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欠下的良心债

王 瑛

 

  2004122日晚2245分,父亲走完他76载的人生之路,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奇怪的是,父亲的眼睛久久不能合上。我用手轻轻摩挲着父亲的眼皮,默念道:“爸,您就放心走吧,妈妈有我们五个儿女照管扶养呢。”念叨了多次,可父亲眼睛仍然不闭。倏地,我想起父亲晚年跟我说过的一件事,就又默念道:“爸,您放心走吧,李婶(李工的老伴)的300元生活费,我们保证按月打过去。”听完这个默念,父亲才慢慢地合上眼睛,仿佛了结了一桩永远的心事——

  什么是父亲永远的心事呢?

  父亲一生中心中最痛、良心永远不得安宁的一件事,就是在1957年把一个业务技术骨干打成“右派”,并殃及后人。

  晚年的父亲常常被这件冤案错案折磨得坐卧不安,夜里难以入眠,以至死不瞑目——

  那是1957年,父亲担任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起初是搞“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岂知,这是“引蛇出洞”。《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于是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抓“右派”运动。

  当时抓“右派”,上级都按知识分子的人头给基层单位下达比例指标。既然有人为制定的比例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是不顾客观实际,那肯定有冤屈的,有倒霉的。凡完不成“指标”单位的一把手(党委书记)轻则摘乌纱,重则要戴顶“右派”帽的。

  父亲所在的企业是个生产任务很重的单位,“鸣放整风”基本上走了个过场。因此想从言论和文字上抓出“右派”是根本不能的。而上面又催逼得很紧。一个逾千人的大单位不可能没有一个“右派”吧?英明领袖早就有科学论断: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那些天父亲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抓不出“右派”,不仅乌纱帽难保,而且还会被扣上包庇“右派”帽子,以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那段时间,父亲一回家就心事重重的样子,阴沉着脸不说话,独坐在一个角落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无奈之下,父亲就从人事科调阅全厂所有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档案,要从档案里抓“右派”了。父亲的原则是:“现行言论”没有就查历史,历史没有问题就查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父亲查来查去,只有一人符合以上条件。此人就是厂里的副总工程师李万钧。他是建国初期清华大学毕业生,只是家庭出身资本家,舅父又在台湾空军任上校军官。父亲对他实在是下不了手啊。因为李工是单位的技术权威。全厂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唯有他亲自下手才能解决。

  父亲单位“右派”名单迟迟报不上去,而上面一催再催,以至下达最后通牒:当下抓“右派”就是政治任务,就是大局,今天18点以前抓不出“右派”来,拿你这个党委书记是问。父亲看看表,已经是16点多了。父亲的思想激烈斗争经历了一个多小时。那是痛苦斗争的一个多小时,是天使与魔鬼的争斗,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斗,是个性与党性的争斗……

  最后,父亲一咬牙,在18点整时,把李万钧推出去了。然后父亲对着苍天祈祷着:李工实在对不住了,我也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啊!

  父亲是解脱了,李万钧倒霉了,祸事接踵而来。先是被戴上“右派”帽子,驱赶到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最倒霉的还是他的独生女——李平,当年高考,分数超过北京大学录取线20分,只因受父亲“右派”问题的株连,政审不合格,被退档,不予录取。

  “文革”当中,李万钧这个摘帽“右派”又被拉出来当作死老虎遭到暴力批判。等到1979年被平反昭雪后不久,李万钧已到了肝癌晚期,不多久就在剧烈的疼痛折磨中离开了人世。

  从李万钧走后,父亲每月就到邮局给他的老伴寄20元生活费(一直匿名)。随着物价上涨和薪酬的增加,从2000年以后,父亲每月给他老伴卡上打300元,雷打不动。逢年过节还要多打200元或300元。父亲以此来化解良心上的不安,抚平心中的痛。

  李工女儿李平的日子过得更凄惨。李平中断升学之路后,只得到一家街道办的手工作坊上班。一个“右派”的女儿,在政治上株连的社会里,遭受到的只能是歧视、冷眼、伤害……你再有才华又能怎么样呢?

  一个三五十人的街办小厂,说塌就塌了,李平失去了工作。她的婚姻也很糟糕,丈夫是个酗酒狂徒,喝完酒就要撒酒疯、打老婆、摔家具……李平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弥留之际,父亲沉痛地说:“无论做什么事,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做的事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人,不能做亏心事,做了亏心事,一辈子都会心痛和不得安宁的……”

作者为大同铁一中高级教师

(责任编辑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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