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律师的一段经历

张思之 口述 孙国栋 整理

  肃反结束,法院党组开始筹划成立律师协会。贺生高想让我去律协,让人事处处长成玉林做说服工作。成对我说,法院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整你一年多,搞成敌我了,回去也没意思,不如去律协。律协由司法局分管,局里有党组,老贺是书记,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到律协,你是顾问的顾问。我心里明白,这是为了说服我拣好听的说。我呢,前前后后挨整两年,法院确实是不想回去了。对律师虽不熟悉,但没恶感,从前父辈的朋友中有律师,他们不错嘛!于是下决心到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

  虚为第一代律师,只办过一个半案子

  政府设置律师制度,一开始就是个门面。它能在1950年就提上司法部的议事日程有偶然性。对于巩固政权、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来说,律师制度可是个好东西。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律师制度都发展得好就是个证明。我们的情况有点意思,1955年律师一出现,老百姓就挺信赖,那时律师在老百姓心目中即使不能说印象绝佳,也是很好,总之挺受欢迎。

  当时,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陈守一。挑选他,据说是要找个大学者撑门面,但陈的主要职务是北大法律系主任,在律协是挂名,实际负责的是白振武。白是老红军,在陕北时就跟贺生高一起打游击,后又随贺从公安局来法院做办公室主任。我所在的研究室归办公室管,所以我们两家人住同院,那时为了工作方便,贺生高决定按行政单位分配宿舍,就是现在的人民大会堂的位置。我和白不但工作上互相信任,私交也不错,他乐于我来律协工作。

  谁知到了律协屁股还没坐稳,贺生高就说:给你个任务,成立第三法律顾问处,你去搞,房子已经给你找好了。贺在这方面对我确实是特别照顾。你知道办公地点在哪儿吗?南长街,中南海门前,中山公园对面。那个小院好漂亮。中式四合院,西式装修,小院里边是个大玻璃罩子,它不是房间里的玻璃窗,而是整个玻璃大厅,这种装饰在当时很不寻常。人手也基本上配齐了,我就这样变成第三法律顾问处主任。

  此时,那位在肃反中斗我最狠的女高音也调来第二法律顾问处。她又没学过法,怎么能做律师呢?我怀疑这是给老贺安的钉子。老贺的方针是:有人就行,来就欢迎。

  不少人称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但实在惭愧,我对于五十年代律师开创时期的工作没有建树。那段律师生涯,基本上是搞行政事务,除了每周参与三个半天的法律咨询之外,总共办了一个半案子。重视咨询,主要是想了解一些社会对律师工作的需求以及人民大众对于律师工作的观感。

  所谓"一个案子",是因为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参观法院要旁听审案,为此找律师出庭,司法局要求我去,正好预定的参观之日要审一个抢劫案,它就成了我的"处女作"。

  那个刑事案子不具有典型性,按抢劫起诉的。我的表现自我感觉还可以,可惜什么材料也没留下来。现在还记得,案中辩护我把握了两个重点:一个是改变了定性,是抢夺而不是抢劫;另一个是被告人有犯罪中止情节。在刑事案件中,这两条当然很重要,被法官采纳了,结果判了缓刑。开完庭,代表团跟被告人会了面,说你的律师给你辩护得不错,最后还对他说了句"祝你好运"。

  所谓"半个案子",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罗抱一离婚案。那年头,干部中的离婚案子本来就容易闹得沸沸扬扬,加上我的当事人罗抱一是中央政府重要经济官员、外贸专家,女方是北京市一所重点中学的模范教师,两人一道从革命根据地进的北京,一对恩恩爱爱的患难夫妻!国内外有些报刊一渲染,自然万众瞩目。夫妻二人感情确实很深,但性格差别太大。一个是风流才子,另一个是女工作狂,一心扑在事业上,平常不回家,对丈夫有点"冷",按罗的要求是不够"热"。时间长了,罗抱一就有点"那个"了。当年外贸部周末都搞舞会,罗跳着跳着跳出了花样。据说那个舞伴漂亮又风流,两人一"跳"钟情,罗抱一就开始"抱二"了。妻子有察觉,但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等到罗抱一正式提出离婚,她惊呆了:咱们是恩爱情侣、患难夫妻啊,怎么能这么冷酷无情呢?女方接受不了,找妇联帮助,妇联一介入,麻烦了,罗抱一就不再姓罗,而是百分之百改姓陈(世美)了,要作为重点打击。妇联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个"喜新厌旧"的典型,而且出自"高干",就要造造积极维护妇女利益的态势,这样一来,罗更是死心踏地非离不可了。想当初,中央和省市一级的妇联负责人,一般都是"上层人士""革命元勋"的夫人,枕边风一吹,那劲头一般人抵挡不住,所以妇联那时颇有点"令人生畏"的气派。我心想,结合这个情势,联系当时法律背景、人事背景、舆论和政治背景,他的婚难离,而且人们很难同情他。我只好千方百计在他俩之间调和,总的方针是:即使离,也不要打官司,因为打官司对罗抱一百分之百不利。由于两人互不相让,而且越来越僵,又只好等待时机,这样前后耗去了我两三个月的时间,还没等出结果,反右一来,我就"闭幕"了。

  对于这"半个案子",我坚持这点看法:当事者是开初相当美满、后来实该分手的幸与不幸的一对!谁之过呢?说得清,又难说清。所以说,真正做一个好律师,办好一个案子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简单。我阅历不深,从中增长了见识。作为律师,懂得人情世事,是必修课,太要紧了。

  从"醋泡判决"到"大字报贴上天安门"

  对北京市属各单位来说,整风鸣放与反右斗争,相隔也就半个来月,动作慢点的单位,包括法院系统,几乎就是"相连"了。

  我没有参加整风。想法很简单:中央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我又不是党外人士,为什么要"自外"?因此大小座谈会一概不参加。重要的是,当时一门心思在工作上。肃反收拾我一年半,丢了的这18个月,想补回来,更何况律师于我是件新的工作。

  我没写过大字报,甚至没看过大字报。我所在的第三法律顾问处也没人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曾要求后勤备足纸墨,但没人写。因此,法院、司法局、律协三家,还有一、二法律顾问处,天天有人动员我,说这么大的运动,你不能按兵不动,来看看我们的大字报吧。我一直未为所动,后来禁不住人劝,又听说当时最有名的那张被呼为"醋泡判决"的大字报,是我的朋友陈建国写的,标题是《共产党员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很轰动,我觉得说不定会捅娄子,动了想去看个究竟的念头。不料这一去就闯了祸,走上"不归路"了。

  陈的大字报揭发了这么一件事:1956年,人大代表黄绍要来法院视察,调研反革命案件的审判情况。法院紧张了,因为1951年镇反时案子成批比较集中,有的没来得及写出判决,用军法处的名义以一纸布告替代,一张布告可以判处好多个死刑。你想,把人毙了,连个判决书都没有,太草率了!怎么办?于是补写,好应付人大代表的视察。但问题来了,补写的判决用纸新,一眼就能看出是补的,拿不出去啊。危难之时出高人。有个老法院的推事说,好办,用醋泡一下,而后晾干,就像旧纸了。陈建国大字报说,你们共产党用醋泡判决书来蒙蔽人大代表,"共产党员的良心到哪里去了"?他自以为"问"得很到位,美滋滋的。

  院长王斐然率先去看这张大字报,很重视哦,他对旁边人说:"我是先睹为快。"研究室的郭可宏听后反唇相讥:"怕是先睹为恨吧!"跟着,围绕陈的这张大字报展开了热烈辩论。有人激赏,有人反驳,争得不亦乐乎。我去看时,好多人围上来问我的看法,我坏就坏在嘴上,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党员讲党性,"良心"这个词用得不好,应该问,共产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么提,搞到哪里都不会有毛病。我哪知道法院"密探"也多,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马上就报到王斐然那里了,王的反应很有味道:"他到底在党内混过一阵子,就是比陈建国高明。"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信号,我混不多久了,连同陈建国!

  没过几天,贺生高召集党组扩大会,传达市委关于大字报的指示,总的精神是:一不提倡,二不反对。老贺解释说:"咱们是专政机关,有些问题带有机密性,不宜对外,要贴只能在机关内部贴,不准贴到外面去!"我跟他过于熟悉,平时又不注重上下等级关系,就有点不那么讲理地问了一句:"要是有人往外面贴怎么办?"他很不高兴,硬硬地回了我一句:"谁贴我处分谁!"

青年时期的张思之


  "别拿处分吓唬人好不好?"我至今也想不清我说这话的心态,其实根本没有"抗"他的意思。他却生气了,立马说:"你贴个试试。贴了就处分你!""我不给你贴,要是有人给你往天安门上贴一张,我看你也没办法。"

  党内怕是也有人"卧底"。市委书记刘仁当夜就得到报告,"张思之要把大字报贴上天安门!"谁报的?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已身处这场斗争旋涡的中心,前途只有一条:下沉了。后来我的右派罪行中有一条"主张把大字报贴上天安门",源头就在这里。现在当然一说就清楚,可当时呢?

  饭局也是阶级斗争

  好像一有运动,我就在劫难逃。天下事也就有那么巧,接下来的一顿饭局,竟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一天清早,我穿过石碑胡同朝长安街走,准备过马路去南长街我的办公室。一辆三轮车忽然在我身边停下,周奎正老兄腆着大肚皮跳下车,拦住了我,劈头一句:"有好吃的,去不去?"我说,有好吃的当然去。两个馋鬼碰一块儿了:"什么时间,在哪儿?""明晚,北京饭店。"然后我才问什么由头。他说:"欢送郭可宏,赵威候操办,到时候他会通知你。"

  我为什么一定要送郭可宏呢?郭与我曾经同在研究室工作,学贯中西,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对我帮助很多,是可以信托的朋友。他"二战"时当过远征军翻译官,肃反中为这段历史挨了整。夫人在上海工作,夫妻两地分居,一直恳求调回上海。我也屡屡请求老贺高抬贵手,尽快放行。老贺的回答非常干脆:"你让他走,我用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调动于是遥遥无期,几乎已是泡影。

  肃反之后,情况起了重大变化,郭可宏虽然没有政治问题,但因为受我牵连,又揭发不出我有什么问题,被整得很惨。为此去意更坚,老贺不好再留,同意放行。朋友设宴饯别,我当然得参加。根本没考虑《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已经发出了严重的信号!

  第二天晚上来到北京饭店,大家刚坐定,楼邦彦教授推门而入,夹着皮包,满面堆笑。楼当时以北大教授身份兼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又是九三学社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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