园,在外面别的地方写作。

经济组的组长是姚耐,成员有王治平(后来是汪道涵的谋士),还有其他两个人,一共四个人。姚耐来得很勤。他喜欢下棋,围棋、象棋都下得很好,听说陈毅来上海就找他下棋。经济组的其他人不会下围棋,就经常陪他下象棋。

写作班文学组的成员是最多的,名义上组长是叶以群,但不常来,实际负责的是王绍玺,他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总支副书记。徐景贤这时是代表市委宣传部联系写作班的联络员,没在写作班担任职务,他要到武康路18号时才任写作班支部书记。文学组有的人替内刊写文章,比如从作协来的李子云和陈冀德、华师大来的苏联留学的倪蕊琴,她们的任务是批托尔斯泰,倪调来就是因为需要看俄文。我对她们三个人印象很深,丁香花园里有一个湖,湖里停着一只小船,她们三位女将经常去湖里划船,可称是“丁香一景”。文学组其他人写报纸上的批判文章,批电影《早春二月》等。有一个写田螺姑娘的动画片,陆定一看了后连说三遍荒唐,于是就要组织批判。李子云原先写过文章肯定电影《北国江南》,后来石西民在中楼开会时,点名让李子云写文章批这部电影。戴厚英和胡锡涛各写过一篇文章批《早春二月》,我还记得戴厚英的文章套用了木兰词里的“何所见、何所忆”。文学组里最活跃的是戴厚英。文学组喜欢开玩笑,喜欢说戴厚英是“才女”,什么人是“才子”,不知谁汇报上去,被上头的人批评说风气不好,互相吹捧。

写作班的人比较多,我不是自吹自夸,那时我们历史组一直受到表扬,因为金冲及管得很紧。比如在伙食问题上,他就拒绝拿补贴,他说我们自身是写“批修”文章的,怎么还能搞特权,为了吃饭多拿钱。林雪元对他说这个补贴不是发给个人的,贴在食堂里的话大家都能借点光。结果我们吃了一个半月的补贴后,还是退掉了,仍旧吃一般伙食。我们的任务都是石西民布置的,有批乾嘉学派、批李秀成、批周谷城、写上海一百年这些主题,这也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石西民来找我们写。实际上“反修”的文章就写了一篇,我、朱永嘉、朱维铮写初稿,吴瑞武二稿,金冲及定稿。这篇“反修”的文章是关于边疆史地的,写完就结束了,其余都是石西民临时布置的。我写文章概括不太好,金冲及改的时候对我说过:“你写文章用词还可以,比较活泼,但是概括文章时有些欠缺。”我们的行话称概括为“绕辫子”。我文章写得慢,每天都开夜车,睡觉睡得最少。写批判文章要会“拎辫子”,我不会,毕竟学校里出来的,比较迂。但是我很努力,看书从小就杂,记性也好,有些可以整段地背,这样写文章时材料可以用得广些。

那时石西民布置我们写批乾嘉学派的文章。华东师大的历史系主任吴泽不知道来头,就在上海历史学会上反对批乾嘉学派。朱永嘉和朱维铮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朱永嘉在会上不声不响,朱维铮就埋头将吴泽说的话记下来。回到内刊后,沈竹来我们组,我们就对他说了这番情况。沈竹就让整理出来,发在宣传部的简报上。吴泽因此挨批评,倒霉了,所以对我们恨透了。其实这件事他是撞在枪口上了,我们这时是在丁香花园华东局内刊写文章,不是以前在学校里了,背景不一样了。之前我自己搞过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看《大清实录》,一册册翻,进行统计,发现文字狱在康、雍两朝还不算厉害,在乾隆年间发展到高峰,乾隆三十九年后文网越来越严密。批乾嘉学派时,金冲及看了我之前写文字狱的文章,让我把这一部分作为批乾嘉学派文章的开头直接放了进去。

戚本禹的文章出来后就是批李秀成,我写了一篇文章《大节、气节、晚节》。周原冰喜欢下围棋,吃过午饭后总要找我去下棋,不过下棋之前要先问一下工作情况,我就向他汇报说,我在写《大节、气节、晚节》,其实这个题目还是汇报中周原冰提出的。周原冰下棋是野路子,我是受过半专业训练的,是复旦的围棋校队队员,也是象棋的校队队员。下棋时,我一般在三局里胜他两局,让他赢一局,使他既有兴趣,也知道我的实力,如果全让他,会被他看不起的。我写文章“拎辫子”是跟周原冰学的,后来批周谷城时,我将材料讲给他听,他听完后一讲,就能“拎”到政治的高度上,我当时觉得很吃惊、很新奇。《大节、气节、晚节》这篇文章我写出初稿后,朱维铮改了二稿。他喜欢六朝文章,骈体文,把我的初稿都改成了成对成双的句子。我看到后很生气,那时气量小,回家的路上,在电车上气得昏倒。金冲及知道我的脾气,但也没点穿,就自己来定稿,把骈体文格式又改回原来的样子。石西民看了这篇文章后很满意,他对金冲及说,这篇文章可以算一篇小品文。我听了传达后还不高兴,怎么就是小品文啊。钦本立听说之后,对我说石书记的评价是很高的。后来上海市评三篇优秀文章,一篇就是《大节、气节、晚节》,还有一篇是沈竹、纪树立写的批合二为一的。三篇文章内刊占了两篇。

金冲及当时提出拿到的稿费要交公,就交复旦大学,但复旦不肯收。后来我们就交一半,另一半我们拿去买香烟、茶叶。内刊里很多人抽烟,朱维铮、金冲及、我都抽烟,但金冲及和我抽得不多。当时我们历史组平均十天发一篇文章,大都发表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笔名主要用的是“罗思鼎”,就是做小小螺丝钉的意思。我们写文章,一般初稿由朱永嘉、朱维铮和我写得多些,二稿一般是吴瑞武,定稿金冲及多些。但也常常大家一起定稿,将文章摊在沙发上,一起调整段落。

 

 

批乾嘉学派、李秀成等告一段落后,1965年初石西民要被调到北京文化部去,那时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也要被调到文化部去。石西民走时从上海带走了四个人,他的秘书小童、沈竹、金冲及和党校姓雷的一个人。金冲及走后,内刊编辑部希望朱永嘉和吴瑞武留下来充实编辑部。当时“罗思鼎”的名气已经响了,复旦党委希望我们快点回校去,杨西光不高兴他手下的人被抽调走,朱永嘉、吴瑞武和我都算是复旦的重点教师(全校有一百多个人)。而这时为了备战,丁香花园有现成的地道,就让整个内刊编辑部从丁香花园里搬到宛平路靠淮海路的一个大院子去(文革时期是专案办所在地)。石西民走时说,国内的“批修”交给张春桥管,国外的“批修”交给夏征农管,但实际上他们两人都没有怎么管过,这之后内刊就渐渐衰落了。一般说来,石西民温和些,张春桥辣豁些。

内刊搬出丁香花园后,我们随写作班搬到武康路18号。这里原来是一个姓白的部长的住宅,他搬走后我们进去了。隔壁是市委书记王一平的住宅,我们经常看到他孙女在院子里复习功课。18号里只有历史组和文学组,其他组都解散了,因为石西民对经济组、哲学组不太满意,主要是文章写不好。这时文学组人不多,只有戴厚英、吴立昌、陈冀德等五六人。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第四稿就是在武康路18号完成的。但文章是在丁香花园开始写的。那时姚文元来找历史组说要搞明史,历史组负责的是朱永嘉,就陪他一起去上海图书馆找了葛正慧,葛对资料十分熟悉。在武康路18号时,姚文元一个星期来两次。徐景贤就是在与内刊脱钩后来武康路18号担任写作班支部书记的,郭仁杰任副书记,但郭不常来。这段时间我们常去看现代戏,是徐景贤从宣传部拿来的票子,如《自有后来人》等。我第一次看到江青就是在剧场里,那天红线女演《三湘风云》,江青走进来时,文学组的人就指给我看。

在武康路18号时,姚文元对我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集出了一大堆,开集会,有许多宣传。1961年也是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却冷冷清清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我还真是从来没想过,所以怎么抓辫子我又是向姚文元学的。而将文章与政治联系起来是周原冰教我的。所以我学会写政治性文章是受过很多人敲打的。

还在丁香花园时,学校里就要求我开一门近代史的课,每周一次。我每个星期早起坐车回学校一次,上午四节课,下午搞一些辅导,晚上回到丁香花园。金冲及去北京后,他将他讲过的三次讲稿都给了我,实际上是将我看成他的接班人。我就将他三次讲稿合起来,重新写成一份讲稿。当时胡乔木讲过一次《文章做法六十条》,我们在丁香花园搞到这篇讲稿的记录稿。后来复旦要教写作,我就根据这一讲稿去教写作。胡乔木是会写文章的,所以讲稿不死板,实际上我课上说的话几乎都是和胡乔木学的,学生听了很是欢迎。

 

 

在武康路18号的时间不长,过了一段时间,1965年夏天我们回复旦到崇明去搞四清了。我记得我们是改完高考考卷去四清的,去的是横沙岛新联大队。朱永嘉是新联大队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我当秘书。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大队,那时候我记性好,要到公社去汇报,不用笔记本,全靠脑子记,数字都能背出来。

在崇明参加四清三个月,11月我们回上海了。朱永嘉先回去的,随后我、吴瑞武和朱维铮也都回上海了。我们回上海大概是在1116日,那时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发表了。我们回来就到了武康路2号,就住在那里,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当时我已成家了。

在武康路2号,姚文元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房间对面,隔着一个走道,他单独在房间里写东西,中午在那里休息,但不住在武康路。这时我与他的接触开始多起来。在丁香花园时,我与姚文元并不熟悉,因为他不住在那里。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写信威胁他,组织上就将他安排到康平路100弄华东局处以上干部居住区。在武康路2号时,他写文章要找资料,常常会到我们办公室来聊聊。我们那间房间,靠窗两个是朱永嘉和吴瑞武,靠里面是朱维铮和我。姚文元来就坐在我的旁边。那时我有个习惯,喜欢把用过的信封翻过来,再用糨糊粘一下做成一个新的信封,姚文元经常来拿我做好的信封寄信。武康路2号学习是在底层的大厅里,姚文元也一起参加的。

姚文元这个人生活不讲究,不拘小节。我和朱永嘉对生活也很马虎,我们三个人是同气相求的。他常骑着自行车从延安西路33号到武康路来,在普通食堂和我们一起吃饭,菜是很一般的。那时我犯胃溃疡,家里带了一点米自己烧粥吃。他喜欢吃粥,就过来一起舀点粥吃,午饭就对付过去了。他穿着很随便,就穿一双布鞋,天冷的时候一件立领的棉袄是旧的,袖口也是破的。他不喜欢多说话,但与我说话还是蛮多的。我喜欢看科普文章和科普小说,姚文元也喜欢,所以兴趣接近。

有一次我对他说,威尔斯有一本《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我没看过。姚文元说他有,就借给我看。朱维铮也喜欢科幻小说,看到后就问我借了去,后来他带回家,给他太太看了,他太太也喜欢科幻小说。姚文元知道后很不高兴,他说:这本书宣扬迷信和唯心主义,强调头脑决定一切,跟劳动创造人的理论不一致,内部看看就算了,怎么可以给家里人看。所以姚文元对朱维铮印象不太好。姚文元阶级警惕性很高,一直抓别人“辫子”,所以对自己要求也很高,蛮顶真的。有一次天冷时,朱维铮、朱永嘉都回家了,姚文元到我们房间来,因为我们房间有一只火炉,他过来烤火,就与我两个人聊起来,讲了自己的身世。他说他本来是卢湾区宣传部的,后来作为工作人员而不是作家进了作协。1957年在《文汇报》写的《录此备考》的文章被毛主席看上,就此起来,后来文章就渐渐写得多了。他对柯庆施印象很好,因为柯庆施一直支持他。他对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印象不好,因为陈压他,不让出版他的《当我唱起国歌的时候》这本书。(陈冀德在她那本书中也说,她在作协时陈其五让他们调查姚文元的文章,可见陈其五对姚文元是有看法的,压制他的。)但姚文元说,有毛主席支持,是压不住的。

姚文元也谈了对我们几个人的看法,但他没有谈朱永嘉,因为朱是我们的头。他说:吴瑞武比较稳当,但是过于平稳,写出来的文章也是四平八稳的,缺少新的见解。朱维铮有点浮躁。又说我最大的毛病是士为知己者死。这讲的是对的,因为我从小武侠小说看得太多,很讲江湖义气。我那时对姚文元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我的指路人,是他教会我怎么写政治文章的。我那时就是向比我水平高的人学习。姚文元还告诉过我,批《海瑞罢官》和批“三家村”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写威胁信给他,所以他说写文章有时也要以付出生命做代价的。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武康路2号就热闹了,成了一个中心,那里本来是没有什么人来的。以前在丁香花园时,有很多人来,但都是头头与头头碰头,因为有石西民,再后来有周原冰他们,与我们接触的只是报社部主任一级的,如《解放日报》理论部主任吕子都。但这时到武康路来找我们的人就不一样了,是《文汇报》的总编辑陈虞孙,《解放日报》的总编辑马达。马达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没多久就过年了,马达来到武康路2号,穿着中式棉袄,双手一拱,向大家拜年,说我现在《解放日报》手里只有十篇文章,你们要大力支援。因为那时我们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投给《文汇报》的。

姚文元文章出来后,《文汇报》发动大家讨论,叫大家来鸣放,陈虞孙讲要制造对立面。我听朱永嘉、姚文元他们讲这是张春桥的意见。结果一共有四个人上钩。一个是我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的老师周予同。他的文章给了一千字十五元的稿费,当时稿费一般只有六元,高一点的给十元。还有一个是我大学同学林丙义,当时在中学教书。林丙义的文章登出来后,我想,糟糕了,他要倒霉了,但我也没办法跟他通气。还有两个上钩的人我记不得了。

批《海瑞罢官》后,我们历史组除了自己写文章外,还搞了关于清官和让步政策的讨论。让步政策是翦伯赞主张的,我们的老师陈守实说,这是因为王朝开始时人口少,统治阶级胃口就小了,以后人口一点点多起来,胃口就一点点扩大了。西安的孙达人写过一篇批“让步政策”的文章,毛主席看到后很赞赏,张春桥也晓得了,就将他从陕西调到上海我们历史组,就坐在我们办公室里。孙达人第一篇文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但来到历史组后写不出什么新东西,后来看看不行,就又将他调回去了。

至于清官的讨论,我记得龚育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过很长的文章,他用的笔名是方求。当时每星期三要学习讨论一次,我在讨论中兴之所至地说,清官实际上就是割蚯蚓喂鸡,割一段喂一段,蚯蚓割了还会长出来,死得比较慢一点,贪官就是一记头吃掉。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姚文元也笑了,说这个倒是妙论。后来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给《解放日报》。编辑是石西民的弟弟石成岳,他读了很感兴趣,说要发这篇文章,但又说蚯蚓不是喂鸡,是喂鸭的,我说反正就是这个意思。这篇文章写好后,我请姚文元看,让他帮我改一改。姚文元帮我改了,他在文章的开头加上一句:“地主与农民,到底是啥人养活啥人?”我当时觉得蛮吃惊的,不大能接受,认为学术讨论文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大白话写进文章啊?太口语化了。但这对我的启发确实很大,认识到写杂文可以不拘一格,可以写得很通俗。

 

 

姚文元自己这时写了篇批李平心的文章《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登在《文汇报》上,用的笔名是“伍丁”。他跟我们讲,伍丁就是五个人。因为当时历史组是朱永嘉、吴瑞武、朱维铮和我四个人,加上他就是五个人。其实伍丁只是姚文元个人的笔名,我们“罗思鼎”小组从来没用过。实际是不敢用,这是领导对我们客气,我们不敢当福气。他用这个笔名表明他自认与历史组是一体的,其实他本来是属于文艺组的,但那个时候他主要写与历史相关的文章。姚文元为什么要去批李平心呢?当时报纸上都登毛主席语录,《文汇情况》增刊(《文汇情况》我们历史组有,但《文汇情况》增刊印得少,我们没有,姚有一份)上有文章说李平心把报纸上的毛主席语录剪下来,放在厕所里面当大便纸用。当时毛主席是啥威信啊?把毛主席语录用来擦屁股还了得,所以姚文元看了气得不得了,要写文章批判。但这样的事情又不好写出来,所以他就写文章批李平心,这就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这篇文章的起因。我当时也搞不懂,李平心就算思想反动顽固,他胃口有这么好,那报纸上是有油墨的呀,擦屁股不要弄脏了?但增刊上就是这样写的,也不知道这记者是怎么发现的。姚的文章讲了东林党的事情,我们呼应姚文元也写了东林党的文章,是朱维铮写的,用“罗思鼎”的笔名登在《文汇报》上。

当时我们也要写批现代的让步政策的文章,揭露蒋介石在江西从未执行过让步政策,这就从复旦历史系调了黄美真来。他是1965年底1966年初来的,在武康路待的时间不长。稍后又从复旦调了两个研究生,其中一个是后来在《文汇报》工作的施宣圆。黄美真(或者是吴瑞武)带这两个研究生到江西去搞调查。他们回来后讲,蒋介石占领苏区后,石头要过火,人要过刀,杀了很大一批人,因此是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可言的。他们也讲了红军的故事,说彭德怀误杀了王佐、袁文才。他们在江西还调查了蒋经国抗战时期在赣南的情况,于是我们就写了批蒋经国的文章,题目是《最后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个清官》。这篇文章是大家一起写的,很长。文章写好后,已经是1966年的五六月份了,正好周总理到上海来,就送给总理看,总理说暂不适宜登,文章就被扣压下来了。我想总理可能是考虑统战问题吧。

在武康路2号的时候,有一个科委派出的小组,是科委副主任李宝恒负责的,白天在武康路办公,晚上不住那里。但这个组叫什么名称我讲不出来。这个组有十几个人,纪树立当时在这个组,还有徐福生,他是上海师院毕业的,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过上海出版局局长。徐福生跟于光远到东北大庆去考察过,回来后给我们大家介绍过大庆。这个组还有一个姓徐的大个子,一个很高大的人,文革初期曾和工总司在一起,做过王洪文的保镖。组里还有一个复旦物理系来的姓潘的。我没有看到这个组发表过什么文章。

在武康路2号时还有一个哲学组,组长是郭仁杰,他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后来到华东政法学院当教研室主任,对这样的调动他很不满意,以后就到市党校找了程绮华、谢宗范组成了哲学组,但平时三人基本上是不往来的。与我们经常接触的是文学组,彼此很熟悉。文学组当时有刘景清、吴立昌、陈冀德、戴厚英等人。戴厚英不像在丁香花园时,来得不多,好像回作协去了。文学组这时写批周扬的文章,这是陈丕显布置的。徐景贤叫我去关心关心他们的文章。我想徐景贤是领导,叫我做我总归要做的。文学组认为批周扬资料不足。当时写作班里有十九种影印刊物,如《向导》、《解放日报》(延安版),但没有人看。这些影印期刊我在复旦的时候看过。我就去问他们,你们好像不会用材料,为什么不去看这些影印期刊,《解放日报》上有周扬的文章啊。我记不清当时是动手改还是嘴巴讲,只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因为是徐景贤叫我去帮他们的。假如是现在,我绝对不去做了。我是历史组的人,又不是头,连党小组组长也不是,叫我去关心文学组,这不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吗?他们肯定会不开心的。但当时我只知道服从命令,因为我是部队里出来的。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戆啊。

不久《二月提纲》出来了,写作组闷了一阵子。我记得写作组学习会讨论时,姚文元说,有时候宁可不写文章,不写比写好。实际上他是对《二月提纲》不满,但没有讲出来。张春桥这时到苏州去了,写作组没有上头领导,断线了,就靠徐景贤在宣传部获得点消息。不久张春桥回来了,就说要搞“三家村”。我记得那一天陈虞孙来了。他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说写《海瑞罢官》的底与彭德怀翻案是有关的。他一讲高兴起来,就立在凳子上,我看了蛮担心的,毕竟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不是小青年了。陈虞孙接着说接下来就是要批“三家村”。

准备批“三家村”的文章时,姚文元叫我协助他搞资料,我就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借出《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送给姚看。姚看后在他认为有问题的地方画杠杠,然后姚文元叫我送到市委宣传部,要蓝瑛批示送市委印刷厂去排印,蓝瑛是市委宣传部排名最后的副部长,负责办公室事务。蓝瑛批了以后就送交印刷厂,结果印了六十套。这件事市委是知道的。姚还让我摘编有关“三家村”的资料,我摘录了就交给他做参考。姚文元平时就在我们的对面房间写文章。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写,除了市委要讨论,他不喜欢大家一起讨论。他自己的讲话稿都是他自己写的,不喜欢叫别人写,后来《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也是他自己写的。

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文章写好后直接送上海市委。杨西光看了后觉得有些话太凶了,就建议删掉五个耳朵,就是五个问号。后来戚本禹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到上海来,见了姚文元,讲起这桩事情。戚本禹说,你把这五个耳朵给我吧,姚文元同意了,说随你处理吧。这是姚文元自己告诉我的。所以戚本禹的文章中有这五个问号。

《评“三家村”》这篇文章登在1966510日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文章放在第一版下半部,上半部发表了氢弹爆炸的消息。记得姚文元当时到历史组来,说:好消息!好消息!随即拿出一块云南沱茶和一包糖果请我们吃,表示庆祝之意。实际上他这句话是有双关意思在内的。姚文元文章发表后,上海市委为配合批“三家村”,要我们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摘出来编成材料,再加上评语送到市委。一天,市委叫朱永嘉、吴瑞武、朱维铮和我到市委书记处康平路小礼堂三楼看样稿。这是我第一次进康平路。吴云溥(时任上海市委办公厅一室主任)与大家共同推敲,商榷词句。那天晚上与市长曹荻秋面对面接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所以印象深刻。他来后开口就问:搞得怎么样了?男客人、女客人要看。我搞不清楚男客人、女客人是谁,就问市委办公厅的吴云溥,他说男客人就是毛主席,女客人就是江青。后来这批材料像批胡风的材料一样登在《解放日报》上。

这批材料登出来后,胡乔木在杭州对姚文元提出了意见,说有一个材料搞错了,时间不对。杨西光就把我们找到康平路小礼堂,问我们怎么办。我印象很深,小礼堂拉了两层窗帘,我们大家七嘴八舌的,有的说改,有的说不改,结果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杨西光说不改了不改了,毛主席已经看过了,一个字都不改,不去理它。胡乔木如此关心这件事,想来是因为他在1959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提倡海瑞精神的文章,尽管他也是根据当时听了毛泽东的话而写的,与吴晗写《海瑞罢官》是一个道理,但他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心里不自在,所以抓住问题就向上海问责了。

这时候历史组非常风光,经常接触市委书记杨西光,而张春桥因为帮江青搞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不常在上海。杨西光对我们的事很起劲,所以我们写作组与在丁香花园时不一样,那时是大组织里的一个部门,不是独立挑梁的,现在是独立挑大梁了,接触的都是报纸总编辑这一档人,人家对我们很重视,当一回事。这是写作组的“一起”,写作组一共是“三起三落”。

 

(责任编辑 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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