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府”对面的纪念碑

智效民

  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邀请,我于5月1日前往台北,参加“纪念五四9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马英九先生不但出席这次会议,还坐在主席台下恭恭敬敬地聆听著名学者林毓生演讲。这让我想起学界的一件轶事。早在抗日战争前夕,竺可桢请马一浮去浙江大学授课,马一浮提出应该让学生“登门请业”,理由是“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因此我以为,马英九能够亲自“登门请业”,而不是让学者去“总统府”讲课,体现了他对学问的尊重。这种尊重对于政治领导人具有示范作用。
  第一次到台湾旅行,本想到各地玩玩,但由于允许停留的时间只有7天,便只能在台北逛逛,顺便买点旧书。转眼间已经是5月7日,因为我预订了晚上的机票,所以还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可以利用。于是我与同伴相约,想去参观一下市政府、市议会、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和“总统府”等政治性场所。中午时分,我们来到“总统府”附近的丁字路口。台湾“总统府”是一座五层楼高的西洋式建筑。建筑物中部,还有一个高高的塔楼。远远看去,犹如鹤立鸡群,颇为壮观。
  由于烈日当空,“总统府”周围没有一个行人,我们打消了前去参观的念头。正在这时,我发现马路的另一边好像还有一个很高、很独特的建筑。走近一看,上面镌刻着“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几个大字。这让我吓了一跳。自从懂事以后,只知道“白色恐怖”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指控,没想到这种指控居然以纪念碑的形式,赫然屹立在台湾“总统府”的对面,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惊诧?
  为了弄清真相,我对它进行仔细观察。纪念碑分两部分:主体部分由黑色的方形基座和一个几十米高的三棱柱组成。三棱柱下部呈暗红色,上部是白色,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纪念碑的另一部分是一面护墙,有两米多高,呈半圆形围绕着三棱柱展开。护墙并不完整,到边缘处有断开部分,使墙体形成一个个石柱。护墙正面镌刻着一段碑文,读完之后,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碑文不长,仅300余字,故照抄于下:
  台湾实施戒严期间(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后,有许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羁押或枪杀,时间长达四十多年。此种惨痛事实形成恐怖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成为台湾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社会发展至深且钜,史称“白色恐怖”。
  昔日威权体制下,统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权剥夺自由,造成无数生命的陨落,家庭的破碎和种种不公不义,举国上下遂长期处于不安与恐惧之中。1990年代之后,在国人流血流汗,持续努力下,台湾走出威权统治,逐渐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
  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因此建立此碑,祈愿台湾从此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正义的国家。
  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谨立
  2008年4月7日
    
  在这里,有必要对碑文中“台湾实施戒严期间”和“昔日威权体制”略加解释。
  先说“戒严”。上世纪40年代末,基于内战原因,南京国民政府于1948年12月10日宣布在全国实行戒严。一开始,由于台湾离战场较远,不在戒严范围之内。1949年5月19日,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陈诚秉承蒋介石旨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从5月20日开始,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随后,当局又颁布涉及党禁、报禁等内容的100多项管制法令,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控制。据有关人士统计,在戒严期间,台湾共发生与政治有关的案件29000余件,牵涉人数高达14万人左右,被处决的大约有三四千人。直到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才颁布“总统令”,宣布从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和报禁。于是,台湾民众把这一天当作宪政的开始,把这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戒严称为“白色恐怖”时代。在台湾期间,我曾经与出租车司机、著名学者、社会名流、书店老板等各方面人士接触过,许多人都提到1987年7月14日,可见这是台湾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天。
  说罢“戒严”,再说“威权”。近年来学界对威权主义的讨论很多,但由于“学术性”较强,往往增加了理解的难度。有些人甚至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为理由,为威权主义涂脂抹粉,大唱赞歌。看到这个纪念碑以后,我发现大陆学界对威权主义的理解,与台湾民众的认识大相径庭。另外,这次台湾之行,我在书店淘到一本旧书,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沧波文存》。其中有一篇解释威权主义的文章,也可以印证我的这一“发现”。
  文章说:“威权主义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哲学,也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它有三个特征:第一,威权主义政权无须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第二,政府的权力不受宪法的限制。第三,政府往往以“决策”的名义独断专行,并对言论、选举进行严格控制。
  文章还说,从历史上看,威权主义的理论根据大约有三类。一是“神权论威权主义”,这种类型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比较普遍。二是“制度化威权主义”,这种类型需要盲目服从,与黑格尔国家至上的理论有关。三是“超人论威权主义”,这种类型受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认为某个人或一群人具有超人智慧,因此他们永远是正确的。他们的行动不应该受到质疑,他们的权力不应该受到限制。这些解释,与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的用意基本上一致。
  看到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从纪念碑落款来看,所谓“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委员会”可能是个临时机构。但是它却代表了台湾民众的基本诉求和一致愿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把这个纪念碑矗立在“总统府”对面,其目的就是为了强调:“保障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所服膺的普世价值。我们不仅要追求历史真相,追究责任,更应记取教训,使执政者不再重蹈覆辙。”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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