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在五七干校打人深感愧疚

施 亮

1969年冬,我才上初中一年级,随父母去了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那里的子弟斗殴之风正盛。这是时代风气使然,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秩序混乱,暴力成为时尚,小流氓也成了明星,好勇斗狠也成“战斗精神”的标志。斗殴成为那个时代的时髦。

我自小生性怯弱,没有动手打过架。到了文化部五七干校后,混迹于这群同学间,也不得不靠拳头来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了。与同学斗殴,与外单位的孩子们斗殴,一次次斗殴接连不断,成了我们枯燥生活中富有刺激性的“业余娱乐”了。有一次,我与一个同学打架,抄起铁锨朝他劈去,幸亏他躲闪得快,否则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好友宓乃责备我:“你简直是疯了!把人劈死怎么办?你知道吗?杀人是要偿命的!”我却嫌他嗦,回应道:“不是没劈死吗?废那么多话干吗?”

疯狂是能够上瘾的。当人的那些粗野劣根性泛滥开来时,则再难以抑制向残忍暴虐发展。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家属子弟任谅也过来上课了。我与他已经相识,彼此相处还可以。可是,那时商务印书馆的家属子弟极少,十四连的一群男孩子仗着人多势众欺侮他。上课时,常有男生在背后突然打他一拳,他回头张望,大家却装得若无其事模样。任谅孤零零一人,也无其他同伴相助,只好忍气吞声。而我们这群男生则以欺侮他为乐趣,动辄拳打脚踢,找个小借口就将他围殴一番。

一天下午,我们这群中学生从湖里下工回来。我不知从哪儿捡到一根铁链子,从后面用铁链子抽打他。抽打一下,他的后脊背疼痛地一痉挛,同学们一阵哈哈大笑。我也更得意洋洋了。又狠抽一下。他仍然没有回头,仅用手捂住肩膀往前走。

“哈,你可真是禁打又禁踹!你是个木头人吗?”我说着,又抡起铁链子抽他一下。

他猛然回首,用一双发亮的眼睛盯住了我,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我的手颤抖了,再也举不起铁链子。我虚弱地喊一声:“你,你干吗?”我的心中却有着难以言说的颤栗。

以后没两天,任谅再也不来这个课堂了。他的父母想办法又把他送回北京上学了。

几十年过去,许多人与事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忘却了,唯有任谅那双饱含泪水的眼睛,我却永远难以忘怀。想起此事,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之感,想悔恨地说一声:任谅啊,请你原谅我吧!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人类间的许多罪恶,譬如恐怖主义、凶狠的暴力行为、兽性的残杀等等,其实与人的思维是无关的,只不过是瞬间的手足活动。因为,邪恶就隐藏在人性之中,互相残杀是人类无可躲避的宿命。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这岂不是说人的本性中,兽性还是终将会战胜人性?即使文明发展也无济于事?但是,回想起自己少年时代那一段日子的嗜好暴力、野蛮残忍的种种行为,我悚然心惊,又给自己设立一个假设,如果我也是“红八月”中的红卫兵,手里也有一根军用皮带,会不会就把它抽向所谓的“牛鬼蛇神”老人们头上呢?

我必须痛苦地承认,会的。

到了春天,原住咸宁县城共产主义学校的大批小学毕业生回来了,向阳中学也扩大了,有了近百名学生。我们被交给了文联管理,新转学的那批学生们无处上课,在大队粮仓隔出一个角落当教室。而初二和初三年级的教室,也只是20来平方米的两个房间,自然比不上大城市的教室,甚至比乌龙泉公社的农村学校教室还要紧巴一些。

我被学校任命为排长,成了学校的小干部。还主持出版红卫兵壁报、黑板报,经常主持各种批判会与讲用会。我变成了一个“好孩子”,脑袋里的政治意识又强烈起来。其实,由于时代氛围的浸染,自己思想深处的极“左”影响一直存在。我在乌龙泉公社中学也当过学生干部,还成了公社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我经过一番讲用后,主动转变思想,不再参与打架斗殴,可又陷进流行意识形态的偏激情绪中。

那一年“双抢”时,农活非常忙碌,向阳中学的一批学生们也成了各连队觊觎的好劳动力。但是,向阳中学既然归文联管理,虽然也轮流去各连劳动,还是帮助文联干活儿更多一些。这自然引起其他连队的不满。父母的情绪多少也影响到了孩子们。一天,我们又去帮助文联的大人们插秧,午餐仅每人两个馒头,一些熬白菜。与其他连队招待学生们的丰盛午餐差别太大了。同学们趁机发泄了不满情绪,将馒头咬几口乱扔,故意把没吃完的剩菜倒掉。收工时候,校长向全校同学讲话,很生气地批评了这种现象。同学们不满情绪却更高,下面一片乱糟糟的议论。

我的同学王岗,他的父亲是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士菁先生。他在壁报上写了极短的一篇小文,大意是讲那天同学糟蹋饭菜是一种情绪的反映,校长为何避而不谈这种情绪呢?我们这批学生归文联管理,但不是供文联驱使的劳力。这就把窗户纸捅破了。学校管理方面挺恼火,要各班讨论此事,实际上是发动批判王岗。

我积极响应学校号召,与另外两个同学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此文由我执笔,对王岗的那篇小文上纲上线,什么“浪费粮食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啦,“为这种可耻行为辩护就是更加可耻”啦,还指责那篇小文含沙射影攻击学校领导,是何居心?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学校领导当然是很高兴,几次在大会上表扬我们。多数同学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但是,这场不大的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大队领导决定,全体学生都放农忙假,回到家长所属的连队去干活。大人们的不满情绪也就缓解了。

但是,我与王岗却产生了芥蒂。我的思想里有某种偏激成分,认为同学们浪费粮食本来就是不对的。我自己是坚持原则,不怕别人议论。其实,自己内心深处也有功利性目的。我是学生干部,倾向性地站在学校领导一边,带有某种迎合的意味,却伤害了自己的小伙伴。在某种程度上,我自愿地成了小小的“政治打手”。

父亲施咸荣对此事很不以为然。一天吃晚饭时,他脸色阴郁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写的这张大字报影响很不好,咱们十四连很多人跟我提起这事,不赞成你的做法呢。”他又叹一口气说:“唉,我跟王士菁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让我怎么面对他呀?”

我一梗脖子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摆出一副很“原则”的脸孔说:“王岗还是我的同学哩。哼,跟不良现象就得斗争嘛!”

父亲瞪了我一眼,还想说些什么,可又把话咽下去。他阴沉着脸不再搭理我。

这是我一生中的又一件愧疚之事。它也是极具有时代色彩的,可说是又一种“疯狂”吧。那时的人际关系,不是提倡宽容及与人为善,而是以所谓“革命”的名义,动不动就来一场斗争批判,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斗来斗去的政治疯狂病。我也是不自觉地成为这种“政治疯狂病”的感染者,以至于不惜向自己同学发动“批判”。

我以后也曾经有过假设,倘若自己年长10岁或20岁,恰好有一位极有权势的大人物看中了我,命我去写那些具有政治杀伤力的大批判文章,那么,我是否就会很高兴地应命去写呢?我会不会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仅为自己的飞黄腾达,就像姚文元、戚本禹那样用笔去杀人呢?

我也必须痛苦地承认,我也会的。

 

(作者为北京作家)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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