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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心的报应

何琼玮

读了《炎黄春秋》201111期上胡治安先生写的《章乃器:政治运动中不失君子本色》一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再读再思,一阵阵自责和良心的拷打油然而生,我痛苦地回忆着,反思着……

那是19577月,我在杭州参加浙江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期间,突然接到一个重要通知,命我参加“章乃器专案小组”。我顾不得会演中即将演出由我创作的温州乱弹(现为温州瓯剧)、长达200多分钟的六场大戏《高机与吴三春》,抱着对党无限忠诚,对反党分子章乃器万分愤恨的动机,急忙忙赶赴青田,采访撰写有关章乃器借回乡视察之名行反党之实的揭露批判文章。在途中,我也自问:章乃器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坚持抗日,拥共反蒋,建国后,在上海帮党克服经济危机,在粮食部部长任上,也是做出过贡献,怎么会是一个一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人呢?难道他是一个伪君子?因为世上的确存在着一些伪君子。这些疑问,均被我对党的忠诚与信任而释开了。

到青田后,我造访了青田县委、县人委有关负责人,说明这次来青田的采访任务,是搜集有关反党分子章乃器回乡视察的罪行。县领导指派邢副县长陪同我一起采写。先由县公安局提供章乃器于19566月间在青田视察的一些资料,然后按图索骥地随同公安局人员去小源等地走过场。我是遵循我国大文豪的名言——“有罪之人,言者有罪”的教诲,去撰写青田人民揭发章乃器的罪行。不一日,文章写好,主题是:“借视察之名,行反党之实”,副题是:“青田人民揭露章乃器罪行”,全文共分四节,即“章部长‘察访’,反动派吐气”、“大赞特务‘功绩’,为犯罪人乞怜”、“猫哭老鼠假慈悲,煽动农民投‘炮弹’”、“群众擦亮眼睛,一致声讨罪行”,共计1200多字。很快,新华社发了署名通稿,除中央大报头条通栏刊登外,省报也都在显著版面登载全文。文稿见报后,我收到了不少稿费,还沾沾自喜,沉浸在为党做了贡献的幸福之中。

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我做党的驯服工具,揭发章乃器罪行见报的七个月后,即1958年的春天了,全国反右运动宣告结束时,本单位20多人中,已划出包括二、三把手在内极右分子4名,反革命分子2名,而领导仍嫌不足,还要深挖。于是,我这条小鱼也在“补课”中被钓了出来。一天,领导找我谈话,说上级领导考虑你在反右运动中表现良好,如揭发大右派章乃器罪行等,所以对你从宽处理,不批斗,不戴帽,但有个前提,你要揭发你们集团另一核心人物殷某某,还要具体罗列你们反党集团的大罪行。我当时大吃一惊,全蒙了,便问,什么大罪行?领导拉长了铁青的脸,说,那问问你自己,如复辟资本主义,如篡党夺权等都可交代。我吓得几乎瘫倒了,说让我回去好好想想,好好想想。领导说,好,是要好好想想你的政治前途和你的家人。谈话结束后,我没有回家,竟到东南剧院去看戏。到午夜,我才回家,见单位里的反右健将坐在我屋里。他们见了我,便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我们走了。我不解地问,你们等我?他们说,我们以为你自杀了呢!我说,我为什么要自杀。他们说,那好,那好,我们何时来拿你的揭发交代材料?我说,不要等,现在我说你记。于是,我像编戏一样编造了吴林叫我去民主党派活动,与党分庭抗礼;编造了吴林叫我去筹办资产阶级机关报等等“罪行”。他们听了记了,十分满意,临走时,对我说,明日是批斗你们集团的核心人物殷某某,领导叫你在会上揭发他,叫他承认是反党集团的核心人物。于是,在那次批斗会上,殷某某交代了一些如党性不够强等鸡毛蒜皮的事。领导正色地说,殷某某不老实,负隅反抗,现由其集团成员何某某来揭发他的罪行。我便应声而起,说:殷某某,你是我们反党集团核心成员,你还不承认?话未落音,只听“砰”的一声,殷某某瘫倒了。(其实,殷某某早已调离本单位,到宣传部当秘书。)

当时,我为什么违心地瞎编罪行栽赃于人呢?除了奉命外,便是借机立功逃命。但是,命中有你的,逃也逃不了。没多久,我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送到丽水林场劳动。从此,我被打入另册。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中,我曾被变相监狱关过4次,短的1个多月,长的7个多月,关我的罪名繁多,先是说我是郑伯永黑线人物,后擢升为周扬黑线人物;为胡风分子叫屈,为彭德怀翻案。“文革”中,先说我为“走资派”摇旗呐喊,后又说我是勾结“四人帮”的双皮老虎;甚至连蒋介石从台湾放来的热气球中的反动传单,也说是由我接收发放的……

20年的漫漫岁月,使我这个从十几岁就参加党领导的游击队抗日的少年,经短暂的青年,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了,这是为什么?不能怨天尤人,只恨自己写了违心文,说违心话,自己酿制的苦酒,只能自己喝下去。如果,当时我也像章乃器那样“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人民代表可以不当,委员、部长可以不做,人还是要做的。“宁可站着死,决不能跪着活”,情况可能不一样。更可贵的,章乃器在批斗时说的那句话,对我来言,更是振聋发聩的名言:“我不愿意颠倒是非以对人,也不能泯灭是非以对己。”世上,没有如果,只有现实。我直到1979春天右派改正后,刚过知天命之年,接到老首长李铁锋的来信,叫我先学会做人,再学会革命。从那以后,我才在思想上稍有点滴觉悟,才觉得做人的真实意义,不管如何,决不能突破做人的起码底线。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了,再不能说违心的话了,再不能写违心的文了,我要说句良心话:“章乃器真不失为‘七君子’中铁骨铮铮真君子,而我这个斯大林所说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却是个脆脆软肋的凡夫俗子。”

 

(作者为离休干部,曾任温州市文联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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