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的高层争论

陈祖甲

 


钱学森参加的人体科学讨论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科学的春天到来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一件怪事:以“耳朵认字”为起点,逐渐演化为“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科学”的一股风潮。我当时是《人民日报》分管科学的记者,亲历此事。

“耳朵认字”是从《四川日报》19793月的一篇报道发端的,受到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的支持,很快传遍全国。一时间,什么“耳朵认字”“腋下认字”等类的“超自然现象”在多种媒体上纷纷亮相,至于表演式的传播四处可见。面对现实,有不少科学家站出来揭穿其中的奥妙,反对宣扬这类所谓“超自然现象”。19794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个孩子的“腋下认字”作了科学测试,结果表明系作弊所致。他们写出测试报告,附上当场露馅的照片,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的“信访简报”第92期上发表。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曾在中科院工作过,他看到这期简报,在423日给一些宣传部门的领导作了批示: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样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该要这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当时的《人民日报》科教部讨论了“耳朵认字”等现象,根据基本的人体生理常识,大家一致认为“耳朵认字”违反科学。于是决定要我写一篇评论。5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祖甲”的《从“以鼻嗅文”到“耳朵认字”》文章,批评一些领导反科学理念。事后,报社与我受到很多的攻击。

之后,在同年118日,耀邦同志又就《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手心和腋下认字》的报告,给两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写下批示:

“穆之、井丹同志: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务必请你们把关。”

从这两段批示看,胡耀邦反对“耳朵认字”等伪科学,态度坚定,旗帜鲜明,与此同时,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宣部向各地媒体发出通知,规定对那些没有经过科学鉴定的奇事,不宜公开宣传。于光远、叶圣陶等一批知名人士也站出来批评,媒体上对“耳朵认字”之类的伪科学发表了不少批评的文章。《四川日报》发表四川医学院对那个小孩子的测试报告,证明所谓的“耳朵认字”完全是作弊、耍小把戏所致。

但是,那些“特异功能”的支持者指责反对者“摆出一副中世纪宗教审判官的架势来教训人”。上海有一本名为《自然杂志》的科技期刊,在其1978年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什么是气功外气属性的文章。19799月发表了“耳朵认字”的“考察报告”。这件事得到时任国防科委科技委副主任的钱学森的关注和支持(当然还有主任张震寰)。他专程访问了《自然杂志》,给他们鼓励,在1981年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论述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耳朵认字”等在遭到批评后,改名为“人体特异功能”,钱学森又将其演化为“人体科学”。按钱的论文所述,“人体科学”包括三项组成: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中医,而气功又是中医的核心。这个概念在他19807月同《自然杂志》编辑谈话时就已经提出了,后来正式公开。然而,这个概念至今没有得到中国科技界的承认,权威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也没有同意这个概念。

钱学森及其拥护者于19802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研讨会。19815月在重庆召开第二次研讨会上,钱学森提交论文《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会议提出筹备人体科学研究会。钱学森还几次出版专著,最全的是由上海交大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字数达108万。这个理念虽受到实践的检验和理性的批评,但他一直坚持,直到他去世。

面对“特异功能”支持者的反批评,曾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一方面组织人员继续进行调查(当时调查测试非常困难,不只是经费不足,而且常常被人以“受到干扰发不出功”为借口,或拒绝测试,或为失败辩护),另一方面自己经过研究,写文章提出批评。他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评两年来“耳朵认字”的宣传》。该文指出,所谓“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古已有之,国外称“心灵学”也不过如此。鲁迅先生在杂文中也早有揭露。他提醒人们,应当按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的指点,作理性的思考。

19822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报告会。于光远在会上作了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表示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但不反对对人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第二天,《人民日报》对此次报告会作了报道,并配以由总编辑胡绩伟亲自撰写的编者按,明确表示“我们不相信‘耳朵认字’”。

313日至15日。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召开了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安徽、黑龙江等十个省市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60多位有关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讨论了两年多来国内“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情况,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进一步做严格科学测试的方案。会上还放映了四川医学院对成都19名有“特异功能”的儿童进行测试的录像,记录证明没有一个儿童具备“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的“特异功能”。中国杂技团的魔术大师成功地表演了“透视”功能。

“人体特异功能”的支持者们并没有退让,他们多次找又一些中央高层领导表演“特异功能”,并借此大肆宣扬。当时的国防科委科技委主任张震寰亲自出马给反对“特异功能”的我国心理学家潘菽、李昌、于光远分别写信,指责有加。

接着,他又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信,要他们相信“特异功能”的存在。他在198235日给胡绩伟的信中说:“李昌同志不相信,说他看到的‘耳朵认字’都是假的,那么再找真的看看不好么,这不是辩证法么?于光远同志根本不屑一顾,这是唯物论么?什么叫实践第一的观点?你们有哲学家王若水同志,请他说一说吧。连起码的哲学常识都违背了,《人民日报》作了殉葬品。”

“你们登起文章很大胆,做起事来又胆小,有点不相信自己。谁是科学领导机构,国家科委应当是,但不知他们怎么领导的?就拿耳朵认字来说,你们错了。谁是有权威的科学机构?科学院算一个,李昌同志和报上登的几位著名科学家也不是正确的,最权威的是客观事实,白纸写上黑字是砍不掉的。”他还特意请胡绩伟到国防科工委去看“特异功能”表演。胡绩伟派记者(即本人)去看了,结果是新出山的“大师”张宝胜做的表演在记者们面前出了洋相。

张震寰的信被转到胡耀邦那里。从19816月起,胡耀邦已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在1982410日就此信作了批示:

“转乔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这个问题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作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刊上登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

当时,邓力群已接替王任重担任中宣部部长。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也是相信“特异功能”的。就在420日,中宣部向全国各宣传系统发出通知,说:“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报刊不断进行了‘耳朵认字’之类的宣传。同时,有些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对这类宣传进行批评。最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认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这就是对所谓对“特异功能”“不宣传、不介绍、不批判”的“三不”政策,把胡耀邦坚守两道关的意见作了改变。

因为有了“不批判”三个字,一些“特异功能”的宣传受到限制,同样批评“特异功能”的文章也受到遏制,即便是《知识就是力量》正在连载的于光远文章也夭折了。

这时,《自然杂志》派人到钱学森、张震寰处告状。张震寰听到后大发雷霆,说:“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咱们坚决干下去,干到底。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除了追求真理外,别无他求!”胡耀邦下台后,他私下对《自然杂志》编辑朱润龙说:“钱老真是智慧过人,我当时说的天王老子就是指胡耀邦同志,钱老也一下子就明白了。”(见朱润龙、朱怡怡编辑的钱学森《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后记》)

就在那次见面后,钱学森征得张震寰赞同,于198255日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

信中说:“中国科协四月廿八日通知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就被命令,将即发排的五月号中撤出几篇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论文。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判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

“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钱学森的信被转送到邓力群那里,又立即被送到胡耀邦手中。

对钱学森的信,胡耀邦在513日作了如下批示:

“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两者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

胡耀邦是尊重钱学森的。胡耀邦的批示做了一点让步,提出了“也不批评”。

批示传到中国科协。当时,正逢中国科协召开二届五次常委会。在525日的会议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科协主席周培源同副主席钱学森就此发生争执。周培源不仅反对研究“特异功能”,而且不同意由科协出面办什么“情况汇编”。当时,笔者作为记者旁听了这次会议。根据笔记记录,钱学森当时说,批示“对研究人员是性命交关的。继续研究是合法的,办个情况汇编是合法的,刚才就在我们范围内说一下,不是对党的主席的态度。”他要求把批示“转给大家,这样才公正,否则不是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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