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邓力群的交往

○ 于浩成 口述 史义军 整理

 

  2015年2月11日下午,从媒体上获知邓力群已经因病去世,享年百岁。报道中给他加了不少头衔,如优秀的共产党员,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等。而记得胡耀邦去世后有人曾经希望给胡耀邦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

  我现在讲一讲我同邓力群的交往,他又是怎样因权力斗争的需要,由右跳到"左"的。

给邓力群当帮手

  我同邓力群相识是从1962年开始的。当时,他被派到公安部,帮助谢富治总结4年政法工作的教训。当时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部长,还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邓力群来公安部以后,部里派了办公厅主任刘复之和研究室主任俞雷,群众出版社总编辑于浩成帮助邓力群写这篇文章。邓力群一开始听我们汇报,俞雷讲各地发生的案件,尤其是讲到有些地方饿死人的事实后,邓力群受到很大触动。他听后就开始口述总结报告。记得他离开了座位,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边走边说。

  他说这4年以来全国各地的政法部门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犯了"左"倾的错误,他讲了很多事实,讲的时候从容不迫,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当时我对他实在是非常佩服,觉得此人确实不愧是一个大理论家。当时正在召开全国政法会议,各省市三长即公安局局长、检察院院长和法院院长都出席了。邓力群的总结报告在会议上传达后,引起很大的反响,讨论非常热烈。但此时忽然传来,毛主席看到了邓力群的总结报告,很不高兴,立即下令会议收回了这份文件。

  在此期间,邓力群曾经与我个别谈话,当时他还兼任《红旗》杂志的副总编。他跟我讲今后《红旗》有一些什么内部资料可以发给我,群众出版社有什么内部资料也可以跟他交换。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邓小平复出后,1975年在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政治研究室,由邓小平直接领导。这个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负责,后来增加了邓力群。这时候已经有很多人陆续从五七干校返回原机关工作。那时,我被公安部下放在葛洲坝,在那里工作了半年之久。当时一块去的还有公安部一局的一位处长,叫白浩。听说他的老婆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研究室,搞人事工作。白浩跟我说,你是不是可以调到那里去工作呢?我说我认识邓力群。他们就和邓力群谈了这件事,邓力群也同意我去。当时,造反派说我是假党员,组织关系还没有恢复。邓力群说要等待一段时间再考虑调动。

邓力群主持起草了政法部门最好的一份文件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力群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78年3月13日,我应邀参加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召开的讨论法学研究规划的座谈会。邓力群在会上做讲话,提到封建主义残余的严重性,法律同群众运动之关系,等等。那次,似乎是粉碎"四人帮"后同他第一次见面。

  后来,邓力群在社科院搞了一个双周座谈会,主要是社科院里边的一些人参加,外面也有些人被邀参加。邓力群邀请我也参加这个会。

  1979年6月22日下午,我在双周会上将张志新在死以前曾经被割喉管的事情讲出去了,当时大家都十分气愤,第二天《人民日报》理论部就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有这封信的原件:

  于浩成同志:

  昨天,在社科院双周座谈会上听了你的发言。其中谈到几个重要情况:一、辽宁省公安厅监狱在枪决人之前切气管的详情(包括怎么搞起来的,切了多少人的气管);二、出卖张志新烈士的告密者的情况(包括现在当了什么官);三、广西南宁市那位教育局负责人打死了人,升了官,而又去主持受害者的追悼会的详情。以上几点,请你分别写成材料,拟在本报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加以揭露。不知尊意如何?请考虑。

  此致

  敬礼

  《人民日报》理论部 

  六月二十三日 

  随这封信,还有《人民日报》王礼明给我写的一封信,请我为他们写稿。此后,我给《人民日报》写过多篇文章,有的文章引起了邓力群、胡乔木的不满,这是后话。

  在双周会议期间,我认识了刘宾雁和严家其,从此,就成为好友。后来,邓力群又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当时,为了解决党委不得再审批案件这个问题,他负责给中央起草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关于加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执行的通知》,后来被称为1979年的64号文件。为了起草这份文件,邓力群约了我和社科院法学所的王家福、李步云、刘铁年我们4个人,由我来担任组长。

  这件事,后来让凌云副部长知道了,他曾经找我谈话,说邓力群叫你去怎么也不通过我们?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他说你去吧,有什么事你回来汇报。这份文件起草后,邓力群找胡乔木,找了很多人参加座谈、修改。最后定稿报中央批准。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认为这个文件是政法部门工作以来最好的一份文件。可是后来,这份文件并没有编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看起来,这个问题在党内还是有争论的。我回到部里以后,办公厅副主任席国光找我谈话,说你们起草的这个文件不要党委来审批案件,这不是反对党的领导是什么?我说这是中央通过的文件,恐怕谈不到什么反对党的领导吧。

邓力群私下跟我打招呼,要我多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后在内刊上点名批评我

后来,我因为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和一些座谈会上,发表了很多不合时宜的言论,引起了邓力群、胡乔木的注意。

  1981年4月7日下午,在纪念邓初民的座谈会上,我和严家其都出席了。在会上,邓力群看到了我们,他就派秘书来告诉我们,散会后留一下,力群同志有话讲。散会后,邓力群对我和严家其讲要多写文章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算是私下给我们打招呼。

  4月20日下午,邓力群派人打电话来,叫我去中南海勤政殿他的办公室谈话,胡乔木也在这里办公。邓力群讲,你最近写了一些文章,有的写得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完全一致。有些话,你虽然说得对,但是中央还没有表态,你就讲了,这是不对的,讲早了也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不能比中央更高明。在他同我谈话期间,胡乔木来找邓力群。胡乔木见到我就跟我讲,说看过我的一些文章,并且认识我的父亲董鲁安,说我们的面貌还很像,保留了董鲁安的轮廓。胡乔木说,你的父亲,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在一起,非常好。他也说你以后要特别注意,要同中央保持一致。看起来当时他们是想劝说我,让我回到他们所谓的正确立场上去。后来彼此就渐行渐远了。

  1980年,邓力群也搞了一个研究室,原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这个研究室编了一个说文件不像文件,说刊物又不像刊物的《情况通报》,经常点名批评一些人。

1986 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出席群众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
站立讲话者为于浩成


  1983年11月15日,《情况通报》第335期多次批评我所在单位群众出版社,并点了我的名字,如说有些书宣扬色情、淫乱。"其中公安部下属单位群众出版社出的一书问题尤为突出,全篇都是赤裸裸的性交、性技巧的描写。如果仅仅是供公安部门研究国外间谍活动,加以删节,做参考之用,严格控制,少量印行,不是不可以的。但是竟印18万册之多,向全国广泛发行,这种做法,理应受到批评和制止。中宣部早就指出这本书的严重问题,但群众出版社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前两年,一些出版社以介绍"大众化文学"为名,掀起一股出版外国惊险推理小说的热潮。据统计,两年的时间,全国共出版了100多种这类作品,印3000多万册,仅群众出版社一家就出版了30余种,印1300余万册。其中,《福尔摩斯探案集》共印了820余万册。英国作家克里斯蒂的作品,先后出版了30余种,印数百万册。""对于竞相出版外国惊险推理小说的问题,中宣部出版局和原国家出版局,曾多次向有关出版社打过招呼,并于1980年3月发出停止出版这类读物的通知。对问题突出而又不听招呼的群众出版社(总编辑于浩成),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宣传动态》对他们进行通报批评;中宣部给公安部党组去信,建议他们检查群众出版社执行出版方针的情况。从而使这股"外国惊险推理小说热潮"基本刹住。今年,群众出版社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又先后出版了日本推理小说《追捕》,除此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出版社出版这一类作品。"此后,我被出版管理部门多次批评,在部里多次检讨。

邓力群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发了我的材料,我差点成为自由化的典型人物

1985年2月8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从创作自由到学术自由》一文,在这篇短文中我批评:"一些受过去"左"的思想影响较重的人,往往仍然习惯于以政治斗争为纲,留恋于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处理人们思想领域中的问题。他们对于某些文艺作品和学术论著中的问题,往往改变不了过去一向采取的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点名批判、无限上纲、围攻、撤职……行政手段和过火斗争。"接着我讲道:"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只能通过民主讨论的方法,使用粗暴斗争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即使用杀头的办法也不行,因为这个人的头杀掉了,思想还在另外一些人的头脑里装着,你总不能把许多人都斩尽杀绝吧。"最后我讲道:"批评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能只让一些权威人士有任意批评别人的权利,而一般人只有挨批评的份儿,没有申辩的权利。"

  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曾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的一位中国法学会的领导人就告诉我说,中宣部有人对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有意见,说文章的前一半是为王若水翻案,而后一半则是攻击胡乔木、邓力群。当时新闻界和理论界几乎尽人皆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名理论家王若水因参与撰写并发表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年大会上的讲话而遭到围攻和撤职,而且一直不准发表他为自己辩护的文章。其实我写此文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非针对具体某个人,没想到竟有人"对号入座"。但由此亦可见,我由于一向口没遮拦,毫无顾忌,确实得罪了邓力群、胡乔木等人,并且结怨愈来愈深。

  当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常把王若水、李洪林和我的言论印发出来,通报有关部门和作者所在单位。记得1985年邓力群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发布的自由化分子罪行资料,就把我和李洪林同刊一期,可惜记不住是哪一期了。

  后来,我因《镜报》的事件被罢官,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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