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阎长贵


陶铸(1908~1969)



  在“文革”中,最早在北京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上海市时代中学高中生陆荣根。他于19661120日,在东城沙滩中宣部办公楼墙上贴了长达一万多字、题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121日又在中宣部大院内贴出一万多字的大字报,题目是《再向陶铸开炮》。对这两份大字报我没什么印象了。还有一张有相当影响的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与我有直接关系,其情况和过程如下所述。

大概是1966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大学同学和他们单位的几个人,寄来一份材料,题目叫做《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其中历数陶铸从19666月到中央工作以来各次讲话的内容,指责陶铸:(1)是中央某些机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键人物;(2)是扼杀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角色;(3)玩弄折中主义,充当极少数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物的“护法神”;(4)把矛头引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请示戚本禹怎么办,他看后告我:“太长了,摘要送首长阅。”这份材料确实很长,大概有一万多字,我让江青办信组一个字写得比较好的同志做了摘要,压缩到三四千字,并抄在八开的稿纸上,送给江青。不几天,戚本禹把这份材料退给我,见上面写着江青落款的“送主席阅”,在“送主席阅”几个字上有个圆圈。这一看我心里明白了,非常高兴,我们整理的材料毛主席看了。

在退给我材料时,戚本禹突然问我:“他们敢不敢贴出去?”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既然敢寄来就敢贴!”

戚又说:“告诉他们可以贴出去,如有什么事情找我。”

戚本禹话说得斩钉截铁。我心想戚本禹肯定是从江青那里领来了什么指示,或做了什么研究;而我当时从思想到行动是紧跟他们的。于是,我立即将这个意思用电话通知了我的同学,并告诉他我的电话,让他有什么情况告诉我。19661219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包括我那位同学在内的五个人贴出《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结果,这张大字报遭到许多人反对。大概20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女同志(名字不记得了)给我打电话,说我那位同学他们因为贴陶铸的大字报受到围攻,他们的大字报被说成“反革命大字报”,还有人写出大标语:“谁攻击陶铸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砸烂他的狗头!”请求帮助,并把她的电话也告诉了我。我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戚本禹,他说,“好办!我收到过教育部同志的信,我给他们写封回信,你用电话告诉他们。”很快戚本禹将一封他拟好的短信给我,我用电话通知了他们——这就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61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上保存下来的《戚本禹同志十二月二十日给教育部等五位同志的信(电话记录)》,略去抬头,信的全文如下:

你们几次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因忙于其它事情,一直没有答复你们,请你们原谅。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关于……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的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的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戚本禹 

196612.20

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的出笼,上下配合很紧密,大字报贴前受到戚本禹(也包括我)怂恿,而大字报19日贴出,20日戚本禹就写信支持。这期间的联系就靠了现代通讯工具——电话;否则,上下联系如此“神速”和频繁,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明显,心态十分自觉。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最大、最严重的错误。戚本禹的信貌似温和,实际上把陶铸置于不受保护的地位。所谓“可以写大字报”,就是可以打倒。这封信确实是他自己写的,仿佛没请示江青(当时戚本禹住钓鱼台十六楼,江青住十一楼),也没有和谁商量(恐怕亦非戚本禹“胆大妄为”,他一定有所“本”——重要的“本”;对此,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封信在我用电话通知他们后,可能当日就抄出,贴在中宣部院内图书馆前用以张贴大字报的席棚上。这封信的作用非同小可,它立即解放了我那位同学等五人。他们写的那张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以及戚本禹那封信,离196714日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仅半个月时间,很难说这二者有什么联系,但这张大字报,特别是戚本禹的信,可以看作是陶铸将被公开打倒的又一个信号。此后,各文教单位关于陶铸的大字报就多起来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造反派们组织的“批陶铸联络站”成立起来了。“打倒刘邓!”也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我除了积极支持这张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之外,还做了一件反对陶铸的事情。大概是196716日或7日,戚本禹叫我给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林聿时(也是关锋的朋友,“撒仁兴”三人集体笔名成员之一)打电话,他口授我用电话传:你们可以给汪东兴打电话,要求把陶铸揪出中南海批斗。林聿时答:“好!”接着他跑到《红旗》杂志社找到周英(关锋的妻子),用红机子给汪东兴打电话,汪生气,把《红旗》杂志社的红机子给掐了。事后,关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是《红旗》杂志的常务副总编,我的老师,当时住钓鱼台15号楼)把我叫了去,严厉地批评我:“你看,你们(指我和戚本禹)出这种馊主意,汪东兴把《红旗》的红机子给掐了,你看怎么办吧?!”我无言以对,只能静静地听他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关锋并不是不同意把陶铸揪出中南海,而是戚本禹的主意让汪东兴掐了《红旗》的红机子损害了他的利益……

再有一件事,就是我说了很严重、很错误的批判陶铸的话,在196728日地质学院部分师生座谈会上,我说:“朱(按:朱,是朱成昭,地质学院的学生,该院东方红第一届头头,也是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发起人之一,并任第三司令部的第一届头头)讲斗争对象不是揪出来,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这是错误的。陶铸、刘志坚、周荣鑫,中央文革点名前,就不知看了多少大字报,收到多少信揭发问题,1219日在教育部,有陶铸的大字报,直到14日陈伯达公开点他的名。1230日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陶铸还是那个态度,两面三刀,背着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做坏事……”

上面所说我在打倒陶铸过程中所做的几件事情,当时都是诚心诚意做的,没有被谁逼迫。为什么这样?我对毛主席基本上是柯庆施所说的:“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毫无保留地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认为中央真正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头上,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处在危机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政权。我贫下中农出身,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有深厚感情,心想:“夺取政权,咱没赶上(因为年龄小),保卫政权,决不能落后”——这就是自己当时的想法和决心,是自己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根本动力。在打倒陶铸问题上,我也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仅相信毛主席的话,也相信江青、陈伯达和戚本禹的话。总之,一句话,我当时没有一点独立思考,随时随地都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话(包括只言片语)牵着鼻子走。

陶铸女儿陶斯亮看了阎长贵这个忏悔的草稿后给阎长贵写了信,摘要如下:

长贵同志:

文革是党和国家的灾难,就大多数人而言并不存在个人恩怨。我也作过错事,如在天安门向主席告邱会作的状,致使全军文革垮台。但这不妨碍我与邱会作儿子友好相处。文革中,我也必须要喊打倒“刘邓陶”,何况您?

其实您比我更惨,我好歹没有离开部队,没有丢掉专业,你可是实实在在在秦城蹲了七年大狱啊!但你不记私仇,仍能客观公正对待江青,让人感佩。记得谢晋有感于对审判“四人帮”之某些遗憾,曾想拍部影片,试图客观反映那段历史,惜未能如愿,但这足以说明他是个有独立人格和判断精神的人。我敬重这样的人。

你不是已著文讲陶铸是如何调中央的了吗?可以了,我同意你的提法。

陶斯亮 2012.3.23 

 

长贵同志:

我因连续出差,又想认真对待您的文章,故迟迟没动手回复,但愿不会引起您的误会。

读了您写的“陶铸究竟是如何被打到的?”一文,再次被您客观公正的史学态度所感动,我基本同意你的论述。

我完全赞同你关于我党一些文革材料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说法,包括我的一些文章(母亲文章都是我写的)。我们总是在强调要实事求是,可永远也做不到实事求是,这真是困扰我党的一个悖论。江青纵然作恶多端,但说她反党反毛泽东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

我曾对江青恨之入骨,认为我们家破人亡皆因她的陷害。但慢慢地我开始理性思考文革,觉得这种将文革浩劫一股脑推给江青和“四人帮”的做法,善意的解读是为尊者讳,但这种一推了之的做法,不可能彻底清算文革遗毒,致使极“左”思潮坐大坐强,因此,温总理忧虑文革回潮并非空穴来风。

我父亲没有读过几天书,更不精于马列理论,但偏偏生就一副诗人情怀。他热情似火,富有激情,有着湖南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这个没有刹车只知隆隆前进的坦克车,却特别钟爱文化人,自己也喜欢舞文弄墨。他这样的人,与中央文革那批秀才相处是注定要吃亏的。胡耀邦曾经对我母亲说:其实主席不喜欢陶铸这样英雄主义的人。具体的解读就是主席不喜欢像陶铸这样争强好胜的人。这里我特别想提一句的是,在给陶铸罗织的所有罪名中,只有一条是不冤枉他的,那就是“形左实右”。这点毛已有看法,而文革证实了陶铸的确是“不老实”,不可靠的。所以,我同意你的结论,最后下决心搞掉陶铸的只能是主席。但主席不愧是权谋高手,在陶铸倒台的前夕还找他谈话,安抚他,还批评了几句江青。可怜的父亲,至死都宁可怪罪自己辜负了主席而不会对主席有丝毫的怀疑。弥留之际还向医护人员明志: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啊!我为他的忠诚所感动,更为他的愚忠而叹息!


相关链接东方网新华网中青网凤凰网21CN新闻中经网中广网南方周末博客日报新民网中国网大洋网南都网中华网
凯迪网南方网文新传媒人民网中新网文史天地星岛网千龙网环球网
E_mail:yanhcq@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