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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斗胡耀邦

老 鬼

 

  日月如梭,耀邦一晃就离开我们20年了。

  我还记得大约是1964年,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第一书记在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的长篇报告。当时所有渴望进步、渴望入团的中学生们都曾反复阅读和学习这个报告。我也如此,拼命的自我革命。那时候打心眼儿里以革命为荣,以革命为美。所以狠挖自己总跟人搞不好关系的根源,向灵魂深处的私心杂念猛烈开火。不断地、相互比赛地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揭发,自我批判。

  我是学生,学习却不好。怎样证明自己革命呢?就特别渴望参军打仗。当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觉得考验和表现自己革命的机会到了。在运动中紧跟“伟大领袖”,紧跟中央文革,紧跟《人民日报》,为当个红色打手、红色暴徒、红色造反者而积极努力。

  1967年初,在动物园旁的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一场首都中学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大会。当时是首都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通知我们学校红卫兵的,要选派十来个人去担任押解黑帮上台的任务。因为我穿一身军装,比较健壮,荣幸当选。

  记得耀邦是被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来的。他身穿一件黑呢子大衣,个子出奇的矮,大约要比我矮半个头。身体瘦小。下车后,他表情平静恬淡,挺着胸脯,在我们几个人的围簇下从旁门走进展览馆剧场后台。一路上他默默无语,就好像去上班一样从容不迫,镇定自若。

  “三胡”他是为首的,要被第一个押到主席台前。我和另外一个红卫兵(记不清名字,肯定是我们47中的),各揪住他一侧后脖领,攫着他一条胳膊,把他喷气式状押到台前。随着他的出场,下面黑压压的中学生高呼口号。

  到台上站定后,我们两个押送者就松开他的脖领和臂膀,让他自己独自站立。我们则站在他身后。耀邦默默地低着头,双腿站的笔直。我们看押者每隔20分钟左右就换班休息,另外一批红卫兵上来接替我们看押。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的小伙子,站一会儿腿和腰都觉得累。耀邦他们三个“黑帮”却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立正站着,其疲累程度可想而知。

  来自各个中学的代表一个又一个上台,义正词严地发言批判“三胡”。由于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很多来自团中央,所以北京中学生对团中央意见很大,憋了一肚子怨气,就把怒火撒到了“三胡”身上……

  这次批斗会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20年之后,1987年初,当听到耀邦辞职的消息时,心里非常非常难受。这时候,我对耀邦已经有些了解,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我知道,1979年贵州有个“启蒙社”最先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贴出了大字报,揭露极左政策,被当时的公安部门认为反动组织。耀邦却主张用教育的办法,温和地解决这个组织问题,受到公安部坚决反对。

  我知道,他曾接见过四五天安门事件和西单民主墙下的活跃人物。这两位青年都被公安局挂了号,属危险分子。一般干部都不敢沾他们,高级干部就更躲得远远的了。在当时的中共政要中,耀邦是唯一接见过他们的中央一级领导。

  我知道,他同情民众疾苦,积极大胆地为很多冤假错案平了反。比如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问题、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河北的伊玛尼党冤案以及刘少奇、彭德怀等大冤案。当他向邓小平提出要给61个叛徒集团平反时,连老邓都没想到,有些惊讶地问:“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最可贵的是那61个叛徒集团之中还包括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初曾把挂职到陕西省委主持工作的耀邦整得死去活来,被迫灰溜溜离开陕西。但当刘澜涛被打成叛徒后,耀邦却毫无芥蒂地花大力解救他于水火。

  我知道,他待人宽厚,从不落井下石。老红军、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吴自立曾在40年代的延安干部会上当众嘲讽他:“我参加革命那阵,你还穿开裆裤呢。”把耀邦骂个狗血淋头。后来吴被打成“彭德怀分子”,197270多岁了还遭尽毒打关押,特地给毛主席写信,派儿子去送。儿子找到了耀邦。当时耀邦自己还没解放,却不怕犯“包庇彭德怀黑干将”的错误,也不计较吴自立与自己私交不好,积极帮助转交信件,终于改善了吴的处境。

  我知道,他对老战友的孩子有情有义,所有受苦受难的老战友子女他都热情相助,从不刁难摆谱不理。他家成了落难子弟的庇护所,本人前妻之父曾涤原是王震部下,文革中被中组部郭玉峰迫害致死,孩子全流落外地。其母为孩子的调动费尽心血,找过王震,得到的却是一堆官话,毫无用处。无奈之中又托人把材料转给耀邦,耀邦当即批示将曾涤小女儿从广州189医院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门诊部。

  我知道,耀邦是个孝子,真诚善良,襟怀坦白,从不戴假面具,装模作样。听说父亲死后,他像个孩子一样在办公室里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新来的秘书推门进来,他什么寒暄话也没有,就是痛哭流涕,完全失态。令秘书大吃一惊,感到这个首长“不深沉”。

  他曾经说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如此人际关系才能融洽。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人不设防,有时候那么单纯,一点不油,根本不像个政治家。这样的好人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真是一个奇迹。他在中国当代历史上顶天立地。

  19871月某天晚上,我从广播中得知耀邦辞职的消息。思绪起伏,心情抑郁,非常痛苦。再没心思玩摩托车了,当即就把摩托车卖掉,以至于被老婆臭骂一顿。

  这年年底《血色黄昏》出版之后,我感觉应该送给已经下台的耀邦一本。让他知道,当年在批斗会上曾经押过他的人,现在对他充满敬意和内疚。

  中央大官,我的书只送给了耀邦一个人。当时也并没奢望能得到什么回音。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给我转来了一封来自广西的信,有位自称李洪欣的在信中写道:我岳父孙洪泉(广西自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是耀邦同志的老部下。当耀邦在南宁的时候,我们多次到耀邦住处看望。闲聊时耀邦曾问我认不认识老鬼,我说不认识,但能找到他。耀邦说:请你转告老鬼,他给我的书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谢,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真让我万万没有料到。

  这是1989年春他逝世前所发生的事。每逢想到此,就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悲伤。耀邦多么平易近人啊,对我这样一个崇尚武力的打手,曾经押过他、撅过他的红卫兵造反派,本可以置之不理却不置之不理,还认认真真地托一个年轻人捎话。

  耀邦的肉体生命虽然没有了,他的精神生命犹在。他自己曾说过:“我本来不是当总书记的材料,而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特殊的岗位。”

  但唯他这个总书记却干得最好,最得民心!唯有他这个当众痛哭,“不深沉”的总书记最受广大民众爱戴!他永远不孤单,他的好评如潮,他的名字万古流芳。

  (作者原名马波,又名老鬼,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艺出版社、法制日报社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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