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

张红兵

方忠谋像(19563


 

               197048日固镇县公检法军管组作出对于方忠谋的刑事判决书。


 

1970214日张月写的检举揭发方忠谋材料

 

 

妈,在安徽五河县锦绣兰庭小区家里的书房,不孝之子我关起门来,面对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您的照片跪下了。我的双眼含着热泪,哽咽着给您写这封酝酿了34年的信。

在佩兰姨和梅开舅推动下,197910月,我为您的冤案申诉要求复查平反时,写了如下日记:“我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洗掉母亲脸上的血污”。我萌发了学习法律,当一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律师念头。

我有千言万语向您诉说,现在是时候了。

1970213日夜晚,在安徽固镇县卫生科(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驻地)院内的家里,因您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翻案、发表对中共与其他国际共运政党之间外交政策看法、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焚烧毛的画像等,被我和父亲张月昇检举、揭发。

当时您在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当副主任。尽管仅在家乡安徽枞阳县菁华中学初中读书一年,但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您发表的主要政治观点,与后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等文献是一致的。您是正确的,而我和父亲错了!

像过去无数次我在梦中寻觅您、在2012年固镇县“方忠谋墓(遇难地)认定不可移动文物听证会”上、在今春以来面对中、英、美、德、法、日等国记者采访一样,我再次向您忏悔、道歉:是我亲手把您出卖给邪恶并送上了断头台。妈妈!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如果能赎回您宝贵的生命,我宁愿立刻去死,哪怕死一百回!

在您遇难43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为自己有您作为母亲而感到骄傲!

您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您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平民,虽然不能与昨天刚逝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受到全人类尊敬的黑人前总统曼德拉相提并论,但是,您勇于独立思考、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精神和他是一脉相承的。我要大声地说:妈妈,我爱您!

 

 

我还要说:假如您不是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而是出生在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等权利的法治国家,当年,即使作为县卫生科长的父亲张月昇和我这个16岁的中学红卫兵向县革委会人保组检举揭发、要求判您死刑并立即执行,您也不该死,不会死!

而在大陆,19671月颁布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凡是……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什么“依法惩办”?从当时经常张贴在固镇街头的《布告》内容来看,就是“枪毙”!

但是反过来:如果不是我和父亲狠心告发,您的冤案就不会发生,您就不会死!我们爷俩对您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就是杀害您的凶手!对此,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否认、隐瞒。

然而,无可置疑的是:尽管我们绝情地告密,但毕竟无权决定您的生死命运。依据“公安六条”规定,当年此案被县、宿县地区逐步升级,报经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判您死刑、立即执行;从213日发案到批准死刑,还不到两个月时间!

归根结底,是一纸恶法剥夺了您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邪恶的帮凶;而杀害您的凶手,是具有镇压大权的国家机器!

 

 

我跪着给您写信,除了真诚地对所犯下的十恶不赦大罪悔过之外,还为了体验在文革中父亲和您被罚跪批斗、特别是您临死那天跪着的感受。

1970411日上午。灰云低垂,冷风袭面。县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南侧广场。白底黑字的“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万人公审大会”巨幅会标。那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到了会场,亲眼看到:

您被五花大绑押上来。当登上用附近小学校的课桌临时搭建的宣判大会台时,您胸前挂的在名字上打着血淋淋红 × 的木牌靠近了膝盖;您突然用膝盖猛地撞击牌子!它的边缘挫痛了您,您用非同寻常的动作表达对专制的愤慨!

您跪在台上,万众瞩目。一个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人揪住您的头发硬往下按——要您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但是按着的手一松,您的脖子一拧、短发一甩,立刻昂起了倔强的头!您怒睁双目,射出了仇恨暴行的光芒!

您环顾会场四周,寻找自己熟悉的面孔。当看见老邻居、西圩生产队长齐洪川时,您向他点头告别(这是十年后他亲口告诉我的。他和小姨说:在出事前,是您有意安排让梅开舅与他的长女——我舅妈定了亲)。您默默地向那些熟悉的眼睛告别……在更多生疏的脸上,您看到的是恐惧、惋惜、兴奋、冷漠、迷茫……

宣判后,为了显示威严,主持者大喊一声:“把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两个当兵的把跪着的您提起来,架着走下木板台阶,人群中一阵骚动。在被拖上停在会台旁的大卡车时,您掉下了一只平跟带襻的黑皮鞋(这是后来舅妈告诉我的)。

我坚信:当脚上的鞋子脱落时,您一定想到了“民国十八年参加共产党”的父亲方雪吾“在死之前,故意把鞋子脱下来”;想到他“名义是保小()校长,实际上做地下工作”;想到“他……筹备党的活动经费”;想到他“打入敌人内部工作,被……杀人灭口”(这是当年212日清晨,您来到东屋孩子卧室里,对我们和舅舅说的话)。

我知道:当刑车发动起来迅速驶离会场、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时,许多人跟在汽车后面追赶,去看行刑场面。您被捆绑着站立在向东急驶的车头,风把您的头发吹向耳后;您背后插着自古以来沿用的“亡命旗”,它在您手臂、上身被紧勒成一团的法绳中。您一定想拼命向车下的人和站在街道两侧围观的民众呼喊:

“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刘少奇、李葆华、邓小平等等,要立即宣布解放”!“我认为彭德怀同志是好同志……搞他是错误的”!“算她(江青)给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账”!“他(毛泽东)把历史车轮倒拉21年,我要把它颠倒过来”!

以上是1970213日夜晚您在家里说的和在纸上写的主要内容,是您在被捕后审讯时的“供述”。十年后我才知道:在县看守所里,他们打掉了您的牙齿,可是您仍坚持观点不变!

我不怀疑:在东郊大木桥北半里地的刑场,望不到边的田野上,枯草萧瑟。在被刽子手踢中跌跪在地上时,您一定想用尽最后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您发不出声音!您被无情地剥夺了“为真理而斗争”的最后权利!当罪恶的枪声响起,您的脑海中一定闪现过我这个“憨子”的脸庞,浮现出让您爱恨交织、无法割舍的亲人们的面容……

写到这里,我再次哭起来,热泪在近视镜片上流淌,模糊了双眼。

 

 

尽管我的双臂自由、两手倚着电脑键盘打字,但跪着的两个膝盖、支撑的脚前掌骨很疼,痛感随着时间延长不断地加剧。

我说您死前要喊口号并非主观臆测:当夜您用扁担划拉下东屋门头上的毛泽东画像;接着把自己反锁进西屋卧室里:您撕扯墙上挂的毛像和诗词手迹,从镜框里取出《毛主席去安源》邮票点火焚烧;在我按父亲命令狠心用擀面杖打了您背部两下后,您喊的就是这句口号!

可怜的妈妈!仅仅因为您说了几句赞扬或批评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话、撕下焚烧了毛泽东像等“圣物”,您就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人人有权享有的生命”权利!(见中国作为创始国的联合国大会194812月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

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里,有几个制定了如此恶法!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与这种反人类暴行相“媲美”的,只有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中世纪以来欧洲“宗教裁判所”——它把反对“地心说”的布鲁诺烧死在火刑柱上!

 

 

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当您的魂魄飘到空中,一定会看到过去的一幕幕情景:

1951年秋。长江之滨安徽安庆市。在桐城大别山里放牛、只读过二三年私塾、有9年党龄、11年军龄的中共党员、25岁正营职干部的父亲与您——同年出生的军分区医疗队荣立三等功的模范护士、共青团员,经组织批准结婚。菱湖公园木桥边、荷花池旁,有您们依偎的身影;钱牌楼胜利剧场里,看黄梅戏名角严凤英演出的掌声如潮,观众中有您们的笑声……

您和父亲调到皖北宿县区中心卫生院工作。父亲任医政课长,您是护士。19526月,女儿小胖(张芳)出生,您带病坚持工作,被选举为工会委员,提拔为护理部副主任。被划地主成分的外公死后,外婆领着佩兰姨(6岁)、梅开舅(4),从老家来宿县投亲。19539月,伴随您产前的巨痛,我呱呱坠地。父亲调任安徽怀远县卫生科长。1954年弟弟出生,您因妊高症急救后转上海中山医院。政府发放保姆工资,您请了3位奶母哺乳我们,自己坚持上班。

1960年。怀远。每月除了花光您和父亲的工资外,您兑完了一二千元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卖掉了自己的金壳手表,买洋葱头等补充家人口粮不足。父亲和弟弟得过肺结核,您计划着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为弟弟订了羊奶。吃饭时,外婆从锅里先捞出大半碗米粒递给父亲;您和外婆嚼着葱头和葱叶,吞咽着像稻糠一样扎嗓子的“无粮面”粑。日子过的艰难,最大幸福是全家八口平安度过饥荒……

 

 

197027日以来,父亲就发现您在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有些不正常。

213日早晨去医院上班到晚上下班,您连续工作了十多小时!而在这一天里,您连一口饭都没吃!送走在家吃晚饭的父亲的新汴河工地三位同事后,您回家坐在堂屋中小凳子上,在木盆中搓洗我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连一口开水也没喝。

当时,“六亲不认”的我像中了魔咒,如一头张牙舞爪、疯狂嚎叫着撕咬猎物的怪兽,对您进行了长时间批斗,直到午夜您被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捆走。我就是没有人性的“狼孩”!

我不知道您到什么时候才能吃上一口饭;您那孱弱的躯体怎能经受得住如此精神、饥寒、劳累、病痛的多重折磨!俗话说:“母子心连心,打断骨头连着筋”;可是当时的我,怎么对您连一点儿怜悯、同情、关爱之心都没有?

当天早上,您是否知道父亲要您请假休息、不要上班的用意?您是否明白舅舅上午去医院供应室帮着您消毒时的想法?您是否懂得我和弟弟在父亲安排下,先后去找您回来吃午饭的心情?虽然做过战场军医的父亲和我们不懂医学精神症状概念,但在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生怕您再发生什么意外,因为咱家难以承受意外的打击了……

 

 

19655月,您和父亲从怀远调到固镇工作。

196612月,14岁的姐姐张芳作为固镇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回家后第4天,忽患脑膜炎去世。对于女儿之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您都没有缓过来,就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说自己的小胖多么懂事、优秀。

1967116日,您和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中。造反派在卫生科院内贴出了大字报,号召打倒“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张月昇!随后,在更多的大字报中,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外公的事:“张月的老婆方忠谋,其父亲方雪吾系恶霸地主、国民党中统特务中心组长,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枪毙。”接着,父亲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街,长期批判斗争。

在一次批斗父亲的会上,您被叫上台陪斗。有人拿出写有“地主分子母老虎”的纸糊帽子逼着您戴,您大声抗议:“这不符合党的政策!”因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而作罢。有人对戴着高帽、低头跪在水泥地上的父亲拳打脚踢。您一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用双臂遮挡着来自周围的拳头、巴掌,护着父亲。

批斗会结束后,您手挽着父亲结伴而行。在公共场合,我从未见过您俩如此亲密。回到家里,您连夜用旧布包着棉花,为父亲缝制了一副厚厚的护膝,准备下次挨斗用。

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尽管您作为“特务嫌疑”“内控使用”已在1964年取消,但到了196810月,您又被医院革委会作为“地主分子”、“特嫌”,进行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后来,由我和弟弟、舅舅轮流给您送饭。

我看到您的脚面肿得发亮,只能穿宽松的布鞋。您每天戴着白袖章,早晚站在医院门前大路边“请罪”;白天则一丝不苟地挑水、扫地、刷瓶子、打扫厕所……对此,您始终毫无怨言;但对这种政治株连、对组织上迟迟不作结论非常不满。

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多么想让厄运尽快地远去,回到那虽然艰苦但生活毕竟已好转的家庭和睦、平安幸福的年代啊。

我的愚蠢导致了家庭巨变:不但您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且再次把咱家——不,是与我们有关的多个家庭推进了苦难深渊!“一失足成千古恨”!

 

 

随着时间延长,我跪着的两腿从疼痛到了麻木。我知道您被捆绑着下跪、支持不住歪倒的滋味了;咬牙摇晃着站立起来——这完全是我这个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歌当真、丧尽天良的儿子让您遭的罪!

213日夜晚在家里,当听到您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引用人家的话时,突然间我闪过一个念头:前几天您说的外公不是地主、死得冤枉等话,都是为地主家庭翻案、为反革命父亲翻案;您这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我家里出现了阶级斗争!我要捍卫毛主席!而表明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避免今后对自己不利,是我当时的部分动机。于是我立即开始了对您的批判斗争!

我的行为是卑鄙的。因为这种行为按当时法令来说虽然正确,但我的部分理由却是错误的的——是为了自私的利益!

从我批判您“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开始,到您愤怒地回答“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碎”时止,在近一个小时里,除了父亲说过一句话外,舅舅、弟弟几乎没说话。直到这时,父亲开口向您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

父亲的话,完全是被我逼出来的!当我说“你放的毒,我条条记得清清楚楚,一条你都跑不掉”时,就做好了检举您的思想准备!这就是我的目的!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已被造反派批斗了21场、刚获得“解放”的父亲心里明白:如果他不立即表态,我就会连他一起告发,全家一块完蛋!

您不知道:在父亲让您自书供述、离家去县里汇报后,激愤的我担心他没有真去报案,又写了一封检举信,包上我佩戴的红卫兵胸章(固镇中学红卫兵营0108),塞进了在院里住的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

父亲对我的行为及后果判断准确:对于您,他想遮掩也盖不住,除非把我这个“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一棍子打死!但是,当着您和舅舅、弟弟的面,他对我这个亲生儿子下不了手!这样做只会使事情更复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但在您的冤案起因上,父亲有一种错觉。

1980613日,您的冤案即将平反;因省里希望做成“安徽的张志新”案,佩兰姨来我家写回忆您的生平事迹材料。

当晚,父亲、小姨和我们在院子里乘凉。父亲说有一个问题他想不通:您出事前,他已经“站起来”工作了,医院革委会也准许您回家吃住了,您为什么突然搞这一出?当时他想:固镇这个地方复杂,难道您能被暗藏的美蒋特务收买了吗?小姨说她也有类似想法。

父亲和小姨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我又何尝不是!我们都缺乏精神病学的常识。而这一点,一直到我为您的冤案写申诉书、彻夜不眠、边写边哭的时候才想到!

 

 

我今年60岁,比您多活了16年。我和妻子与女儿、女婿、外孙一起生活。我们4个大人都是中共党员。与您相比,我们入党根本没费什么劲!

我知道:作为党员干部和您的丈夫,父亲张月昇有很多缺点、错误。在与您结合后19年家庭生活中,他没有给予您足够的体谅、关心和爱护;其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因告发而抛弃了对您的忠诚。不过,他绝没有想陷害您的念头!

父亲迫不得已检举您、在您越狱回家后又把您送进大牢(当时我看住您,拒绝了您进西屋洗头的要求),与我批斗您的动机相同,也出于人的本能“趋利避害”——保住两个儿子和自己!他提出与您离婚(我和弟弟申请与您脱离母子关系),同样是这种心理态度。虽然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却生生地把您送去杀头!

为此,回乡改造、70多岁的外婆成了“双料反革命家属”,每天也站在塥梗路边上“示众”;从事繁重劳动的小姨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舅舅受歧视被扣押信件、遭人殴打;忧愤成疾的二姨离开了人世……这些罪孽都是我造成的!

看守所派人来家替您要零用钱、换洗衣服,父亲不但不给还写信与您“坚决永远划清界限”。对此,十年后父亲有了新认识。198064日,父亲对我和弟弟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我们过去受极左路线影响……现在看来上当了”。

我们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奖赏”:当年您死后,我和弟弟成了货真价实的“黑五类”后代。初中毕业后,同学中的大部分干部子弟进厂、升学或当兵,我和弟弟去固镇连站公社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尽管有所谓“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但“反革命”丈夫、子女的政治帽子如影随形,我们无论如何摆脱不掉。它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父亲告发您无任何好处:您被逮捕后,他把被子抱到东屋来,陪伴我和弟弟睡觉。一天晚上,看到父亲拿起他20多年未摸过的针线,在昏黄的电灯光下缝补着自己的旧绒裤,我的心中无限凄凉,不由得想起了有您在的时候……

1971年初,经同事介绍,父亲与固镇区医院一位素不相识的丧偶女清洁工结婚。为了改变环境,他调到五河县商业局工作,降职为副局长;我们跟着搬了家。在1974年批林批孔、1978年“清理三种人”运动中,您的“罪状”成了父亲两次挨整(曾免职)的原因之一。后来,父亲恢复了职务,工作到离休;200319日因病逝世。

在此,我代表父亲向您和去世多年的外婆、二姨、健在的小姨、舅舅及家人们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我们姓张的实在对不住老方家!我再次真诚地向您们道歉!

197610月,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一夜之间,我的政治信仰崩溃了,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随着父亲官场沉浮,我的病时好时坏,没有能力为痛苦而哀伤,为满足而欢乐,甚至想去自杀!在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慢慢地趋向理智,度过了心理危机。

 

 

难道我是一个生来就坏、本质下流的坯子吗?

古语说:“知子莫若母”。从一出生起,您和父亲的言行举止就开始影响着姐姐、我和弟弟。您们是儿女的第一位引路人;子女也是您们的一面镜子。我们的性格是父母的综合。

冤案发生前五天,我在小姨、舅舅插队落户的岗寺公社溧涧大队玩,您下乡来找我,见面不喊我“铁夫”,而叫我“憨子”。案发当天傍晚,您向在家里下棋的新汴河客人介绍说:“这是我家的憨子。”我愤愤不平:您不该这样称呼我。

当晚,在我使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语言,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对您的观点进行批判时,您告诫我:“孩子,你不懂得阶级斗争!”

前不久,舅舅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那时,我觉得铁夫日益变得无法交流,一开口就是报纸上宣传的那一套,每天背毛泽东语录。我们其他人都不能讲一句不是。”这些话使我想起:我到双三生产队玩那天,舅舅提醒我:“你和队里人讲话,不能照报纸上的话说,人家会讲你闲话的!”

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为了“让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剥削、压迫的人民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伟大理想,虔诚的我不但“照报纸上的话说”,而且照着去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最高指示“努力学习、坚决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也许这就是您喊我“憨子”的原因!

有人说,谎言和誓言的区别是:前者是听的人当真了,后者是说的人当真了。而我把两者都当了真!为什么我失去自由行动能力赋予人类独有的尊严,让正常人觉得像个傻瓜呢?

 

十一

 

您对姐姐、我和弟弟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您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话对我们说;“疼爱孩子,是母鸡也会做的事,教育他们,就是一桩大事了。”您和父亲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要求我们: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好好学习,热爱劳动,艰苦朴素,团结同学,言行一致,“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们努力按照您们的要求去做。

19563月,您担任怀远县医院门诊部负责人。因工作认真,埋头苦干,参加了安徽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您多次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而我们呢?在小学里,姐姐是少先大队干部,我是“二道杠”中队委员。我们几乎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队员”;您和父亲非常高兴。

在固镇县卫生科宿舍,尽管工作、学习忙,您还在业余时间把家属们组织起来,和她们一起学习“老三篇”,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在团支部书记C姨领导下,姐姐、我和弟弟参加了课外学毛著小队,经常学雷锋做好事:帮助建院墙的工人们搬砖、打扫院内厕所、去火车站打扫卫生……

19669月,县里红卫兵大破“四旧”,焚烧了古戏装、古籍、家谱,拆除残存的庙宇等古建筑、砸碎了带有龙凤图案的家具。“人性论”、“尊卑孝悌”、“成名成家”等被作为“封、资、修”彻底批判,取代而之的是“阶级性”、“革命感情”和“又红又专”;衡量、检验事物对错是非的唯一标准是“最高指示”。

作为一个心智不全的13岁小学生,在我刚意识到的、与生俱来的对父母家人的亲情、自由表达意愿、渴望休息娱乐等本性,突然之间彻底抛弃了。在父亲和您赞许下,我砸碎了家里有游龙图案的腌菜缸、外公使用过的青花瓷笔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张红兵”。经县委书记方忠国特批,我们学毛著小队的小学生破例参加了第一批红卫兵!

父亲被打倒后,为了与他划清界限,表现自己“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毛泽东表扬少先队员写父亲大字报的鼓励,有刘少奇子女贴父亲大字报的榜样,我贴出了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他折断我的玩具枪,不符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等。

为了表达“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证明自己紧跟“伟大战略部署”,我和您一起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您揭发批判父亲,但被造反派说成“避重就轻”,停止发言。我随后站起来,揭发了父亲叫姐姐写大字报留底稿等“问题”。

对于我的忤逆行为,您和父亲不仅没有批评过我一句话,反而把我当作大人看待,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话。在我的心目中,已和您们平起平坐。这样的结果,鼓励了未成年人积极地直接参加文革这一国家政治性事件,成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自觉地“斗私批修”、“铲除私心杂念”的狂热信徒,最终将您出卖!

妈!您、父亲与我都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人,不会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做人太实诚了!然而,我们都缺乏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理性主宰着我们的意志,那么我们的意志就足够有力,可以独立于本能需求、偏好或者环境做出选择。

既然您已看出我这个并不笨的孩子变成“憨子”,无论当时您正在遭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在下班之后、身体状况许可情况下,您也该和父亲商量一下,采取适当的、我能接受的方法开导、教育我,使我逐步懂得社会常识,有能力主动行动,自由选择,那该多好啊!如果您们这样做了,我们家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悲的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您和父亲都没有这样做!

 

十二

 

您死后,为了表明与您划清界限,父亲和我根本不愿收尸;除了铺床席子之外,小姨、舅舅连一条多余的都没有,也无法安葬您。后来,舅舅寻访到:您被县看守所在押人犯草草掩埋在刑场旁山芋地一处洼沟里。

19808月,您的冤案虽然平反昭雪、宣布无罪,但留下尾巴。不久,官方正式宣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案发当晚,您说:“我档案里有:我活着不能参加共产党,死了也要参加共产党!”为了实现您的遗愿,我们要求追认您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未果。

1982年清明,舅舅、小姨和我们就地为您捧起一座土坟;此后年年祭祀。

经舅舅出面申诉,1987年,宿县地区中级法院裁定剔除平反判决中您“严重精神失常,一度胡言乱语”的事实情节部分。

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开对“卖母求荣”的困惑,我一直在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自己。当第一次读到明代宋濂的《猿说》中母猴将乳汁洒尽而亡、小猴抱着母亲的皮撞死的故事时,我情不自禁地哭了!猿猴尚且知有母,不忍心看到它死,何况人呢?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很多动物对妈妈都表现出具有亲情的天性,而我却亲手把您送去枪毙!当年所谓“红卫兵”的我,连畜生都不如!

亲爱的妈妈,为了弥补我犯下的“弑母”大罪,报答您的养育之恩,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学习。20多年中,我先后通过了中技、大专、研究生等不同阶段的在职教育,学习了机电、汉语言文学、法学等专业知识。我干过钳工、电工、代车间主任、律师工作者和公务员,现在是一名专职律师。

200911月,因有人在网上撰文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还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等谬论,我现身说法,就《固镇县志》刊登您的案例严重失实、涉嫌侵害您和父亲名誉、侵害您荣誉等问题,以县政府等为被告,先后向北京海淀、丰台区法院起诉,并在博客里公布了诉状全文,以唤起民众的警惕。但法院不予受理。

2012810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固镇县方面以您的墓“不具备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条件”为由,第二次做出不能认定文物的决定,我向县法院再次提起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维持原决定。我向蚌埠市中级法院上诉;但该院维持原判。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寻回您的“忠骨葬家乡”啊!这样做目的是:显现真相。为了子孙后代,以您的文革遭遇作“教材”,“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作家巴金语)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它重演?

 

十三

 

让我幡然醒悟、懊悔不迭的是:您的家庭成分和父亲方雪吾所谓历史问题,竟然是人为制造的大冤案!

1993年至2003年十年里,作为梅开舅的申诉代理人,我两次专程对方雪吾案调查取证,经研究发现:原判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外公是一位门馆塾师,中共党员。1928年,在党员项孟卿帮助、配合下,他在家乡开办农民夜校,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求得翻身解放;并担任桐城县北三区农民协会负责人。1929年,经中共县临委书记章逐明派遣,他和项孟卿等进入国民党县党部任职,从组织上控制了县党部领导权;并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和工农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潮,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另外,土改时方家6口人,只有2间草房、5.3亩佃田,无中大型农具,远够不上当地划地主的标准!

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我外公与同行W的关系很好,W的儿子与您订了婚。您参军后,因提出解除婚约,致使W子失恋而一度精神失常。W的侄儿到高塥任土改工作队长,利用外公与部分群众关系不好等借口,进行打击报复、蓄意陷害,借土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机,不但利用职权将外公划分为地主成分,而且把他当作“恶霸地主”、“匪特”枪决!

我把外公案的申诉提交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但无人接受。

我如梦初醒:您在案发前说:“就是我死了,临死前也要告诉孩子!”上述事实与您生前所说是一致的。冤上加冤哪!我和父亲再次误解、冤枉了您,把您当做“阶级敌人”,并把您送上了绝路!

 

十四

 

弟弟现在是一位执业药师,也有了孙辈,和我家一样,生活得很好。

我们的生活越是满足,我就越思念您,越痛恨自己无法弥补罪过:如果和现在许多老人一样健在,您也才87岁,在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尽享天伦之乐。

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和社会底层生活磨难,在外公、您和亲人们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并在我娶妻生子之后,不懂人情世故的我大彻大悟:那些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毒害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鸦片,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人类有绝对的道德原则:血缘、亲情关系胜过一切其他关系;守住人伦是做人的底线。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我深切体会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先锋维尔涅被革命政权送上断头台,他留下了“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的箴言,在200多年后被无数次应验了,外公、您、父亲和我的遭遇是它的再次应验;阶级斗争学说是当时中国大陆的核心价值观之树,它在文革的土壤和气候中结出了一枚让我终身难咽的苦果;长期地灌输不可置疑的统一思想,不允许独立思考、讨论争辩,不进行宪法至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治教育,搞彻底的人性改造——它在社会、婚姻、家庭、道德、伦理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交出了一份写满“吃人”两字的答卷!

您永远活在我和亲人们的心里!尽管仅44岁的您从世上匆匆而过,但是,您的音容笑貌却定格于永恒……

安息吧,妈妈!

作者附记:此信写于2013127-13日)

 

(作者为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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